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三國歷史的名家眾多,不少名家的論斷被當作經典一直為大家所接受。比如陳寅恪關於孫吳統治者出身「不以文化見稱的次等士族」的說法就長期以來為通行的教科書、斷代史著作所沿用。但本書作者並不盲從陳寅恪的觀點,他通過考證,認為孫吳統治者出身卑下,並以孤微發跡,因而其為人處政不拘禮法,具有輕脫的特征。在此基礎上,作者重新審視孫吳的歷史,破解了不少謎案,理順了許多錯綜復雜的關系,寫出了一系列文章,匯成了這本成一家之言的論著。
全書既有對孫吳政權及其重大事件的綜合論述,也有對孫權妻女、宗室和輔政大臣的個案研究;既有孫吳學術文化風尚的考論,也有關於孫吳時僑舊士風差異的探討,是一部頗有份量的孫吳政治與文化的研究著作。
目錄
自序
論孫權父子之「輕脫」——從一個側面看孫吳政權之性質
一、問題的提出
二、孫吳統治者之階級出身考析
三、孫氏不重儒學與禮制
四、孫氏婚姻之「不計行輩」與「因愛登后」
五、孫氏之好馳獵、喜滑稽與酗酒
六、孫吳政權與儒學世族階層之間的政治沖突
論孫權與儒學朝臣間政治觀念的分歧及其斗爭
一、問題的提出
二、孫權之崇尚法術及其與儒學朝臣的思想分歧
三、孫權對儒學朝臣代表人物的排斥與鎮壓
孫吳后期皇權的運作及其與儒學士大夫之間的沖突--以孫晧強化皇權及其與士大夫的斗爭為中心
一、孫亮、孫休時期的孫皇宗室政治及其斗爭
二、孫晧時期孫吳皇權的強化及其與儒學朝臣沖突的加劇
孫權「報聘遼東」及其與朝臣之沖突考論--兼論孫權的統一願望及其實踐
一、嘉禾二年孫權「報遼東」及朝臣的抗議
二、孫權「報聘遼東」之潛在動機及其與朝臣斗爭之性質
孫吳之呂壹事件及其性質考論
一、引言:呂壹被誅與孫權罪已
二、呂壹興造之冤獄及儒學朝臣的抗議
三、孫吳之「校事」制度及其實質
孫權立嗣問題考論--從一個側面看孫權與世家大族的斗爭
一、太子孫登「常有欲讓之心」: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
二、「二宮構爭」:太子孫和與魯王孫霸之爭
三、「二宮構爭」中兩派的主要成員及其傾軋
四、對「二宮構爭」性質的辨析
附:論孫權太子孫登與世族朝臣之關系及其政治境遇——對孫吳時期一段隱晦不明的史實的考析
一、孫登與儒學士大夫的交往及其「德兼於能」的表現
二、孫登之「常有欲讓之心」及其深層原因考析
張昭政治地位的變遷及其與孫權沖突的原因
一、張昭在孫吳政權草創過程中的特殊作用與地位
二、張昭與孫權在對待曹操及孫吳軍事戰略問題上的分歧
三、張昭之不得為相及其政治地位的進一步下降
四、余論:張昭性格的文化意蘊及其對孫吳學術文化的貢獻
附:孫堅吳夫人事跡考
顧雍論——兼及吳郡顧氏家風的形成與特質
陸遜與孫權之關系及其政治悲劇之原因考論
論諸葛瑾、諸葛恪父子的活動及其對吳政局的影響——以孫權后期政局變化為中心的考察
臨淮淮陰步氏與孫吳政權之關系述論
附:全公主對孫吳政局變化的影響
孫吳時期僑寓士人文化貢獻考略
附:漢末流寓江東之廣陵人士與孫吳政權之關系考述
孫吳學術文化風尚考論
讀《三國志·吳書·孫和傳》、韋昭《博弈論》推論孫吳中期士風的變化與僑舊士風的差異
主要參考文獻與引用書目
后記
論孫權父子之「輕脫」——從一個側面看孫吳政權之性質
一、問題的提出
二、孫吳統治者之階級出身考析
三、孫氏不重儒學與禮制
四、孫氏婚姻之「不計行輩」與「因愛登后」
五、孫氏之好馳獵、喜滑稽與酗酒
六、孫吳政權與儒學世族階層之間的政治沖突
論孫權與儒學朝臣間政治觀念的分歧及其斗爭
一、問題的提出
二、孫權之崇尚法術及其與儒學朝臣的思想分歧
三、孫權對儒學朝臣代表人物的排斥與鎮壓
孫吳后期皇權的運作及其與儒學士大夫之間的沖突--以孫晧強化皇權及其與士大夫的斗爭為中心
一、孫亮、孫休時期的孫皇宗室政治及其斗爭
二、孫晧時期孫吳皇權的強化及其與儒學朝臣沖突的加劇
孫權「報聘遼東」及其與朝臣之沖突考論--兼論孫權的統一願望及其實踐
一、嘉禾二年孫權「報遼東」及朝臣的抗議
二、孫權「報聘遼東」之潛在動機及其與朝臣斗爭之性質
孫吳之呂壹事件及其性質考論
一、引言:呂壹被誅與孫權罪已
二、呂壹興造之冤獄及儒學朝臣的抗議
三、孫吳之「校事」制度及其實質
