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所提出的某些思想可以追溯，遠到1907年；到了1909年，所有這些思想和觀點都已經整理有序，那時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純經濟特征的這種分析的總框架已經形成，而且自此沒有發生重大的改變。本書第一次出版是以德文形式，在1911年秋天。在它停止出版10年之後，當時我有些勉強地同意了印刷第二版，我刪掉了第七章，重新寫了第二章和第六章，並且在文章的某些地方做了縮減和增補。這是在1926年。德文的第三版僅僅是第二版的重印，現在的英文譯本也是根據德文第二版翻譯的。
如果說，在本書這次再版中，我除了對其評注以外沒有其他任何改動，是因為我相信原書中每一個論點都是讓人滿意的，那我將是對本書自第一次問世以來我所做的和所想的做了一個非常有害的判斷。盡管我確實認為本書的綱要——或者被稱作「觀點」——以及本書的結論在總體上是正確的，但是也有許多地方我現在有其他的看法。我只舉一個例子來說：當經濟周期理論第一次提出時，讀者可以在第六章找到，我當時想當然地認為只存在一種單一的波浪式運動，也就是尤格拉所發現的那種周期。但是我現在相信至少存在三種這樣的運動。可能還更多；而且當前經濟周期理論家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精確地把它們分開來，並描述它們之間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現象。但是我沒有再本書後來的版本中把這一要素引用進來。因為書記就像孩子們一樣，當它們一旦離開父母的家，就成為獨立的人了。它們過著自己的生活，而作者也有它們自己的生活，我們不應該去干預那些離開了家稱為局外的人。本書已經開拓出了它自己的路，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它在其所處的時代和研究領域中，在德文文獻中已經贏得了某種地位。對我來說，看起來最好是應盡可能地讓它不受干擾。要不是由於我的受尊敬的朋友陶西格教授的建議和鼓勵，我幾乎就沒有想到要出一個英文版本。
也由於同樣的原因，我沒有遵照我的偉大的導師龐巴維克的方式辦事，他在他出書以後的版本中，極其細心的關注每一個反對或批評的意見，並加上他自己的評論。而對於那些對我的論點提出仔細批評的人——這是我所榮幸的事，我卻把爭論限制到最低限度，這決不是我所對他們缺乏任何尊敬。然而我必須坦言，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即一種在實質性問題上的反對意見，並且這個意見在我看來具有說服力。
很顯然，就目的和方法而言，本書是「理論性」的，這里不是作為方法上的一種信仰表白的地方。關於「事實」研究和「理論」研究的關系，我想，或許我現在的想法和1911年有所不同了。但是，我仍然堅信，我們的科學，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樣，不能沒有我們稱之為「理論」的那些被提煉了的常識，這些常識為我們考察事實和實際問題提供了工具。不管新的眾多的未經分析的事實，尤其是統計上的事實，對我們的理論工具的關系是多麽重要——毫無疑問，隨著大量事實材料不斷增加，新的理論博士也必將不斷地被啟示，從而逐步地，靜靜地改進現有的任一理論，但它仍然不失為一種理論。比如說，我至今還不能讓自己確信諸如利息的來源之類的問題是既不重要也不令人感到興趣的。可以這樣來看到這些問題，但無論如何，那只是由於作者的過錯。但我仍然希望，通過在貨幣、信貸、利息以及經濟周期方面的一些更加「現實」地研究，能夠在不久提供詳細的資料，這些資料正是現在這里缺乏的。
本書的論點形成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但這並不是由於事先周密計划。大約在25年前，當我開始從事利息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研究時，我並沒有懷疑這些課題將會彼此間相互聯系，並於企業家的利潤、貨幣、信貸等等類似的問題有緊密的聯系，而且這些恰好在當時以論點的方式向我表現出來。但是不久就變得很清楚，所有這些現象——包括許多次要的現象——都只不過是另一個不同過程所引起的事件，而且將用來解釋這些現象的那些簡單的原理也會用來解釋特殊過程本身。結果表明，這些理論本身對我們是很有用的，並且可以與均衡理論相對應，均衡理論不論是明顯的還是含蓄地曾經總是，並且現在仍然是傳統理論的核心。起初，我用了「靜態」和「動態」這兩個名詞來表示兩種結構，但是現在（遵從弗瑞希教授），我明確地說不再使用這兩個詞表示這個意義。它們已經被其他的詞所替代了，可能這些替代的詞看起來有些拙劣。但是我仍然堅持這種區別，因為我不斷地發現它們在我現在的研究工作中有很多幫助。即使超越經濟學范疇，這種情況在其他理論中已經被證實，即我們稱之我文化演進的理論；這種文化演進理論，在重要的論點上，與本書的經濟理論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種區別本身曾經遇到過敵對的批評。但是，如果把日常經營的一家公司所產生的現象同心創一家公司所產生的現象區分開來，難道這樣真是與現實生活不相符合，或者是人為的嗎？那些對鑽研詞語的歷史感興趣的人，如果他們覺得應該這樣做，倒應該談到某種動物學上的類比。因為靜態和動態這兩個詞語是由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引入經濟學的，雖然它們有著不同的含義。穆勒可能是從孔德那里引入的，而回過頭來，孔德又告訴我們他是從動物學家德·布蘭維爾那里借用來的。
我誠摯地感謝我的朋友雷德弗斯·奧佩博士，他給與了我無可比擬的幫助，承擔了這樣一種非常難駕馭的原文的艱苦的翻譯工作。我們決定刪去原版第一章和第三章的兩個附錄部分，以及其中的一些段落或小節。在某些地方，我們改動了一些說明性文字，好些頁數也重新改寫了。由於書中的論點本身沒有任何改動，故我覺得做一張更改對照表是多余的。
約瑟夫·A.熊彼特
美國，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
193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