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勢民主》是本傑明·巴伯教授對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理論進行深刻分析和全面反思的重要著作,同時也是我們理解當代西方不同民主理論流派的經典作品。
《強勢民主》在1984年首次出版後即對當代西方民主理論與實踐產生了重要而持續的影響。《紐約時報》曾經對巴伯教授的思想作出如下評論:「巴伯賦予參與思想以制度上和智力上的活力,他的獨特貢獻不在於其提出了有關立法的建議,而在於他勾勒出一種從可能出現的強勢民主的實踐來看待政治的方式,巴伯的研究是極富原創性的,同時也是極具挑戰性的」。
目錄
二十周年紀念版序言
致謝
1990年版序言
1984年版序言
譯者導言
第一部分弱勢民主:針對自由主義的辯論
第一章弱勢民主:作為動物管理的政治
第二章前設概念的結構體系:牛頓式的政治學
第三章自由主義民主的認識論體系:笛卡爾式的政治學
第四章自由主義的心理學體系:去政治的人
第五章20世紀的弱勢民主:潛在的病理分析
第二部分強勢民主:為公民身份的辯論
第六章強勢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政治
第七章一種概念體系:參與模式中的政治
第八章公民身份和參與:作為認識論的政治
第九章公民身份與共同體:作為社會存在的政治
第十章真實的現在:現代世界中強勢民主的制度化
致謝
1990年版序言
1984年版序言
譯者導言
第一部分弱勢民主:針對自由主義的辯論
第一章弱勢民主:作為動物管理的政治
第二章前設概念的結構體系:牛頓式的政治學
第三章自由主義民主的認識論體系:笛卡爾式的政治學
第四章自由主義的心理學體系:去政治的人
第五章20世紀的弱勢民主:潛在的病理分析
第二部分強勢民主:為公民身份的辯論
第六章強勢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政治
第七章一種概念體系:參與模式中的政治
第八章公民身份和參與:作為認識論的政治
第九章公民身份與共同體:作為社會存在的政治
第十章真實的現在:現代世界中強勢民主的制度化
序
《強勢民主》出版20周年以來,平等與自由,社群與個人主義,參與式民主與代議制民主之間微妙的辯證關系仍然沒有發生多大的改變——它們之間的關系仍然像過去幾百年中那樣,充滿了矛盾和緊張。但是,這些關系所依賴的環境卻一直在改變,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在發生急劇的變化。社群主義者(communitarian)對自由主義式的個人主義的批評已經發展成為真正的公民運動,並且在美國兩個主要政黨中贏得了政治上的勝利,例如在國家公共服務方面。但是,無論是對左派還是對右派而言,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國外,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主張和反對「大政府」的觀念同時也已經成為選舉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必不可少的意識形態方面的條件。1996年,克林頓總統明確宣告「大政府的終結」似乎已經隱含了把某種關於公共物品的哲學作為民主的目的來接受的觀念。當那些進步的民主主義者也很難舉出一個對民主有利的有效證據時,那種認為持有基本民主權利的民眾為了承擔各種共同任務而共享他們的資源和發現共同意志的說法也就顯得令人懷疑,更不用說更進一步的強勢民主了。
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外,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很明顯的民主的弊端在更大的范圍內蔓延開了。那些名義上的民主國家的數量一直在增加——今天,還有哪個國家不喜歡將自己稱為民主政體呢?但是,那些確實在實行民主的國家則是數量有限的,而且我們甚至不能認為美國也總是能夠包含在民主國家的行列中。
