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周恩來研究組(下分生平和著作兩個小組)組長劉武生同志撰寫,黨史專家金沖及為本書作序。
全書內容豐富,史料翔實,可讀性強。結構安排錯落有致,繁簡得當,行文流暢,文字練達,真實記錄了周恩來在晚年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歷。
作者之所以萌生撰寫本書的念頭,是因為看到海外流傳的某些恣意詆毀周恩來的書籍和文章,於心難忍,依據自己十多年學習、編輯周恩來的著作、生平、思想,確信周恩來絕對不是那些誹謗文字所說的人。於是他決定提筆反擊那些謬論,為周恩來辯誣和正名。
作為研究周恩來生平和著作的專家,作者劉武生有機會系統地閱讀了大量檔案材料,訪問了有關人士,近年來發表過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這次他又集中力量用兩年的時間研究「文化大革命」時期中的周恩來,力求如實地再現歷史的真實。2006年1月8日,是周恩來同志逝世30周年。作者也希望以本書的出版來祭奠和告慰周恩來的英靈。
目錄
序
卷一 面對「文革」興起
卷二 維系經濟運轉
卷三 保護社會棟梁
卷四 相機頑強抗爭
卷五 開創外交新局
卷六 批判極左思潮
卷七 促成鄧小平復出
卷八 避免大權旁落
卷九 燦爛巨星殞逝
附錄 中外人士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周恩來
主要參考書目
后記
卷一 面對「文革」興起
卷二 維系經濟運轉
卷三 保護社會棟梁
卷四 相機頑強抗爭
卷五 開創外交新局
卷六 批判極左思潮
卷七 促成鄧小平復出
卷八 避免大權旁落
卷九 燦爛巨星殞逝
附錄 中外人士論「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周恩來
主要參考書目
后記
序
周恩來是20世紀的偉大政治家之一,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他對人民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他精力充沛地解決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他謙虛謹慎、周密細致、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一直深深地留在億萬人民的心里。
《周恩來的晚年歲月》,講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的事。這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時期。這以前,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里,他幾乎一直處身與斗爭旋渦的中心,不知經歷過多少狂風惡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特殊而艱難的局面,他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中間許多棘手的兩難處境,也許是后人根本難以想象的。
在談這個問題時,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兩段話很值得注意。一段說:「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里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也就是周恩來當時所處的客觀環境。另一段說:「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這里是集中全黨的意見,對周恩來在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所作所為做出的公正評價。
應該承認,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事前,他沒有參與「文化大革命”的醞釀和准備,是被動地卷入這場運動的,對許多事感到難以理解。但最初當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別是干部中存在嚴重脫離群眾、甚至同群眾相對立的現象,需要「找出一種形式」,放手發動群眾,「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時候,周恩來是擁護這種主張的,盡管他對當時出現的許多嚴重違反政策的行為並不贊成。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它所造成的災難性惡果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出來。周恩來比較早地察覺到這些問題,十分憂慮,力圖加以限制或避免。但當時可供他選擇的余地其實很小很小。某種程度上說,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澤東決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不是什麼個人問題。在當時,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前面所說「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哪一條都做不到。對黨和國家、民族懷有那樣強烈責任感的周恩來,怎麼可能不顧這一切而任意行動?另一種選擇,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時還得違心地說一些話和做一些事,這對他是一種十分痛苦的選擇,但不付出這些代價,就不可能發揮這些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些話是值得反復玩味的。它正是周恩來此時此刻內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我們還可以看看鄧小平、陳雲的評論。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
......
《周恩來的晚年歲月》,講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的事。這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時期。這以前,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里,他幾乎一直處身與斗爭旋渦的中心,不知經歷過多少狂風惡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特殊而艱難的局面,他也從來沒有遇到過,這中間許多棘手的兩難處境,也許是后人根本難以想象的。
在談這個問題時,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有兩段話很值得注意。一段說:「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里說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也就是周恩來當時所處的客觀環境。另一段說:「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這里是集中全黨的意見,對周恩來在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所作所為做出的公正評價。
應該承認,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事前,他沒有參與「文化大革命”的醞釀和准備,是被動地卷入這場運動的,對許多事感到難以理解。但最初當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別是干部中存在嚴重脫離群眾、甚至同群眾相對立的現象,需要「找出一種形式」,放手發動群眾,「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時候,周恩來是擁護這種主張的,盡管他對當時出現的許多嚴重違反政策的行為並不贊成。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它所造成的災難性惡果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出來。周恩來比較早地察覺到這些問題,十分憂慮,力圖加以限制或避免。但當時可供他選擇的余地其實很小很小。某種程度上說,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澤東決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不是什麼個人問題。在當時,不僅於事無補,而且前面所說「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哪一條都做不到。對黨和國家、民族懷有那樣強烈責任感的周恩來,怎麼可能不顧這一切而任意行動?另一種選擇,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時還得違心地說一些話和做一些事,這對他是一種十分痛苦的選擇,但不付出這些代價,就不可能發揮這些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些話是值得反復玩味的。它正是周恩來此時此刻內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我們還可以看看鄧小平、陳雲的評論。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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