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調查之研究1929—1948

近代以來，中國西南邊疆民族危機日益深重，「滇緬界務，日久未決，片馬江心坡，已非我有，界碑外移，人民外徙」，「西教會已深入普及」，「外洋商品，充塞邊市，印洋法幣，橫行壟斷」，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勢力，通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手段，滲透分裂乃至侵入我西南邊疆，邊疆形勢日趨緊張復雜。

為了救亡圖存，中國社會各界掀起了一個研究邊疆、建設邊疆的高潮。而在中國西南邊疆地區，邊疆問題、民族問題與國防安全問題是相互交織的三位一體的問題。研究邊界邊務，就必須研究邊疆民族。研究國防安全問題，也必須研究民族與界務。正因為如此，大批專家學者和有識之士，紛紛奔赴西南沿邊地區，研究當地少數民族，考察界務，提出對策與建議。到20世紀30～40年代，形成了西南少數民族調查研究的一個繁榮時期，產生了大量研究邊地問題的成果。這些成果，既為當時各級政府建設經營西南，並以西南為依托，抗擊日寇等決策作出了貢獻，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進行民族識別，研究西南少數民族，解決邊界與邊務問題奠定了基礎，積累了資料，至少是提供了經驗與教訓。

實事求是地說，上述成果的取得，與民國時期歷屆政府，尤其是1927～1949年執政的南京國民政府及雲南、四川、貴州、西康等地方政府的倡導、鼓勵、支持與親歷親為是分不開的。由於整個民國時期僅為38年，南京國民政府在大陸僅存在了22年，且由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執政。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把南京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等同起來，把南京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與國民黨的反動的倒行逆施混為一談，多作否定，較少研究。即使有所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對當時的一些專家、學者、學術團體取得的成果上，而沒有注意到站在這些專家、學者背后的各級政府的作用，更沒有注意到各級政府組織的西南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民族學、民族史學界的一大缺憾。

而馬玉華同志《國民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調查之研究》(1929—1948)一書，彌補了上述缺憾。該書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馬玉華，1986年畢業於雲南大學歷史系，在昆明師范高等專科學校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 2002年，再次考入雲南大學中國少數民族史專業(民族學)攻讀博士學位。在讀博期間，她刻苦努力，勤奮好學，選擇了前人很少問津的課題作為其博士論文，從民族學史的角度對南京國民政府及西南幾省地方政府組織的西南少數民族調查進行系統研究。為完成論文，她赴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雲南、貴州、四川三省檔案館，從浩如煙海的檔案中查找梳剔出民國各級政府進行西南少數民族調查的第一手檔案史料，進而對這些史料進行排比、分析與研究，用4年的時間，完成了書稿。

該書以雲南、貴州、四川和西康為空間，以國民政府及雲南、貴州、四川和西康等省政府對西南少數民族的官方調查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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