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線》對於我十分重要，因為它使我償還了對我一生都具有特別意義的一部文學作品的「欠賬」。這部作品就是二百多年前沈復撰寫的《浮生六記》。還是上大學的時候，我就讀了這本書的英文譯本。那時候，沈復的著作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吸引我閱讀了更多的翻譯成英文的中國文學作品，最終又使我學會足夠的中文，閱讀了一些中文原著。現在，許多年過去了，由於曾經在中國生活、工作，由於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和許多中國朋友與同事密切交往，我的中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我依然要說，通過文學作品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對於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途徑。而這一切都始於《浮生六記》。這本書以其不完整、不確定的形式流傳於世，被世界各地的讀者喜愛、欣賞。
在對沈復的著作表示敬意的同時，我也希望能夠對跨越時空界限行走其間的其他著作表示敬意。我想對作家們表示敬意。他們像沈復一樣，用自己的作品從一個世界到另外一個世界感染我們。我特別感謝中國文學傳統和它在跨越國境走向另外一個國家的力量時，做出了不容忽視的重大的貢獻。沈復的語言是文言文和現代白話文結合的產物。它反映出那個時代書面語言的發展與變化，大而言之，反映出文化與歷史的變革。幾代人之後，一九三五年，林語堂——他也經歷過時代的巨變——在上海第一次把沈復的著作翻譯成英語。這樣做的結果是，他把《浮生六記》這部中國文學經典變成一本非常流暢的英語文學作品，使其以新的面貌出現在外國讀者面前。林語堂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可以用中、英文兩種文字撰寫文學作品的語言大師。他用英文撰寫的暢銷書《生活的藝術》(1938年)，向西方讀者闡釋了中國文化。在這本書里，他寫道：「芸，我想，是中國文學中最可愛的女人┅┅」他愛沈復的妻子猶如沈復自己愛她一樣。林語堂把芸作為一個范例，告訴西方人應該怎樣珍視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的品格。
作為作家和翻譯家，林語堂把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可能性變成了事實。在我准備出版《紅線》的時候，我非常榮幸地得到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和林香菊(音譯)的支持。我這個沈復故事的「版本」以二十世紀末的上海為背景，改編、使用了原著中的某些片斷以及林語堂和其他人的評述，按照自己的意願對原文做了取舍，增加了我自己的翻譯。因此，沈復、芸和魯絲在創作過程中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這樣一來，把本書翻譯成現代漢語的難度就大大增加。我非常感謝翻譯家李堯和郇忠做了這件工作。在贊揚翻譯工作者為傳播各民族不同文化所做的貢獻時，我特別贊賞李堯為使我的作品與中國讀者對話而取得的成就(他也是我的《長安大街》、《黑玫瑰》和《守望者》的譯者)。這個譯本的問世使得發端於沈復的令人愉快的交流和創作的靈感得以延續。
作為小說家，我對這部經典之作進行了想像，賦予它新的內涵，使它成為供今天新一代讀者欣賞的、與《浮生六記》全然不同的故事。《紅線》在過去與現在、事實與推測之間游弋，在一個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已經變化了的世界成形。歷史的幽靈可以再回來，浪漫的愛情故事可以再重演，人們著手新的變革，包括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變革，下一章永遠是個謎。我希望讀者能接受並且欣賞我以敬佩之心為這一對話做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