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現有地緣政治研究,雖然成果頗豐,但無論在問題領域還是在方法論層面,都存在明顯缺憾。對地緣政治問題本身的研究處于嚴重混沌之中,研究的邏輯起點存在重大分異,對地緣政治發生與發展的內在邏輯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證,導致人們對地緣政治前景的茫然與困惑。在研究方法上,沒能在激烈變動的世界中為國際關系研究提供具有足夠支持能力的新理論與新方法,致使地緣政治理論在國際關系分析中的方法論功能日漸萎縮。有鑒于此,本書通過對地緣政治的本質、規律、形態、格局等核心問題的探討,對地緣政治的相關重大問題進行梳理和澄清,並構建對國際關系具有靜態與動態分析功能的地緣政治研究方法。
全書通過對地政治幾個核心問題的研究,為觀察和理解地緣政治提供了一個正確的基點,明確了地緣政治研究應當遵守的邏輯起點,指明了地緣政治發生和發展的內在邏輯,並為國際關系的靜、動態研究構建了可供資鑒的地緣政治分析方法。
目錄
前言
內容提要
英文提要
第一章 地緣政治學反思
第一節 地緣政治現實與地緣政治理論
第二節 地緣政治學發展
第三節 地緣政治研究反思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章 地緣政治的本質
第一節 現有地緣政治概念評判
第二節 地緣政治屬性分析
第三節 地緣政治的本質
第四節 地緣政治研究方法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地緣政治規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地緣政治規律研究方法
第三節 地緣政治規律分析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地緣政治形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形態的研究
第三節 地緣政治形態概念及其研究方法
第四節 地緣政治形態演變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地緣政治格局
第一節 地緣政治格局的概念
第二節 地緣政治格局的特征
第三節 地緣政治格局分析
第六章 結論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內容提要
英文提要
第一章 地緣政治學反思
第一節 地緣政治現實與地緣政治理論
第二節 地緣政治學發展
第三節 地緣政治研究反思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章 地緣政治的本質
第一節 現有地緣政治概念評判
第二節 地緣政治屬性分析
第三節 地緣政治的本質
第四節 地緣政治研究方法
第五節 小結
第三章 地緣政治規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地緣政治規律研究方法
第三節 地緣政治規律分析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地緣政治形態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第二節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形態的研究
第三節 地緣政治形態概念及其研究方法
第四節 地緣政治形態演變
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 地緣政治格局
第一節 地緣政治格局的概念
第二節 地緣政治格局的特征
第三節 地緣政治格局分析
第六章 結論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序
地緣政治是時下國內外學術界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陸俊元教授的博士論文《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經修改後由時事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賀。我願借題發揮,談點初步感想。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無不存在于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地理區位應當是與生俱來的。用西方宗教神學的話說,它是上帝賦予的。同時,民族、國家等人類共同體彼此交往過程中的合作與競爭也是與生俱來的。無論是競爭與合作,還是戰爭與和平,國家間政治必然發生在特定的地緣環境中。因此,地緣政治是客觀存在,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特定地理結構及其環境特性作為自然地理長期進化過程的結果,一經形成,就具有相當大的穩定性,並持續性地制約和影響著人們的交往活動。因此,在我看來,地緣政治本身的發展似乎更多地源于人類交往活動的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交往活動的不同內容與方式,使地緣政治呈現出諸多階段性特征。
既然地緣環境是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重要前提,地緣政治伴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始終,那麼從認識論角度看,它又是遲早可以被人們認識和感覺到的。從邏輯上說,人們對地緣政治的認識恐怕要和地緣政治一樣久遠。就文字記載而言,早在中國春秋末期,著名軍事戰略家孫武就在《孫子兵法》中將地理因素列為“五事”之三,指出“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主張“索其精”,並闢專節論述“地形”,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孫武後代孫臏則提出“便勢利地”的主張。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遠交近攻”以及諸葛亮的《隆中對》,都是我國古代先賢認識地緣政治現象並試圖加以運用的經典佳作。相比之下,這些認識似乎先于歐美諸國上千年。直到19世紀中後期,才有歐美學者比較系統地分析地理環境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並開始從全球視野認識地理環境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提出地球“心髒地帶”、“海權論”等諸如此類的地緣政治觀點。
