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有淘汰的法則，人類社會也有，無可避免。然而也有些文學作品經得起這個無情的篩選過程，只要人類還沒有最終消滅，盡管時明時晦，出頭一時，淹沒一時，（不在創作方式的因循、模仿上，而在自由閱讀的欣賞、啟發上，）卻沒有過時的問題。它們可以為各時代所用，盡可以為讀者隨心所欲而加以品評，牽強也好，附會也好，褒也罷，貶也罷，就是抹不殺。文學是人為的產品，一經問世，偏就不受人為的控制。文學作品總有一部分就是這樣的「怪物」。安德雷·紀德所著的《窄門》，盡管規格小一點，也屬於這類奇書，富有可塑性而不點頭的「頑石」。
《窄門》原書初版於1909年，正在紀德創辦具有過輝煌歷史的《新法蘭西評論》這個文學刊物的一年，經過時間的考驗，在法國以至西方文學史上，毀譽由人，總是站住了腳跟。我這本譯稿，1937年夏天，開始在雁盪山的靈峰寺，結束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後幾天，在上海法租界（當時一邊聽遠處炮聲一邊不時奔赴街頭搶買報紙號外）。譯本在抗戰期間桂林的一家出版社出版過，從封面的庸俗設計到正文錯亂排字，印得不堪入目；戰後在1947年正式出版於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轉眼至今也已是40年。多少變幻的風雲過去了，如今嚴肅的讀者，善於思考的有心人，讀了這個重新修訂的譯本，按我的主觀推測，總還是不能不有一些感受吧。
這是愛情小說，沒有色情描寫，也沒有聳人聽聞的噱頭。但是其中的意義可以超出兒女情這一點表層。 1946年，我到剛被「劫」收後的上海，為譯本正式出版寫序，隨了介紹小說內容而發了一點含混其詞的感慨。時過境遷，40年後，現在隨校改舊譯本而繼續並修訂以前的感慨，我又覺得另有一些話要說。
時代不同，社會思潮不同，中西地域風習文化的傳統與背景不同，一部特定時空里產生的藝術成品，盡可以跨越到另一個特定時空，發生作用。這部中篇小說我看也可以作為一個佐證。宗教觀念（不是說迷信劣根）普遍薄弱，我認為並非中國悠久文化思想的缺點，相反，正是長處。正因為不是當局者迷，我們對書中展示或揭露的平凡而乖戾的情事，不僅比著者自己和西方一般讀者更感震驚，也比著者及其創造的小說主角更易超脫，更可引以為鑒。
中國的一種古老傳統值得我們自豪：遠在西方基督教興起以前，古代民歌集《詩三百》以《關雎》篇列首，後世的迂儒解釋為歌頌後、王之德，雖屬歪曲，倒也表現了一點與基督教的扭曲思想截然的對立。奇怪，上帝創造世界，創造亞當與夏娃，一旦發現他們知道了男女事，構成人類的「原罪」，就把他們逐出了伊甸園。虔誠的凡胎俗骨就以「贖罪」為畢生的最高理想!西方人將近兩千年以來竟以此為「文明」；這對於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的主體說來，對於我們今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者說來，卻是咄咄怪事。小說女主角阿麗莎，本采是那麽可愛的姑娘，卻正按此求「德」，折磨自己也折磨與她相愛的故事敘述者芥龍逼他進「德」，變成了矯情的慈善庸人可憐可氣的婆娘，實在何苦!她在暗中（在日記里）表現的靈肉沖突，發出的絕叫，也就慘極人寰。這一切實際上都得怪這一對男女的天真、純潔；要是在別些教徒的場合，特別在一些天主教徒的場合，倒是不成其為問題，他們太容易以岸然道貌掩蓋酒色縱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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