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考上北京大學研究生，從鄧廣銘先生研究宋史，他強調治史的基本功就是要掌握四把鑰匙，其中很重要的一把鑰匙便是書目。從此，我身邊常放着一本《四庫全書總目》。我愛逛古舊書店，買回書來，總要對照一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先讀《提要》，可以一下子把握全書，知道其作者及內容概況，然后認真讀書，發現《提要》有問題，即學着余嘉錫的辦法作眉批。十來年后，整理成幾篇文章，陸續發表，又過了若干年，匯成一本小書《四庫提要訂誤》，1990年曲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
這本小冊子出版以后，頗得到時人一些過譽，業師徐規教授來信雲：「其中論斷、考訂均翔實、精審，堪與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相媲美，定可傳世。」1993年，此書獲得了山西省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但我自知這是對我的鼓勵和鞭策，原有的成果中仍有不足之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深入探索，此后我又陸續發表了《四庫提要訂誤十五則》（《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1990年1期）、《四庫全書方志提要訂誤》（海南大學《四庫全書研究》，1994年）、《四庫提要訂誤九十則》（《河東學刊》1998年3、4期，2000年2、4、5期）、《四庫提要訂誤十六則》（《學術論叢》2001年4期）。今年便開始對原作做比較大的修改，糾正了若干錯誤，並作了大量補充，新增一百七十六條，篇幅增加一半多。全書共收四百五十條，其中經部三十八條、史部一百二十三條、子部一百七十二條、集部一百一十七條。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正文之后，附有阮元作的《四庫未收書目提要》，這次對它作了八則訂誤，也附於本書之末。
寫這本書主要使用的方法，還是傳統的考據法，這種方法說起來並不復雜，簡言之，就是收集材料，去偽存真，但要做好非常難。它必須注意：一、有關材料的收集是越多越好，不能看到一條材料就輕易下結論。二、收集材料不能帶框框，有利於自己設想的就收集，相反的材料就不收集。三、對意見相左的材料，一定要作客觀的分析，分析其可靠程度。四、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證據確鑿，可以定論，不太充分，只能作初步的推測，不能說死。五、將來發現更有力的證據，足以推翻原來的看法，就應當服從真理，不能固執成見。這一過程與法官斷案非常相似，以上各環節法官都是特別注意的，法官決不會拿起一兩條證據，不管其可靠性如何，就隨便斷案的，那會鑄成大錯，甚至錯害人命。寫文章不會有那麼嚴重的后果，因而人們的重視程度就差一些。我以為，做學問就應像法官斷案一樣，嚴肅、認真，不能給古人制造冤假錯案。我對舊作的修改，便是抱着這一態度進行的。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條，原作主要補充有關岳珂的生平資料，現在發現前人已經考定此書作者不是岳珂，因此將有關其生平的考證移到「金陀粹編」條下，這里改辨作者之誤。「資治通鑒」條原作贊同引書三百五十六種說，現在發現其中「廣本」並非書名，而是通名，意指據稿本過錄的副本，於是補作考證，並將統計數字改為三百五十五種．與諸家均不相同。
這本考據之作，有些專做宏觀研究的先生也許不感興趣，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對宏觀研究而言，考據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倘若觀點所據的資料有問題，精心構築的大廈就可能倒塌。這里舉一個新增補的條目為例。四庫提要「七經小傳」條，認為劉敞此書對王安石沒有影響，並舉劉敞的《弟子記》為例，說《弟子記》的內容是反王安石變法的，同時有針砭元祜反變法派之意，對元祜三黨之爭持旁觀態度，由此進一步認定劉敞是「熙寧、元車間卓然一醇儒」。這些觀點都舉例說明，看起來似乎頗有道理，但當深入探討一下年代，問題就出來了，原來劉敞死於熙寧元年四月，而此時王安石尚未上台變法，元祜反變法派及三黨之爭更在其后二十來年，劉敞在世時，還不曾知道變法為何物，怎麼可能反對王的新法？怎麼可能對更晚發生的元祜黨爭表示自己的態度？熙寧剛改元不足百天，劉敞就去世了，元豐年號在他死后十來年才出現，他怎麼會成為「熙寧、元豐間卓然一醇儒」？可見光在字面上作比附，不下考證工夫就樹一新觀點，是很危險的。
寫書並不難，要寫好就難，寫得自己滿意、讀者滿意更難，要能經得起時間考驗那就難上加難了。我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對讀者治學有所助益，也希望得到讀者的指點，以便將來修訂改進。
這本書的出版，應該感謝中華書局領導的大力支持，感謝責編李解民先生的熱心幫助。還應該感謝我的愛人張平生，我從小家窮，體質弱，現在年過六十五，竟然還能時時熬夜，而不曾有太累的感覺，這全仗了她的大力，也因為她的催督，使這本書得以早日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