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包括哲學家的“幸運”︰與時代問題的“對接”、走出“困學”︰“中和”理論的探索、“理一”之價值本體的最終建立、太極理本論等篇章。
偉大的哲學家或思想家,是以他所思考問題的分量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來定位的。而這問題必然具有歷史之規律與超歷史之意義的雙重性;同時,又牽連著當下時代的困境與苦難,以及人類命運的希望與福祉。朱熹就是這樣的聖人。本書以朱熹“問題”為主線,以朱熹既作為一個哲學家、又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視角立論,嘗試另一種研究方式和路徑,以期使儒家文化傳統之菁華有效地走進當代社會。
在現代之後學術語境中重新收拾我們自家的傳統經典,乃中國學術新氣象的根底所在;其次要表明︰我們志在承接清代學人的學術統緒,進一步推進清代學人的積累——清代學術的不朽成就在于整理歷代經典,如今我們能否取得世紀性的學術成就,端賴于我們是否能夠在現代之後的學術語境中重新擁有自己古傳的歷代經典。
目錄
序 言
第一章 以學統建道統 以道統制政統
第一節 歷史的無奈選擇︰道統與道學的分離
第二節 “士不知所以為學”︰儒者的文化缺席
第三節 秩序認同與價值緊張
第二章 “問題”的形成
第一節 哲學家的“幸運”︰與時代問題的“對接”
第二節 從“格物之義”到“全體大用”︰“問題”的初步確立
第三節 “就里面體認”心學之路的受挫——兼論《牧齋記》
第三章 “理一分殊”難題︰李侗到朱熹思想理脈的解讀
第一節 歷史意識與終極價值的貫通
第二節 李侗影響朱熹的兩個要點
第三節 “難在分殊”︰理性自由之精神主體的艱難獲得
第四節 “天德之效”(“致中和”)如何可能?——李侗留下的“困學”
第四章 走出“恐聞”與“困學” ——道德實踐理性基則的確立
第一節 “一試大儒之效”的致用踐履——兼論《壬午應詔封事》與《癸未垂拱奏答》
第二節 走出“困學”︰“中和”理論的探索
第三節 “中和新說”的最終形成
第五章 “心之德”與“愛之理”——“仁學”系統的完成
第一節 “心”之精神主體的四個要點︰解讀《答張敬夫》(四十九書)
第二節 “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的人性論基則︰《知言疑義》解讀
第三節 “理一”之價值本體的最終建立——《仁說》解讀
第六章 綰合哲學與歷史的“太極”理論——“全體大用”整體之學的完成
第一節 太極理本論
第二節 “氣強理弱”與“理弱氣強”︰“太極”思想中的歷史理性
第三節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與“理”之人文價值
第四節 “道統”制“君統”如何可能︰朱陸“無極太極”之爭的本質
第五節 作為範導歷史方向的道義原則——朱熹和陳亮的歷史與道統之辯
第一章 以學統建道統 以道統制政統
第一節 歷史的無奈選擇︰道統與道學的分離
第二節 “士不知所以為學”︰儒者的文化缺席
第三節 秩序認同與價值緊張
第二章 “問題”的形成
第一節 哲學家的“幸運”︰與時代問題的“對接”
第二節 從“格物之義”到“全體大用”︰“問題”的初步確立
第三節 “就里面體認”心學之路的受挫——兼論《牧齋記》
第三章 “理一分殊”難題︰李侗到朱熹思想理脈的解讀
第一節 歷史意識與終極價值的貫通
第二節 李侗影響朱熹的兩個要點
第三節 “難在分殊”︰理性自由之精神主體的艱難獲得
第四節 “天德之效”(“致中和”)如何可能?——李侗留下的“困學”
第四章 走出“恐聞”與“困學” ——道德實踐理性基則的確立
第一節 “一試大儒之效”的致用踐履——兼論《壬午應詔封事》與《癸未垂拱奏答》
第二節 走出“困學”︰“中和”理論的探索
第三節 “中和新說”的最終形成
第五章 “心之德”與“愛之理”——“仁學”系統的完成
第一節 “心”之精神主體的四個要點︰解讀《答張敬夫》(四十九書)
第二節 “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的人性論基則︰《知言疑義》解讀
第三節 “理一”之價值本體的最終建立——《仁說》解讀
第六章 綰合哲學與歷史的“太極”理論——“全體大用”整體之學的完成
第一節 太極理本論
第二節 “氣強理弱”與“理弱氣強”︰“太極”思想中的歷史理性
第三節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與“理”之人文價值
第四節 “道統”制“君統”如何可能︰朱陸“無極太極”之爭的本質
第五節 作為範導歷史方向的道義原則——朱熹和陳亮的歷史與道統之辯
序
寫作朱熹,還是博士論文的選題。當時的立意,是有感于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困惑,故而致思成“一包熱情”的道德理想主義。時隔十多年,不僅初時立意全無,而且謀篇行文全廢。這就是說,完全寫出了另外一個模樣。這好比本想琢磨為一高華的玉卮,結果卻埏埴了一尋常的陶罐。
其實,把朱熹設思為一純粹的道德理想主義者,在書稿初結之日,心中就頗有不安,但那畢竟是我當時的心願。然而,似有神差鬼使,書稿不達而還,像是冥冥之中要我重新開始。于是,我索性定下心來。
