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

總序
學術史
　王國維的西學和國學
　王國維在清末民初中國學術轉型中的貢獻
　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漢學家”
學人
　試論俄國東方學家瓦‧弗‧巴托爾德對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書
　向達先生文史研究的貢獻
　魏特夫與艾博華教授
　師恩難忘——緬懷鄧師恭三先生
　悼克里姆凱特教授
書序
　關于唐史研究趨向的幾點淺見——《二十世紀唐研究》序
　《唐吐蕃大食政治關系史》序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序
　《敦煌吐魯番天文歷法研究》序
書評
　近年西方學者對中國中世紀世家大族的研究
　美國討論施堅雅的區域系統觀的幾篇評論
　蘇聯出版的幾部民族史著作
　評卜德《中國的思想、社會與科學
　——近代之前中國科學與技術的思維背景與社會背景》
　評溝口雄三、汪德邁合編《儒教與亞洲社會》
　評麥大維《唐代中國的國家與學者》
　評Allsen《蒙古帝國主義︰1251-1259年蒙哥大汗對中國、俄國和伊斯蘭地區的政策》
　評《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伯希和編號敦煌漢文寫卷目錄》第4卷
　評《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寫卷注記目錄》
自述
　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

我衷心感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刊行我的文集三種。在表示感謝的同時，我想利用這一機會，對我的學習經歷和文集內容略作說明。

我1953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留校任教，但在1957年教員資格被取消。1970年代末恢復教職後，我的教學和研究領域是隋唐五代史、中亞中古史、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與文物、中外文化交流史。

種種際遇使我較早接觸了中亞史地和中外文化交流兩個領域，從1950到1970年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我和父親張錫彤先生利用運動的間隙，一起翻譯俄國學者巴托爾德（V．V．Barthold，1869—1930年）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在當時情況下，這樣做，只是為了使自已覺得似乎沒有曠日持久地荒廢光陰，稍獲念書人的心靈安慰。始料未及的是，在翻譯巴托爾德書的過程中，我時時被巴托爾德治學的專注和敬業的虔誠所震撼c同時，由于翻譯巴托爾德，我進而知道西方有專注于阿拉伯文獻的卡‧布洛克曼（C，Brockelmann）、德‧古耶（M．J。de Goeje），專注于波斯文獻的約‧馬迦特（J。Marquart〔Markwart〕）、布勞恩（E．J．Browne），專注于中亞出土文書的繆勒（F．W。K Mtiller）等大家。由此，我開始注意這些西方學者研究文史的規模、氣象及其與我國學者徐松（1781－1848年）、王樹棉（1851—1936年）、陶保廉（1862—1938年）、王國維（1877一1927年）等治學路徑的同異，並從他們身上尋求我的精神寄托。1978年重上講台後，我不顧白已的學殖荒蕪，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字。此次出版的三種文集是我1978年以來的一些文字的結集。

我衷心感謝一些學侶，此次大力幫助我將歷年刊出的不曾分類的文章厘定為三輯，使得每輯文章各有側重，取向略有不同︰

第一輯為《文書、典籍與西域史地》。多年以來，我一直感到，西域研究和地中海世界研究一樣，具莫大魅力。每當學人解破一件西域出土的關鍵性文書，就會感到興奮莫名。與地中海世界相比，西域的綠洲和沙磧似乎總是在默默地，但是持續不斷地提供更多有待人揭破的奧秘，舉世對內陸亞洲絲綢之路的研究盛而不衰就是明證。就文化內涵的多樣而言，特別是就多元文化匯聚與交流方面的豐富性而言，西域值得學人像法國年鑒學派或者說整體史學派費爾南‧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處理地中海世界那樣，認真進行一番架構，進而展開綜合性研究。收入本輯中的文字雖然全都局限于西域的一時、一地、一事，但是筆者在寫作過程中無時或忘各種史籍中有關多元文化在西域的匯聚與融合的記載以及相關的出土文書文物。筆者力圖通過對西域的時空間架中的一時、一地、一事的敘述與分析，說明文化匯聚的情景和較長時段的歷史發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諸多稜面可供研究。收入本輯中的一些文章發表較早，此次結集。各位學侶幫助我改正了錯字、標點。潤色了文字。遺憾的是，在一些文章後面所加的“附記”中，筆者沒有可能做較大的補充，以反映後來陸續解讀的西城古文獻、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與後來的學術進展面貌。

第二輯為《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自1900－1901年起1在我國大西北地區的敦煌障塞故址和塔里木盆地邊緣上的綠洲廢墟，次第發現了漢晉時代以來的簡牘、胡語文書和帶有圖像的文物。簡牘、胡語文書和圖像文物發現之初，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些發現將會為學術研究帶來怎樣的轉折。為時不久，人們在考釋簡牘內容和檢閱傳世文獻的過程中越來越明確地認識到，簡牘的詞句雖然簡略，但是經過和文獻記載互勘、互證、互i、可以闡發簡牘和文獻記載的豐富內涵和某些若明若暗的細節。不僅如之、作為一種出土史料，簡牘顯然比書本記載更多反映歷史情狀，古代生舌幸的不少情節端賴出土簡犢而再呈現。至于胡語文書和圖像文物的作毛更是如此，許多歷史時空中已經失落的文明篇章或湮沒不彰的情節借此而得重顯于世。從此，人們研究漢晉以來歷史，只要有簡牘、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新史料可資參證，人們便會逸出文本記載的範圍，不再讓自己局限于傳世文獻。套用近年西方流行的“語言的轉折”（linguistic turn）一語，我們無妨說，在研究中外文化關系史上出現了一個“文獻的轉折”（documentary turn）。學術研究從此受到文本、胡語文書、圖像文物等大量新材料的推動，氣象日新月異。