如果說中國古代就對地緣政治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認識,那是因為自春秋戰國到魏晉南北朝,華夏大地上不斷上演著悲壯慘烈的地緣政治搏殺,地緣政治在古代中國比在歐美展開得更加充分。中國古代對地緣政治認識上的先進性源于中國地緣政治現實的相對早熟。只是近代西方科技、經濟、軍事與文化的迅猛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列強擴張的需求才促使西方學者從超越歐洲的角度審視地理環境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從而在近代地緣政治研究領域著了先鞭。這期間,盡管中國也有鄭和下西洋之類史詩般的壯舉,但由于封建專制國家的發展總體上是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下實現的,中國地緣政治學的發展因此難免出現明顯的歷史斷裂。20世紀中葉,隨著新中國成立,中華民族真正成為國際政治的獨立參與者,本應有力地推動中國的地緣政治研究。不幸,我們長期以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對待唯物論,片面地、僵化地把各種地緣政治觀點視為地理環境決定論,將其納入唯心論範疇。加之在相當長時間里,我國實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相對有限,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對華封鎖與遏制政策,均不同程度地妨礙了我們從對外戰略的角度關注地緣政治問題,從而多少窒息了地緣政治研究。改革開放使中國在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上參與國際社會,中國與外部世界進入全面深度互動的新時期。這種情況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能夠從古代先賢們所不曾擁有的更廣闊視野認識世界,更加真切地感受世界地緣政治的現實存在與復雜變遷。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地緣政治研究的復興,說到底是中國對外關系實踐發展在理論與學術研究上合乎邏輯的反映。
不僅如此,在我看來,中國改革開放和全球化進程還使中國學者面臨重大的歷史機遇,去超越西方傳統地緣政治研究的視角與方法,把地緣政治研究推向一個更高層次。因為,地緣政治本身的最新發展,地緣政治研究的既有成果,已經為人們系統地梳理既有研究成果,從而將地緣政治研究推向更具理論化階段提供了必要性與現實可能性。在實踐層面,全球化進程加速發展,已經打破以往世界政治與經濟中心相對穩定且比較單一的局面,世界主要區域內外的互動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類交往活動已經從地球表面陸地和海洋組成的“兩維”空間擴展到包括天空、外層空間和網絡空間在內的“五維”空間。換句話說,地緣政治諸方面特征或整體特征已經相當充分地展現出來,為從整體上綜合地分析地緣政治提供了較前有利的條件。在理論層面,長期以來,由于地緣政治是逐步展現出來的,過程十分漫長,人們的認識也基本上停留在某些具體或階段性外部特征方面。從麥金德的大陸“心髒地帶”說、馬漢的“海權論”、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說到杜黑的“制空權”理論、更晚些時候人們經常提到的太空政治概念以及美國著名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充其量是捕捉到了地緣政治的最新演變,即使有人做出技術發展導致地緣政治變革之類的抽象判斷,也很少有人能夠嘗試從理論上系統地考察地緣政治的歷史演變。地緣政治學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將現有地緣政治研究成果系統化,將地緣政治抽象化。而且,隨著地緣政治本身在全球層面上更加充分地展開,這些對地緣政治部分或具體特征的研究,又為從整體上綜合地考察地緣政治和從理論上進行必要的抽象提供了較前更為充足的思維材料。沒有以往對于地緣政治的部分和具體認識,系統的抽象和理論化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問題在于誰能適時地發現並把握這種歷史機遇。
……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無不存在于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地理區位應當是與生俱來的。用西方宗教神學的話說,它是上帝賦予的。同時,民族、國家等人類共同體彼此交往過程中的合作與競爭也是與生俱來的。無論是競爭與合作,還是戰爭與和平,國家間政治必然發生在特定的地緣環境中。因此,地緣政治是客觀存在,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特定地理結構及其環境特性作為自然地理長期進化過程的結果,一經形成,就具有相當大的穩定性,並持續性地制約和影響著人們的交往活動。因此,在我看來,地緣政治本身的發展似乎更多地源于人類交往活動的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交往活動的不同內容與方式,使地緣政治呈現出諸多階段性特征。
