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中知道丁文江這個名字的人恐怕是很少數。中年知識分子中知道他的人多一些，但一般都把他作為反面人物看待。這是因為他曾和胡適等人一道在1920年代提倡所謂好人政府，在1930年代國難最嚴重期間，丁文江作為「《獨立評論》派」的主將之一，傾向於支持國民黨在華北的綏靖政策，特別在1926年他接受孫傳芳的委派擔任淞滬商埠總辦一事，得不到人們的諒解。
令人驚奇的是，美國費俠莉(Charlotte
Furth)寫成了《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這本新書，厚達三百頁，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對丁文江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評述；認為他是中國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提倡科學、促進新文化發展的代表人物。她指出：「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他是第一位這樣的中國人，既從技術觀點又從哲學觀點研究西方的科學，感到根據科學的思想原則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責任┅┅」又說：「丁文江所渴望發揮的這種作用——科學家作為文化的和政治的領袖——在中國的歷史經驗中是前無古人的。」讀了費俠莉的書，我們感到丁文江作為一位愛國者、一位科學事業的開拓者和一位歐化很深的思想家的形象就躍然紙上。她對丁文江的評價和過去一般的看法是多麽懸殊!
本書著者參考了她所能搜集到的所有丁文江的著作、有關丁文江的傳記文件和評論他的各式各樣的文章，其中包括大陸上見不到的在台灣出版的材料在內，進行了認真的閱讀、分析、消化和選擇，寫成了這一有分量的著作。
本書不是一本傳記，而是針對丁文江的科學成就、社會實踐、學術和哲學思想以及政治見解等，采用夾敘夾議或是夾敘夾評的方式，對丁文江這個人進行比較深入的描述和刻畫，並獲得了相當的成功。這對一位和丁文江素不相識而又沒有到過中國的外國人來說尤其難得。
在「留學生」一章中，著者引用胡適的話說，丁文江是「一位歐化最深的中國人」；又引羅素的話說，丁文江是「我在中國遇見的最有才能的人」。著者本人說：「他掌握多種語言，他那直率的講話方式，乃至他的小胡子和對雪茄的愛好，有時使一些老派中國人感到不快，他的朋友們十分有把握地說他是一個『地道的中國人』，而那些不是他的朋友的人則痛惜他忘了本。實際上所有這些議論的真正根源在於，丁文江在英國就掌握了一個科學家的國際性專業和思維方式：」這一段文章對丁文江的評論確實是深刻的。據我個人所知，丁文江的生活方式和當時的一般大學教授沒有兩樣。他穿長袍馬褂，吃中國飯，住北京式的小四合院，絕不是什麽洋氣十足的人。但是，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確是「西方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