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寫作起因與大多數現代的學術著作不同。編寫本書的初衷並非出于一個明確的研究方向，而是為了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勞資關系和勞動政策課程能夠更豐富、更深人，也更有吸引力。勞資關系教育通常以對現有的各種過程進行仔細的考察為主，比如研究集體談判（collective
bargaining）工作是如何進行的，並得出在一本重要的教科書中有過明確闡述的觀點，即勞資關系是有關工作規則的研究。但是勞資關系並不是有關工作規則的研究。工作規則只是為了達到更重要的目標的一種手段。勞資關系體制不應該是為了改善工作規則而建立的，其建立應該是為了促進更重要的目標的實現。但是這些目標是什麼？當前世界各國的各種做法和體制還在沿用嗎？如果沒有，為什麼？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改變它？這是一些引人人勝的需要學生去解決的重要主題。
然而，要圍繞這些話題去開設勞資關系課程，就不能再采用傳統的基于過程的研究方法，而是應該轉而采用一種基于主題的研究方法。本書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探索一種基于主題的研究方法來教授勞資關系這門課程。但是當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卻很快發現這些主題之間有著極大的關聯，而且引申出很多問題，而這些在勞資關系課堂上是遠遠不能盡述的。在我看來，作為我的本行的勞資關系，在學術研究領域處于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研究的方法過多地以過程為基礎。以主題為基礎的研究方法有希望為該領域重新注人生機，並為與其他相關領域更有機地聯系起來奠定基礎。這些相關領域對這些廣泛的主題（而不是局限的過程）有著相似的看法。更重要的一點是，這些主題所針對的是關于雇佣的性質方面的中心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任何與雇佣關系有關聯的人都應該關心的，即便是我得出的規範化結論不見得為所有人所接受。
對雇佣關系進行考查可以說是一個引人人勝的過程。雇佣關系問題中包括市場力量、個人的情緒、社會動力學、管理策略和工會策略、工作組織形式、制度和法律問題、歷史、技術、人權問題、談判策略和矛盾的解決策略、關于全球化的爭論以及道德規範方面的問題。從大規模的罷工到宗教類作品，從自由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從激進的工會領袖到偉大的實業家，都對這個問題產生了方方面面的影響。對雇佣關系的各種不同的觀點最終歸結為對自由和公正，以及對經濟市場能否充分滿足每個人的需要等社會問題所進行的廣泛的大討論。因此，在本書中，我試圖抓住雇佣關系的核心問題，即雇佣關系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各種方法。我的目的不僅是要使同學們在課堂上對雇佣關系問題有更多的了解，而且還想使大家從多方面對雇佣關系產生興趣，並就雇佣關系的性質與我們所生存的社會的性質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進行探討。
和許多其他著述一樣，本書也大量地吸取了他人的勞動成果，因為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我們個人所能夠親自從實踐中獲得的經驗也就很有限。這里要特別提到，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同事Mike Bognanno和John Fossum通讀了本書的第一稿，並提出了大量的意見、建議和問題，從而大大豐富了本書的內容。Roy Adams和Bruce
Kaufman對我早期的一篇關于人力資源和勞資關系的論文稿提供了意見。Bruce後來擔任了康奈爾大學出版社的審稿人，我很感激他對我提出的富有建設性的意見以及對我的鼓勵，也很欣賞他一直以來在勞資關系的思想史方面的學術成就。另一位審稿人在意見中指出了需要澄清的幾個方面，並強調了分析中需要加入公司治理和早期的AFL（美國勞工聯合會）治理模式。由于Bruce的緣故，國際勞資關系協會（International
In dustrial Relations Association，IIRA）2003年1月份的勞資關系理論研究小組的參與者，包括John Godard、John Kelly、Tony Giles和Gregor Gall，在我對書稿進行最後的修訂時，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爭論的問題。
一直以來，明尼蘇達大學為開展雇佣關系的各個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熱烈的氛圍。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從Steve Befort、Morrie Kein—er,Brian McCall、Andy Miner、Jim Scoville（閱讀了手稿的各重要部分）以及Connie Wanberg的討論、評論、支持和友誼中獲益匪淺。我要感謝Norm
Bowie對我在道德規範方面的專業引導，以及David Weissbrodt對我在人權方面的專業引導。感謝勞資關系中心（IRC）、卡爾森管理學院（Carlson School of Management）以及明尼蘇達大學給予的人力和財力方面的支持，感謝明尼蘇達大學法律學院在休假期間為我提供的安靜的辦公環境，還要感謝勞資關系中心（Industrial Relations
Center，IRC）工作人員的幫助和支持。此外，特別感謝勞資關系中心Georgianna Herman資料室工作人員在對參考文獻及其來源進行確認的過程中給予的幫助。
Martt Slaughter與我共同研究了國際勞動市場問題，他是一位優秀的合作者，我們之間就全球化問題的交談對我很有幫助。有了這麼多努力才有了這本書，而起因還是從Daphne Taras請我寫一篇關于將技術運用于勞資關系的講授中的專題論文開始。十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頓的指導老師，尤其是David Card和Tim
Guinnance，鼓勵我繼續進行制度問題方面的研究，盡管這方面的問題與主流經濟學的準則相沖突，而這為我寫這本書奠定了基礎。康奈爾大學出版社的Fran Benson在編輯過程中對本書進行了指導。這本書與我的初衷已大不相同，我感謝她在成書過程串對我的耐心、支持和鼓勵。最後，還要同樣感謝我的家人對我的幫助、耐心、鼓勵、支持以及所做的犧牲。我希望我們現在可以有時間去航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