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群體和個體層次的人類行為，是所有社會科學和部分人文學科的核心任務。人口統計學致力於對於人口進行數理研究，從而對完成上述任務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工具。人口統計學家主要關注計量方法在人口分析領域的發展和運用，他們的工作對諸多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發展具有重要促進作用。
作為一個學科，人口統計學主要關注如下問題：理解和描述大范圍內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變動過程(這些過程共同構成了人口變遷)及其含義，以及這些過程與各種資源』(不論是經濟的還是環境方面的)與其他社會進程的相互關系。人口史研究一直是這些研究的核心。
然而，人口史研究直到最近才開始改變我們關於人口行為的基本理解。兩百多年來，馬爾薩斯模型一直主導着我們關於人口過程的理解。馬爾薩斯區分了兩種理想形態的人口過程：一種主要取決於死亡率，他稱之為「積極抑制」(positive check)；另一種主要取決於結婚率和出生率，他稱之為「預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人口的「積極抑制」伴隨着持續貧困，而「預防性抑制」則帶來繁榮。在一篇權威的評論文章中，他綜合了當時所能獲得的知識來證明如下觀點：第一種過程是人類大部分歷史上(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內)的普遍現象，而第二種過程則是「近代」歐洲(尤其是當時英格蘭)的特殊現象。
對馬爾薩斯而言，我們今天所說的「計划生育」意味着一種獨特的西方式本領，即有意識地計算生育小孩的成本和收益，仔細考慮是推遲還是放棄結婚。換言之，西方的經濟繁榮，是西方個人主義和理性的結果。現已證實，「預防性抑制」確實在英格蘭出現過，而且甚至比馬爾薩斯設想的還要早，這一事實激發了馬爾薩斯理論的復興(Wrigley&Schofield，1981)。約翰·哈吉那爾(John
Hajnal，1965，1982)、艾倫·麥克法蘭(AlanMacfarlane，1978，1986，1987)等學者提出，歐洲人口轉變的起源、歐洲個人主義的根源，甚至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都緊密交織在一起，並根植於促進了這類革命性的社會經濟變遷的歐洲家庭和人口文化之中。他們和其他當代社會理論家們比馬爾薩斯本人更明確、更系統地確認了一些人口制度，建立了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從而提升並光大了馬爾薩斯學說的理論含義(Goody，1996；Schofield，1989)。
關於非西方世界人口行為的新近發現表明，其他地方、其他形式的「預防性抑制」同樣重要。李中清、康文林和王豐的研究顯示，有相當比例的非西方人口經歷的「積極抑制」比馬爾薩斯及其追隨者所設想的更小，而經歷的「預防性抑制」(Lee&Campbell，1997；Lee&Wang，1999)則更多。這些發現提供了一些關於中國歷史人口的集體人口指數，這些指數有力地挑戰了許多關於比較社會經濟和人口進程的馬爾薩斯假設，反過來又受到了太平洋兩岸新馬爾薩斯主義者的挑戰(Brenner&Isett，2002；Campbell，Wang&Lee，2002；曹樹基、陳意新，2002；Huang，2002、2003；Lavely＆Wong，1998；Lee，Campbell&Wang，2002；Pomeranz，2002、2003；王豐、李中清，2002；Wolf，2001；zllao，1997a、1997b、2002)。
同時，新的數據和方法開始揭示出經濟和其他外在壓力之下人口反應的復雜性。馬爾薩斯及其繼承者集中關注集體層面的經濟條件和人口行為之間的關系；而在今天，微觀層面的縱向記名數據的時間序列和事件史分析相結合，卻使我們可以細致區分死亡率、出生率以及由於社會階級、家庭背景和個體層面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各種人口反應之差異(Bengtsson，1989、1993b)。至少在比利時、中國、意大利、日本和瑞典這五個國家的某些社區，存在着相當具體的歷史人口登記數據，不同學者已經對它們進行了分析(Bengtsson&Saito，2000a;Derosas&Ori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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