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國境的歷史認識：來自日本學者及海外學者的視角

序言
歷史事實與歷史認識
中日關系史的語境——19世紀后半葉
關系緊密化與對立的原形——從甲午戰爭到「二十一條」要求的提出
「反日」、「反中」循環中的日中外交——滿洲事變前夜）
圍繞《田中奏折》的論爭——實際存在說與偽造說之間
「滿洲國史」的爭論點——同時代與后世的觀點
南京殘暴行為——建設性的對話是否可能
汪兆銘與「南京國民政府」——抗日戰爭中的「對日協力」
為了實現和解的歷史認識
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制度與論爭
中國和日本歷史教科書中的相互認識
如何認識台灣史和日據時代
戰后日本的政治與慰靈
日中間的戰爭賠償和戰后補償問題——被追問的歷史認識和戰后處理的方式
歷史對話與史料研究
索引
后記

進入1990年代后，隨着冷戰體制的解體，出生於「二戰」前的那代人逐漸退出日本社會舞台的前台，代之而起的戰后一代開始掌握日本的命運。共同經歷了20世紀戰爭歷史的中國，也從90年代中期以后，進入了一個相同的時代，兩國的戰后一代不曾親身經歷過敵對狀態，人們期待着進入一個他們建構的面向未來的信任關系基礎上的新時代。

可是，雖說兩國在經濟與社會兩方面的相互依賴關系更加深化了，但是戰后一代之間的共同語言反而越來越少了。造成這種隔膜的，並不是戰前那代人遺留下的「戰爭的歷史」，而是「記憶歷史的方法」、「描述歷史的方法」，以及「傳承的方法」。這件事情說明，比起戰后一代，共同經歷過兩國戰爭的那代人更容易開展對話。從1972年恢復邦交以來保持了20多年的「日中友好」的時代，是真正站在兩國對過去的歷史的反省的基礎上，精心維護培養的結果。如果把歷史當作是現在與過去的對話，可以說，中國與日本曾經對比較容易達成共識的過去進行了對話。在對話中，即使未能形成共同的歷史認識，也加深了對彼此的歷史認識的理解。

中國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經濟連續20多年快速增長，也達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公開與學術研究的自由。寬容的社會氛圍當然也影響到了歷史學研究領域。「階級斗爭史觀」、「近代化史觀」、「多民族統一國家史觀」等各種觀點並存的同時，在部分歷史學家之間，長期以來將排外運動與革命視為歷史發展的原動力的觀點受到冷落，相反，曾被認為是「反動」、「賣國」的人們以及他們推動的「洋務」及「變法」等活動，成為重新評價的熱點。目前對史料的公開及利用情況，與20年前相比恍如隔世。由於現在能利用到各種各樣的歷史資料，歷史學者獲得了更多的與過去對話的渠道。而且，表現形式等社會環境的變化，也增加了大眾描述歷史的渠道。南京大屠殺與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就是在這個時期廣為戰后一代所知的。

獲得了眾多渠道能夠與過去對話的中國歷史學者，一面促使日本的現在與過去進行對話，一面修正了對現代日本的印象。邦交正常化當初，在中國人中，普遍認為日本是從戰敗的廢墟中重建起來的和平國家。當時的政治條件下，中國政府認為「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毛澤東主席指出「日本民族是個偉大的民族」，這為中國國民的對日認識起到了充分的方向性的作用。可是，隨着中國社會劇烈的變化，政府賦予人們的日本觀發生了巨大變化。從邦交正常化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15年間，中國歷史學者在「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的思路下要求現在的日本與過去的日本展開對話，但當日本社會的「右傾化」成為普遍認識后，現在與過去對話的思路自然地就偏向了戰爭中日軍的殘暴行為了。

日本經過快速經濟增長一躍成為世界頂尖級國家，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路線的同時，日本開始重新認識過去的歷史觀，那就是日本的近代主要是侵略的歷史，以否定的態度看待這段歷史的歷史觀。這種動向超越了歷史學界，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與「戰后政治的總決算」這個口號一起滲入國民的意識中，以教科書問題與首相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引起的爭論為表現形式，發展為與周邊鄰國相關的外交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