我在20年前就曾指出,科學技術和通訊是進行民主改革的至關重要的調節器。它們一直在進步,現在,它們不僅給參與式民主帶來了可喜的機遇,而且也帶來了諸多的挑戰。同時,20世紀後半葉的全球化進程開始逐漸侵蝕作為傳統民主基礎的國家主權,這在新世紀里成為了政治和經濟景觀中最顯著的特征。我在《聖戰vs麥當勞世界》(Jihad us Mcworld),《權力的真相》(The Truth of Power)與《恐怖的帝國》(Fear』s Empire)(2003)等著作中不僅考察了全球化進程對全球經濟、文化、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的重要影響,而且考察了那些決定全球化的進程也通過各種重要方式明顯地影響著民主的發展。
強勢民主不僅僅只是可以被評價為能夠矯正美國民主弊端的革新,而且現在必須用全球化的視角去審視它。當許多國家從共產主義的束縛、軍人政府長期陰暗的統治和反動的神權政治中過渡到介於無政府狀態和民主之間的苦難狀態時,也就給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暴政形式都帶來了機遇。這既使得全球民主的圖景變得復雜了,同時也產生了關於後現代社會中民主問題的新爭論:什麽樣的制度(如果有這樣的制度的話)才能使阿富汗、克羅地亞、烏干達、伊拉克等國家以及那些出現麥當勞世界(McWorld)和聖戰(Jihad)相對峙的社會實現民主化呢?民主化就一定意味著美國化嗎?或者,反過來說,美國化就一定是民主化嗎?是否政治的市場化、經濟的私人化就相當於民主(也就是指那種業已失敗的後蘇聯時代的「民主化」構想)呢?政治市場化與經濟私人化是民主發展所必需的(或是可能需要的)條件嗎?或者說,民主與資本主義是一致的還是可能不相容的呢?無論強勢民主還是弱勢民主,是應該將它看做單數的還應該看做復數的呢?它是意味著整齊划一的模式,還是表明可以適用於多種獨特文化環境的能夠進行改變的過程呢?換言之,本書的標題更命名為《諸種強勢民主》(Strong Democracies)是否更為合適呢?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僅僅從國內的視角去思考民主的本質和命運是不夠的。全世界各國相互依賴的現實弱化了國家主權,使國家間的界限具有可滲透性。這就產生了新的問題,即采用什麽類型的政府(如果有這樣的類型的話)才能監督國際關系或國家內部事各。當前,全球化涉及到商品、市場、犯罪、疾病、貧困、資本、毒品、武器和恐怖主義的國際化等許多問題,它向我們展示出由於主權弱化所帶來的有害的和無政府狀態的一面。但是,它沒有描述諸如國際化的公民制度或者政治制度之類的東西,因為這些安排尚未出現。現在,國際關系要麽是處於無政府狀態(根本沒有全球性的民主政府存在),要麽是處於私人暴政的狀態(由壟斷性的跨國公司和決非民主的跨國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所操縱的市場力量),而不受任何建立在跨國的公民身份或者公民社會形式基礎上的慈善的、具有建設性的相互依賴的新制度安排所管轄。所以,問題不再是美國、法國或者日本將能否繼續保持代議制民主的「弱勢」民主政體的形式,也不再是伊拉克、烏干達、哥倫比亞能否成為各種強勢民主國家,而是在各種國家、非政府組織與國際資本機構(所謂的國際金融機構)之間日益顯著的全球性關系上能否實現民主——不管是參與式民主或者是強勢民主。
在這項工作中,研究上述基本的緊張狀態對於民主的未來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我將簡要地闡述這些新挑戰如何在一個日益增長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的、科技進步的、寡頭壟斷市場的世界中使強勢民主變得更加復雜的。這些挑戰包括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力量使得對民主的追求發生變形,使得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發生偏差;包括正在變革的技術特性及其不斷增加的壟斷對強勢民主的影響;也包括從暴政中掙脫出來的社會進行民主化的問題;還包括各種全球經濟關系、公民關系與政治關系的民主化進程中可能發生的事情及其妨礙因素。
……
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國外,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很明顯的民主的弊端在更大的范圍內蔓延開了。那些名義上的民主國家的數量一直在增加——今天,還有哪個國家不喜歡將自己稱為民主政體呢?但是,那些確實在實行民主的國家則是數量有限的,而且我們甚至不能認為美國也總是能夠包含在民主國家的行列中。
