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的困惑：尋找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

奉獻
尋找小川
走進日本，小川的工作室
小川的童年
躲避「濁音符」
追隨小川的夢想
認識日本人
沒有渴望的日子
在山形拍攝的日子里
共產主義的集體
激情年代
還是被理想主義感動
關於紀錄片導演土本典昭
「鐵三角」中的黑木和雄導演
寂靜的日子
重新出發
理想和錢的關系
牧野的冬天
1992年紐約的冬天
小川還是生活在我們中間
小川紳介生平簡歷

從小，在我心目中就樹立了這樣的信念：理想主義是偉大高尚的，唯心主義是主觀荒謬的。手頭一本1996年印刷的《現代漢語詞典))在「唯心主義」條目中還專門寫明：「唯心主義一般是剝削階級的世界觀。」

但是有一天，我驚訝地發現，這兩個對我來說意義截然不同的中文詞在英語里竟用同一個詞來表達——Idealism!這使我好像突然悟到點什麼，也不知是理想主義降了，還是唯心主義升了，反正這兩個詞之間的距離縮短了。

屈指算來，認識小蓮已經二十五年，雖不經常見面，但聯系卻從未中斷，知道她一直在勤奮而緊張地拍片、寫作、讀書、思考。她的每部作品——無論電影、小說、紀實文學，或是其他——無不傾注了巨大的心力。這本新作《理想主義的困惑》也不例外，書中記錄了她和小川的交往，她完成小川遺作《滿山紅柿》的經過，以及有關小川的種種，而最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故事后面的故事——對小川的「熱愛和迷惘」。

小川紳介是日本著名的紀錄片導演(1936—1992)，小蓮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88年的夏威夷，小川看了她拍的《女人的故事》，於是這部「漂亮的電影」和「漂亮的女導演」便進入了他的視野。等到他們再見面的時候，已經是1990年，那年在意大利都靈電影節相遇后不久，小蓮應小川之邀去了日本，他答應幫助她做紀錄片《我的日本夢》的前期調查。沒想到的是，小蓮發現小川的工作條件非常艱難，而且第二年他就病逝了，小蓮的片子沒有拍成。

結果是時隔八年后，小蓮卻幫助小川完成了他最后的片子《滿山紅柿》，該片於2001年被評為日本十佳紀錄片。誰都知道，要共同完成一件心靈的作品——而且是沒有商量地共同完成——實在是太難了，沒有精神和藝術的共鳴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一合作是小川的信任，也是小蓮的情意，是兩個電影人的相互理解、欣賞和感動。

小川是以1968年拍攝成田機場農民對抗的紀錄片聞名的。他出生於東京，七歲回到鄉下，在戰時長大，懂得農民對土地的執著感情。當政府征用土地建造機場時，農民反抗了。小川憑着他對貧困的體驗和對電影的酷愛，一頭扎到第一線去拍攝，一拍就是六年，完成了令人震驚的《三里塜系列》，成為紀錄片大師。

1975年，小川工作室開始成為一個公有制的集體，在日本最貧困的農村一邊種地，一邊集資，一邊拍片，過着十分艱苦的2十四小時的共同生活。這是一個二三十人的小型公社，沒有私有財產，所有人都跟着小川干革命，開始的時候，和小川有着共同的理想，或許說他們將小川的理想視為自己的理想。他們拍攝了在現代化過程中受沖擊的日本農民，拍攝了行將消亡的村落，還有那些漸去漸遠的傳統。農民支持他們，感激他們，他們的片子在電影節上讓國際震撼。

然而，讓小蓮深感困惑的——或許也是讓小川深感困惑的是——一個令人驕傲的理想主義群體為什麼在維持八年后竟然潰散了?成員們似乎忍無可忍，一個個托故離去。當散伙的時刻終於到來時，小川讓大家說出理由——說出背叛他的理由，當時打開着的錄音機讓這些人至今記憶猶新。小川是個為理想獻身的人，他支撐着這個工作室，制作出一流的電影，他一人挑着眾人的擔子，難道大家不應該和他一樣為理想獻身嗎?為什麼還要離他而去?如果小川是那種僅僅把理想作為口號的口是心非的人，那麼事情的發展倒不難理解，但小川是真誠的，他是言行一致的。

說起理想之高尚，真讓人難以拒絕。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有具體內容的，每個人每代
人的理想都受其時空的限制，沒有人能永遠地規定理想。在20世紀60年代那個激情燃燒的時代，小川記錄了弱勢的農民反抗，這符合當時的理想。但時過境遷，現代化促進了經濟發展，日本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他們不再反抗，小川的工作於是變得困難，因為日本人的理想改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