孫權立嗣問題考論--從一個側面看孫權與世家大族的斗爭
一、太子孫登「常有欲讓之心」: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
二、「二宮構爭」:太子孫和與魯王孫霸之爭
三、「二宮構爭」中兩派的主要成員及其傾軋
四、對「二宮構爭」性質的辨析
附:論孫權太子孫登與世族朝臣之關系及其政治境遇——對孫吳時期一段隱晦不明的史實的考析
一、孫登與儒學士大夫的交往及其「德兼於能」的表現
二、孫登之「常有欲讓之心」及其深層原因考析
張昭政治地位的變遷及其與孫權沖突的原因
一、張昭在孫吳政權草創過程中的特殊作用與地位
二、張昭與孫權在對待曹操及孫吳軍事戰略問題上的分歧
三、張昭之不得為相及其政治地位的進一步下降
四、余論:張昭性格的文化意蘊及其對孫吳學術文化的貢獻
附:孫堅吳夫人事跡考
顧雍論——兼及吳郡顧氏家風的形成與特質
陸遜與孫權之關系及其政治悲劇之原因考論
論諸葛瑾、諸葛恪父子的活動及其對吳政局的影響——以孫權后期政局變化為中心的考察
臨淮淮陰步氏與孫吳政權之關系述論
附:全公主對孫吳政局變化的影響
孫吳時期僑寓士人文化貢獻考略
附:漢末流寓江東之廣陵人士與孫吳政權之關系考述
孫吳學術文化風尚考論
讀《三國志·吳書·孫和傳》、韋昭《博弈論》推論孫吳中期士風的變化與僑舊士風的差異
主要參考文獻與引用書目
后記
序
五六年來,我比較集中地研究孫吳的政治與學術文化問題,發表了十多篇專題學術論文,最近加以整理,覺得可以編輯成一部論集,以作為備忘,題日「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全書由十八篇專論組成,內容涉及孫吳上層政治運作、權力斗爭和江東學術文化兩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又可以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這里有必要對自己的研究思路與心得作一個反省和梳理,以便更好地與學界同仁進行交流。
就研究方法和視角而言,我采用的是一種文化史觀,即便研究純粹的宮廷權力斗爭,我依然注意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予以觀照和分析。必須承認,首先這是受陳寅恪先生學術影響的結果。陳寅陷先生在其有關魏晉南北朝史的講義和《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等論文中,論及漢末孫吳時期江東地域社會的狀況及其政權之性質等問題,總是從文化與階級差異等方面加以論定。盡管從具體結論看,我似乎離經叛道,對孫吳統治者之階級出身、施政之手段及其政權之性質等方面所得結論與陳先生不同,但實際上,我確實是運用了陳先生的學術方法。記得1997年9月,田余慶先生來揚州參加中國史學家代表大會,我曾邀請先生來學校作學術講演,在談及陳費恪先生的學術貢獻時,田先生說一個學術大師的偉大,不在於其每一個學術觀點是否正確,而在於他倡導和實踐的學術路徑和方法的影響,比如我們今天可以在不少具體問題上與陳先生的觀點相異,但實際上,我們依然在運用他的學術方法。我經常讀陳先生的書,難免受其影響,也培養起自己的學術旨趣,但有時所得出的看法與所崇敬的大師不盡相同,也難免有所疑慮,幾年來我能堅持下來,與田先生當年的講演不無關系。無獨有偶,最近我看到葛兆光先生的一段話,頗有同感:
最近我跟一些朋友聊天,常常講「歷史學家之間一個很大的差別就在於有沒有想象力」。最近,我看黃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我認為,黃先生很了不起,他對陳寅恪先生很多具體論斷和史料應用的批評是很對的,但是反過來說,陳寅恪先生對於隋唐很多歷史因果關系,是有很豐富的想象和連綴的,陳先生史料功夫很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的想象力和大視野,他用這種想象和視野,使得那些史料有了一個框架式的歷史解釋,后來的人無論贊同還是反對,都在他的如來佛手心里,這就是大學問家。(《歷史學視野中的政治文化》筆談,刊於《讀書》2005年第lO期,第122頁)