朱熹的一生,呈現出一種豐富的卻又是奇異的樣態︰他始終艱難地用力貫通著兩個世界,即極高水準的形上學理與極為復雜的政治現實。可以說,“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與“經濟夙所尚,隱淪非素期”,是他對自己真切的概括。正是由于這種樣態,給我在如何定義朱熹思想時帶來了困難,那就是說,我找不到令自己信服的切人點。而且我發現,那些互為矛盾的觀點,卻是來自這鮮明的形上與形下的世界的。于此論述,較為典型者是牟宗三和余英時兩位先生。牟氏從道德形而上學立意,評價朱熹的“頭腦是邏輯的、分析的。動就是動,靜就是靜,動沒有靜,靜沒有動”,因此合乎同一律,從而落在物理的層次上。余氏則從歷史現場形而下著眼,指出朱熹及所有理學家所構建的形而上系統“是為秩序重建這一終極目的服務的”,即提供“超越而永恆的保證”,因此,“形上世界雖然重要,但在整個理學系統中卻只能居于第二序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則非秩序重建莫屬。”
牟宗三先生強烈地關懷中國民族精神在現時代的新鑄,價值立意極為鮮明。朱熹是被他作為新鑄道德精神的資源而不是獨立的研究文本,因此疏于整體性地把握朱熹的理論體系和思路網絡就在所難免。設使認真理解朱熹“仁說”和“太極”思想,那個“邏輯的、分析的”,“落在物理層次上”的結論便站立不住了。朱熹所言“仁便有個動而善之意”,“那個滿山青黃碧綠,無非這太極”,如何也掛搭不上這樣的結語︰“只存有而不活動”,“朱夫子講性、理、太極,只成一個泛存有論的概念。”
余英時先生極切近中國儒家的真精神。然而,我們尚需知曉朱熹及理學家們為實現重建秩序這一“終極目的”,是依據怎樣的價值理念,他們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又是什麼樣的形態。為此,僅簡單地說出形而上系統提供“超越而永恆的保證”就不夠了。我們還必須循著歷史現場的“分殊”去深入解讀形而上本體的“理一”,以及“理一”落入社會的“歷史事件”。
那麼,當如何理解這樣兩極的世界在朱熹這里的關聯呢?杜維明先生說,朱熹是傳統儒家中的一個杰出的士,也就是現在我們通稱的“公共知識分子”。于此,我大有同感。朱熹一生從政的時間不多,而且主要在地方。但無論“寒泉著述”,或是“武夷講學”,他幾乎從未停止過對朝局和時政的關心。是否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取決于對時代、社會、歷史之“問題”把握的準確度,以及運用自身學理資源對“問題”透視的深刻度,並為解決“問題”提供有益的路向,亦即敢于肩負批判與建設的雙重責任。
……
其實,把朱熹設思為一純粹的道德理想主義者,在書稿初結之日,心中就頗有不安,但那畢竟是我當時的心願。然而,似有神差鬼使,書稿不達而還,像是冥冥之中要我重新開始。于是,我索性定下心來。
朱熹的一生,呈現出一種豐富的卻又是奇異的樣態︰他始終艱難地用力貫通著兩個世界,即極高水準的形上學理與極為復雜的政治現實。可以說,“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與“經濟夙所尚,隱淪非素期”,是他對自己真切的概括。正是由于這種樣態,給我在如何定義朱熹思想時帶來了困難,那就是說,我找不到令自己信服的切人點。而且我發現,那些互為矛盾的觀點,卻是來自這鮮明的形上與形下的世界的。于此論述,較為典型者是牟宗三和余英時兩位先生。牟氏從道德形而上學立意,評價朱熹的“頭腦是邏輯的、分析的。動就是動,靜就是靜,動沒有靜,靜沒有動”,因此合乎同一律,從而落在物理的層次上。余氏則從歷史現場形而下著眼,指出朱熹及所有理學家所構建的形而上系統“是為秩序重建這一終極目的服務的”,即提供“超越而永恆的保證”,因此,“形上世界雖然重要,但在整個理學系統中卻只能居于第二序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則非秩序重建莫屬。”
牟宗三先生強烈地關懷中國民族精神在現時代的新鑄,價值立意極為鮮明。朱熹是被他作為新鑄道德精神的資源而不是獨立的研究文本,因此疏于整體性地把握朱熹的理論體系和思路網絡就在所難免。設使認真理解朱熹“仁說”和“太極”思想,那個“邏輯的、分析的”,“落在物理層次上”的結論便站立不住了。朱熹所言“仁便有個動而善之意”,“那個滿山青黃碧綠,無非這太極”,如何也掛搭不上這樣的結語︰“只存有而不活動”,“朱夫子講性、理、太極,只成一個泛存有論的概念。”
余英時先生極切近中國儒家的真精神。然而,我們尚需知曉朱熹及理學家們為實現重建秩序這一“終極目的”,是依據怎樣的價值理念,他們理想中的社會秩序又是什麼樣的形態。為此,僅簡單地說出形而上系統提供“超越而永恆的保證”就不夠了。我們還必須循著歷史現場的“分殊”去深入解讀形而上本體的“理一”,以及“理一”落入社會的“歷史事件”。
那麼,當如何理解這樣兩極的世界在朱熹這里的關聯呢?杜維明先生說,朱熹是傳統儒家中的一個杰出的士,也就是現在我們通稱的“公共知識分子”。于此,我大有同感。朱熹一生從政的時間不多,而且主要在地方。但無論“寒泉著述”,或是“武夷講學”,他幾乎從未停止過對朝局和時政的關心。是否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取決于對時代、社會、歷史之“問題”把握的準確度,以及運用自身學理資源對“問題”透視的深刻度,並為解決“問題”提供有益的路向,亦即敢于肩負批判與建設的雙重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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