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與制度創新

緒論
第一篇　總論
　第一章　中國內地與港澳經貿關系的發展
　　第一節　理論框架和前提
　　第二節　貨物貿易主導階段（1949～1978年）　
　　第三節　貨物貿易與直接投資並進階段（1978～2003年）
　　第四節　貿易與投資自由化階段（2004～2007年）
　第二章　CEPA框架下粵港貿易與投資關系研究
　　第一節　文獻回顧
　　第二節　貿易與投資關系的實證分析
　　第三節　CEPA框架下粵港貿易與資本流動
　　第四節　政策建議
　第三章　CEPA框架下香港與內地的生產者服務貿易自由化研究
　　引言　
　　第一節　生產者服務及生產者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內涵
　　第二節　CEPA框架下內地、香港生產者服務貿易自由化效應的理論分析
　　第三節　CEPA對內地、香港生產者服務貿易量影響的估算分析
第二篇　區域經濟整合中的貨物貿易自由化研究
　第四章　粵港貨物貿易壁壘與自由化研究
　　第一節　貨物貿易自由化及其影響、趨勢
　　第二節　粵港兩地貨物貿易壁壘及其實證分析
　　第三節　貿易自由化對粵港兩地產業結構的影響
　第五章　內地與港澳貨物貿易的相互影響及其自由化的推進
　　引言　
　　第一節　內地與港澳貿易關系發展的內外因素分析
　　第二節　內地與港澳貨物貿易的歷史沿革及其發展特點
　　第三節　內地與香港、澳門貨物貿易的結構分析
　　第四節　拓展內地與港澳貨物貿易自由化的思考
第三篇　區域經濟整合中的服務貿易自由化研究
　第六章　服務業：中國開放市場與大珠三角區域整合的重
　　引言　
　　第一節　粵港澳服務產業滲透的歷史與特點
　　第二節　服務業合作成為大珠三角新一輪區域合作的重點
　　第三節　CEPA中關於服務貿易的制度安排
　　第四節　CEPA的實施與大珠三角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深化
　　結束語
　第七章　生產服務業在珠三角的發展
　　第一節　工業化與生產服務業的發展
　　第二節　生產服務業在珠三角的發展
　　第三節　未來發展趨勢與問題
　第八章　專業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
　　引言　
　　第一節　香港專業服務業的優勢
　　第二節　珠三角地區對香港專業服務業的巨大需求
　　第三節　CEPA提供的制度安排
　　第四節　區域專業服務交易自由化的主要框架
　　結束語　
　第九章　粵港金融合作的現狀及發展對策
　　前言　
　　第一節　粵港金融合作的現狀
　　第二節　粵港金融合作的問題與機遇
　　第三節　推動粵港金融合作的主要方面
　　第四節　推動粵港金融合作的原則
第四篇　區域經濟整合中的投資便利化研究
　第十章　粵港澳直接投資便利化分析
　　第一節　文獻歸納
　　第二節　港澳對廣東直接投資的演進路徑
　　第三節　港澳對廣東直接投資的擴散效應
　　第四節　廣東對港澳直接投資的演進路徑
　　第五節　廣東對港澳直接投資的擴散效應
　　第六節　CEPA實施后粵港澳之間投資關系的新發展
　　結語　
　第十一章　粵港澳間接投資便利化分析
　　第一節　間接投資原理
　　第二節　港澳與廣東之間的間接投資的演進路徑
　　第三節　港澳與廣東之間的間接投資的擴散效應
　　結語
　第十二章　粵港澳投資便利化的制度安排分析
　　第一節　粵港澳問投資便利化制度安排的發展歷程
　　第二節　促進粵港澳問投資便利化的制度安排的政策建議
　第十三章　珠三角企業赴港上市融資研究
　　引言
　　第一節　珠三角企業在香港股票市場融資分析
　　第二節　珠三角企業在香港股票市場融資現存問題分析
　　第三節　政策建議
小結　
參考文獻
后記

香港和澳門被西方列強割占和重新回歸祖國的歷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華民族由衰落走向中興的漫長歷程。在英國和葡萄牙對香港和澳門近一個半世紀的管治中，東西文化和制度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形成了香港和澳門獨特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與文化和社會結構。雖然香港和澳門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着相同的政治命運，並都實行自由港的經濟制度，但是其發展路徑、社會結構和法律制度卻存在很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深深打上了英國和葡萄牙這兩個宗主國的制度和文化的烙印。這種制度和文化的差異不僅決定了它們過去的發展路徑，而且還會對未來的發展進程產生影響。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諾斯指出：「歐洲的擴張以及世界其他國家並人大西洋國家產生了兩種基本的結果：從宗主國延伸來的制度和產權奠定了殖民地區后來的發展模式；貿易格局和生產要素的流動也有助於形成大西洋國家本身的發展格局。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殖民地的經濟組織與英國殖民地的經濟組織的明顯差別來自於宗主國延伸來的產權和殖民地天然生產要素的結合。」雖然，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占領的中國領土，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范疇。但是，英國和葡萄牙的確分別對香港和澳門實施了一個半世紀的管治或殖民統治，它們的法律、政治制度和文化都延伸到了香港和澳門，並與本土的文化和制度相結合，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與經濟發展模式。這是我們在研究香港和澳門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形成，以及它對香港和澳門過去和未來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時必須思考的問題。

香港和澳門被英國和葡萄牙強占后，分別在1841年6月和1844年9月被宣布為自由港。由於優越的港口的自然條件，香港作為中國重要對外貿易轉口港的地位在19世紀末已經形成。在這一時期，經香港進口的貨值占中國進口總值的比重曾一度高達55％左右，而出口值則達40％左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殊的國際政治和經濟背景使中國內地與國際市場處於隔離狀態，加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中國基本上只能同以計划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有限的以貨易貨的貿易。20世紀50年代初，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轉口港的地位日漸下降，不得不發展本地制造業，開始了工業化進程並成功實現了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1970年，香港制造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歷史最高峰31％，制造業就業人數占到總就業的40％以上。這是香港經濟的第一次轉型。工業化改變了香港經濟發展的軌跡，實現了經濟起飛，香港從一個轉口貿易為主的自由港變為以產品出口為主的自由港。

澳門的經濟發展卻沒有這麼順利。雖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澳門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發展，一些香港的家庭作坊式企業在澳門也開了不少工廠。但是澳門的企業規模很小，競爭力也比較弱。1961年葡萄牙海外部確定澳門為旅游區，特准設賭。同年，澳門政府頒布《承投賭博娛樂章程》，公開招商承投。從此，博彩業成為澳門經濟的支柱，博彩旅游成為澳門的主導產業。澳門的自由港制度為什麼沒有像香港那樣得到發揮，這是學術界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澳門社會怎樣才能減輕對博彩業的高度依賴和由此引起的負面效應，這也是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百思難解的問題。澳門缺乏像香港那樣的深水良港只是自然條件的差別，它不足以解釋澳門和香港經濟發展路徑的這種巨大差異，真正的原因只能從法律、管制和社會結構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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