筆者側重研究唐代的中外文化的交流。筆者每當在美國看到長途汽車公司之一以灰狗（greyhound）為商標，在法國看到郵局用cheet洫豹的生動圖像為特快郵遞件（chronopost）做廣告，我的思路就不禁回到唐代貴族陵墓壁畫上的文豹或獵豹的圖像上來，也不禁想到克羅齊（BenedettoCroce，1886—1952年）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許多唐代出土文本和圖像史料，如果把它們放在亞洲的範圍，進而放在世界的範圍內考察，那麼．隋唐時期呈現的中國文化面貌，顯而易見，是多種文化融合的結果，對之進行考察的視閾既不能限于長安洛陽，也不能限于以安西四鎮為重點的西域。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化的多元，而非思想的一統，成就了唐代的輝煌。淵源于西亞北非的摩尼教文本殘片和來自西亞的祝教性質的圖像等大量新材料的出土，正是對這種開放性和多元化文明的細節表述。本輯所收文章是一些個案研究，用意在于探討中古中國與外部世界在物質生活和思想觀念等不同層次上的交互影響。

第三輯為《史家、史學與現代學術》，此輯收錄了出于不同起因和不同情況而寫的些文章，因為多少都與學術史有關而匯輯在這里。百年來，中、日、英、法、德、俄、美、荷、意、匈等國的漢學和東方學的發展情況是我感興趣並至為關心的課題。我看到，不同國家的學術生態和具體語境不同，導致各國漢學家和東方學家的知識結構不同，然而在諸多不同中，又存在著一些可資互相參照的共同點。為了使論述不流于空泛，我選擇幾位在漢學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歷史學家作為研究個案，分析他們的治史風格，同時也探索個人風格得以形成的社會環境，考察他們在學術轉型中的不同作用。王國維、內藤湖南（1866—1934年）、沙畹（Emmanue-EdouardChavannes，1865—1918年）及其門生、巴托爾德、恆寧（W．B。Henning，1906—1967年）等人一直是我心目中崇敬的對象，在本輯中，恆寧等還沒有涉及，其他幾位宗師的業績雖然被選作研究課題，但是既沒有寫完，更沒有寫好。留意他國的漢學和東方學使我深受教益，本輯中，我對中古史研究的許多觀點和思考，就來自比較不同國家的治學路徑所受到的啟發。此外，卜德（Dork Bodde，1909—2004年）與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關于中國有沒有現代科學的激辯，也是我始終關注的課題，我一直盼望我能夠就這一課題做些工作。

出國二十年，我有兩點體會日益深刻。（一）現代性的特征之一是注重反思，特別是注重自反性的或反身性的批判思考（reflexivity）。我感到，歷史學不僅要注重對個別的史料、史實、史事批判性分析，而且也需要對整體的史學思想傳承和史學發展脈絡進行批判性反思。（二）如果我們想要或多或少賦予自己研究的課題以歷史學意義，那麼，在具體的研究之中取得歷史知識學（historical epistemology）層次的一些認識——哪怕是一些膚淺的認識——便至關重要。現代化階段的史學研究，顯然不能再局限于傳統的有限的、封閉的思考架構中就事論事，因而我們應當充分重視深入細致地比較一些相近的個案，以小見大，得出具有普遍參照意義的認識。

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我四處游學，有失有得。因為中外同行的熱忱支持，間有基金會的資助，我參加了一些高校的教學和研究機構的科研活動。作為參與者（actor），我得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中國大陸之外的學術環境，體驗多種不同的學術氛圍。參照塞爾多（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論證的“他者”（the other）說，我時時檢視並修正過去身在國內形成的單向思路。另一方面，實地考察歐美及日本在社會與人文學科領域的重要成果，有助于我調整自身的知識結構，中國歷史的一些問題在距離拉開之後凸現出來，促使我作進一步的思考。只要精力允許，我將繼續這些工作，整理分析已經搜集的有關中外文化交流和中、日、法、俄等國漢學家的資料，完成我手頭的幾件“半成品”，庶不辜負師友多年來對我的深切關懷愛護。

最後，在三部書稿的出版過程中，榮新江、朱玉麒、許全勝、孟彥弘、姚荸新、雷聞、陳懷宇陳明、黨寶海余欣、楊曉燕、朱麗雙、李丹婕等人承擔了大量的實際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在此我深表謝意。令我特別感激的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為此而費心盡力，作為整個出版工作的統籌者劉瑞琳女士，做了種種安排，甚至派遣編輯來巴黎協助我的工作，在此我深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