兆光先生的話很值得玩味,一個后學,如果硬是在具體問題上與「大學問家」較勁,有時候是非常不明智的。我們還是要將功夫花在學習和體悟前輩大師的洽學方法上。
其次,我還要特別強調的是,田余慶先生的《孫吳建國的道路》和《暨艷案及相關問題——兼論孫吳的江東化》等論文,是陳寅隆先生之后,在孫吳政權之性質及其社會政治變遷等學術問題上所作出的最富價值的論斷。依我的理解,田余慶先生對孫吳統治者之階級出身的考證,實際上是糾正陳寅恪先生的看法的。更為重要的是,田先生揭示出孫吳立國之初,對江東儒學大族的誅戮政策及其變化過程,可謂發千古之覆,那些零散的資料,經過田先生的梳理,成為有條理的歷史發展過程,從而使我們可以進一步重新理解孫吳政權之性質。而他對孫吳政權「江東化」進程的細致論述,使我們比較清楚地看出了當時孫吳政局變化和人事更替的不少真相,進而可以予以具體和深入的研究。
……
就研究方法和視角而言,我采用的是一種文化史觀,即便研究純粹的宮廷權力斗爭,我依然注意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予以觀照和分析。必須承認,首先這是受陳寅恪先生學術影響的結果。陳寅陷先生在其有關魏晉南北朝史的講義和《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等論文中,論及漢末孫吳時期江東地域社會的狀況及其政權之性質等問題,總是從文化與階級差異等方面加以論定。盡管從具體結論看,我似乎離經叛道,對孫吳統治者之階級出身、施政之手段及其政權之性質等方面所得結論與陳先生不同,但實際上,我確實是運用了陳先生的學術方法。記得1997年9月,田余慶先生來揚州參加中國史學家代表大會,我曾邀請先生來學校作學術講演,在談及陳費恪先生的學術貢獻時,田先生說一個學術大師的偉大,不在於其每一個學術觀點是否正確,而在於他倡導和實踐的學術路徑和方法的影響,比如我們今天可以在不少具體問題上與陳先生的觀點相異,但實際上,我們依然在運用他的學術方法。我經常讀陳先生的書,難免受其影響,也培養起自己的學術旨趣,但有時所得出的看法與所崇敬的大師不盡相同,也難免有所疑慮,幾年來我能堅持下來,與田先生當年的講演不無關系。無獨有偶,最近我看到葛兆光先生的一段話,頗有同感:
最近我跟一些朋友聊天,常常講「歷史學家之間一個很大的差別就在於有沒有想象力」。最近,我看黃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我認為,黃先生很了不起,他對陳寅恪先生很多具體論斷和史料應用的批評是很對的,但是反過來說,陳寅恪先生對於隋唐很多歷史因果關系,是有很豐富的想象和連綴的,陳先生史料功夫很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的想象力和大視野,他用這種想象和視野,使得那些史料有了一個框架式的歷史解釋,后來的人無論贊同還是反對,都在他的如來佛手心里,這就是大學問家。(《歷史學視野中的政治文化》筆談,刊於《讀書》2005年第lO期,第122頁)
兆光先生的話很值得玩味,一個后學,如果硬是在具體問題上與「大學問家」較勁,有時候是非常不明智的。我們還是要將功夫花在學習和體悟前輩大師的洽學方法上。
其次,我還要特別強調的是,田余慶先生的《孫吳建國的道路》和《暨艷案及相關問題——兼論孫吳的江東化》等論文,是陳寅隆先生之后,在孫吳政權之性質及其社會政治變遷等學術問題上所作出的最富價值的論斷。依我的理解,田余慶先生對孫吳統治者之階級出身的考證,實際上是糾正陳寅恪先生的看法的。更為重要的是,田先生揭示出孫吳立國之初,對江東儒學大族的誅戮政策及其變化過程,可謂發千古之覆,那些零散的資料,經過田先生的梳理,成為有條理的歷史發展過程,從而使我們可以進一步重新理解孫吳政權之性質。而他對孫吳政權「江東化」進程的細致論述,使我們比較清楚地看出了當時孫吳政局變化和人事更替的不少真相,進而可以予以具體和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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