我在20年前就曾指出,科學技術和通訊是進行民主改革的至關重要的調節器。它們一直在進步,現在,它們不僅給參與式民主帶來了可喜的機遇,而且也帶來了諸多的挑戰。同時,20世紀後半葉的全球化進程開始逐漸侵蝕作為傳統民主基礎的國家主權,這在新世紀里成為了政治和經濟景觀中最顯著的特征。我在《聖戰vs麥當勞世界》(Jihad us Mcworld),《權力的真相》(The Truth of Power)與《恐怖的帝國》(Fear』s Empire)(2003)等著作中不僅考察了全球化進程對全球經濟、文化、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的重要影響,而且考察了那些決定全球化的進程也通過各種重要方式明顯地影響著民主的發展。
強勢民主不僅僅只是可以被評價為能夠矯正美國民主弊端的革新,而且現在必須用全球化的視角去審視它。當許多國家從共產主義的束縛、軍人政府長期陰暗的統治和反動的神權政治中過渡到介於無政府狀態和民主之間的苦難狀態時,也就給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暴政形式都帶來了機遇。這既使得全球民主的圖景變得復雜了,同時也產生了關於後現代社會中民主問題的新爭論:什麽樣的制度(如果有這樣的制度的話)才能使阿富汗、克羅地亞、烏干達、伊拉克等國家以及那些出現麥當勞世界(McWorld)和聖戰(Jihad)相對峙的社會實現民主化呢?民主化就一定意味著美國化嗎?或者,反過來說,美國化就一定是民主化嗎?是否政治的市場化、經濟的私人化就相當於民主(也就是指那種業已失敗的後蘇聯時代的「民主化」構想)呢?政治市場化與經濟私人化是民主發展所必需的(或是可能需要的)條件嗎?或者說,民主與資本主義是一致的還是可能不相容的呢?無論強勢民主還是弱勢民主,是應該將它看做單數的還應該看做復數的呢?它是意味著整齊划一的模式,還是表明可以適用於多種獨特文化環境的能夠進行改變的過程呢?換言之,本書的標題更命名為《諸種強勢民主》(Strong Democracies)是否更為合適呢?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僅僅從國內的視角去思考民主的本質和命運是不夠的。全世界各國相互依賴的現實弱化了國家主權,使國家間的界限具有可滲透性。這就產生了新的問題,即采用什麽類型的政府(如果有這樣的類型的話)才能監督國際關系或國家內部事各。當前,全球化涉及到商品、市場、犯罪、疾病、貧困、資本、毒品、武器和恐怖主義的國際化等許多問題,它向我們展示出由於主權弱化所帶來的有害的和無政府狀態的一面。但是,它沒有描述諸如國際化的公民制度或者政治制度之類的東西,因為這些安排尚未出現。現在,國際關系要麽是處於無政府狀態(根本沒有全球性的民主政府存在),要麽是處於私人暴政的狀態(由壟斷性的跨國公司和決非民主的跨國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所操縱的市場力量),而不受任何建立在跨國的公民身份或者公民社會形式基礎上的慈善的、具有建設性的相互依賴的新制度安排所管轄。所以,問題不再是美國、法國或者日本將能否繼續保持代議制民主的「弱勢」民主政體的形式,也不再是伊拉克、烏干達、哥倫比亞能否成為各種強勢民主國家,而是在各種國家、非政府組織與國際資本機構(所謂的國際金融機構)之間日益顯著的全球性關系上能否實現民主——不管是參與式民主或者是強勢民主。
在這項工作中,研究上述基本的緊張狀態對於民主的未來仍然是至關重要的,我將簡要地闡述這些新挑戰如何在一個日益增長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的、科技進步的、寡頭壟斷市場的世界中使強勢民主變得更加復雜的。這些挑戰包括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力量使得對民主的追求發生變形,使得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發生偏差;包括正在變革的技術特性及其不斷增加的壟斷對強勢民主的影響;也包括從暴政中掙脫出來的社會進行民主化的問題;還包括各種全球經濟關系、公民關系與政治關系的民主化進程中可能發生的事情及其妨礙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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