既然地緣環境是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重要前提,地緣政治伴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始終,那麼從認識論角度看,它又是遲早可以被人們認識和感覺到的。從邏輯上說,人們對地緣政治的認識恐怕要和地緣政治一樣久遠。就文字記載而言,早在中國春秋末期,著名軍事戰略家孫武就在《孫子兵法》中將地理因素列為“五事”之三,指出“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主張“索其精”,並闢專節論述“地形”,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孫武後代孫臏則提出“便勢利地”的主張。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遠交近攻”以及諸葛亮的《隆中對》,都是我國古代先賢認識地緣政治現象並試圖加以運用的經典佳作。相比之下,這些認識似乎先于歐美諸國上千年。直到19世紀中後期,才有歐美學者比較系統地分析地理環境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並開始從全球視野認識地理環境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提出地球“心髒地帶”、“海權論”等諸如此類的地緣政治觀點。
如果說中國古代就對地緣政治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認識,那是因為自春秋戰國到魏晉南北朝,華夏大地上不斷上演著悲壯慘烈的地緣政治搏殺,地緣政治在古代中國比在歐美展開得更加充分。中國古代對地緣政治認識上的先進性源于中國地緣政治現實的相對早熟。只是近代西方科技、經濟、軍事與文化的迅猛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列強擴張的需求才促使西方學者從超越歐洲的角度審視地理環境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從而在近代地緣政治研究領域著了先鞭。這期間,盡管中國也有鄭和下西洋之類史詩般的壯舉,但由于封建專制國家的發展總體上是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下實現的,中國地緣政治學的發展因此難免出現明顯的歷史斷裂。20世紀中葉,隨著新中國成立,中華民族真正成為國際政治的獨立參與者,本應有力地推動中國的地緣政治研究。不幸,我們長期以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對待唯物論,片面地、僵化地把各種地緣政治觀點視為地理環境決定論,將其納入唯心論範疇。加之在相當長時間里,我國實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相對有限,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對華封鎖與遏制政策,均不同程度地妨礙了我們從對外戰略的角度關注地緣政治問題,從而多少窒息了地緣政治研究。改革開放使中國在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上參與國際社會,中國與外部世界進入全面深度互動的新時期。這種情況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能夠從古代先賢們所不曾擁有的更廣闊視野認識世界,更加真切地感受世界地緣政治的現實存在與復雜變遷。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地緣政治研究的復興,說到底是中國對外關系實踐發展在理論與學術研究上合乎邏輯的反映。
不僅如此,在我看來,中國改革開放和全球化進程還使中國學者面臨重大的歷史機遇,去超越西方傳統地緣政治研究的視角與方法,把地緣政治研究推向一個更高層次。因為,地緣政治本身的最新發展,地緣政治研究的既有成果,已經為人們系統地梳理既有研究成果,從而將地緣政治研究推向更具理論化階段提供了必要性與現實可能性。在實踐層面,全球化進程加速發展,已經打破以往世界政治與經濟中心相對穩定且比較單一的局面,世界主要區域內外的互動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類交往活動已經從地球表面陸地和海洋組成的“兩維”空間擴展到包括天空、外層空間和網絡空間在內的“五維”空間。換句話說,地緣政治諸方面特征或整體特征已經相當充分地展現出來,為從整體上綜合地分析地緣政治提供了較前有利的條件。在理論層面,長期以來,由于地緣政治是逐步展現出來的,過程十分漫長,人們的認識也基本上停留在某些具體或階段性外部特征方面。從麥金德的大陸“心髒地帶”說、馬漢的“海權論”、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說到杜黑的“制空權”理論、更晚些時候人們經常提到的太空政治概念以及美國著名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充其量是捕捉到了地緣政治的最新演變,即使有人做出技術發展導致地緣政治變革之類的抽象判斷,也很少有人能夠嘗試從理論上系統地考察地緣政治的歷史演變。地緣政治學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將現有地緣政治研究成果系統化,將地緣政治抽象化。而且,隨著地緣政治本身在全球層面上更加充分地展開,這些對地緣政治部分或具體特征的研究,又為從整體上綜合地考察地緣政治和從理論上進行必要的抽象提供了較前更為充足的思維材料。沒有以往對于地緣政治的部分和具體認識,系統的抽象和理論化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問題在于誰能適時地發現並把握這種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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