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增進海峽兩岸在中國史研究上的相互認識，我們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支持下，從過去五十年台灣學者研究中國史的相關論文選出一百七十八篇，約五百三十萬言，輯成《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十三冊。
十三冊的子題分別是：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這些子題雖不能涵蓋台灣學者在中國史研究上的各方面，主體應已在內，趨勢大致可現。
這十三冊分由研究領域較為相近的青壯學者一或二人擔任主編，負責挑選論文和撰寫分冊導言。選文的一個原則是只收台灣學者的或在台灣出版的。由於是分別挑選，曾有少數作者的論文篇數較多或被重復收入。為了容納更多學者的論文，主編們協議全套書中，一人之作以不超過四篇、同一冊不超過一篇為原則。限於篇幅，又有不少佳作因為過長，被迫抽出。這是選集的無奈。另一個選錄原則是以近期出版者為主，以便展現較新的趨勢和成果。不過，稍一翻閱，不難發現，各冊情況不一。有些收錄的幾乎都是近十余年的
論文，有些則有較多幾十年前的舊作。這正好反映了台灣中國史研究方向和重心的轉移。
各冊導言的宗旨，在於綜論台灣中國史研究在不同階段的內外背景和發展大勢，其次則在介紹各冊作者和論文的特色。不過，導言的寫法沒有硬性規定，寫出來各有千秋。有些偏於介紹收錄的論文和作者或收錄的緣由，有些偏於介紹世界性史學研究的大趨勢，有些又以自己對某一領域的看法為主軸。最後我們決定不作統一，以保持導言的特色。這樣或許有助於大家認識台灣史學工作者的多樣風貌吧。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所收論文早晚相差半世紀，體例各有不同。我們不作統一，以維持原貌。有些作者已經過世，無從改訂。多數作者仍然健在，他們或未修改，或利用這次再刊的機會，作了增刪修訂。不論如何，各文之後附記原刊數據，以利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查考。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中國史研究是在十分特殊的歷史境遇下各自發展的。大陸的情況無須多說。[
台灣的中國史研究早期是由一批1949年前後來台的文史和考古學者帶進台灣的學術園地如台灣大學、師范大學(原稱師范學院)和中央研究院的。[2J從1949到1987年解除戒嚴，台灣學界除了極少數的個人和單位，有將近四十年無法自由接觸大陸學者的研究和考古發掘成果。猶記在大學和研究所讀書時，不少重要的著作，即使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出版的，都以油印或傳抄的方式在地下流傳。出版社也必須更動書名，改換作者名號，刪除刺眼的字句，才能出版這些著作。在
如此隔絕的環境下，台灣史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走在馬克思理論之外。
台灣史學另一大特色則是追隨一波波歐美流行的理論，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對中國史發展較具理論或體系性的說法。記得六十年代讀大學時，師長要我們讀鄧之誠、柳詣徵、張蔭麟或錢穆的通史。幾十年後的今天，大學裹仍有不少教師以錢穆的《國史大綱》當教本。[3J中國通史之作不是沒有，能取而代之的竟然少之又少。說好聽一點，是歷史研究和著作趨向專精，合乎學術細密分工和專業化的世界潮流；說難聽點，是瑣細化，少有人致力於貫通、綜合和整
體解釋，忽略了歷史文化發展的大勢和精神。
這一趨向有內外多方面的原因。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學者之中，並不缺融會古今、兼涉中外的通人。然而初來台灣，生活艱困，為了衣食，絕大部分學者無法安心治學著述。加上形格勢禁，為求免禍，或噤而不言，不立文字；或退守象牙之塔，餒釘補注；或速走海外，論學異邦。這一階段台灣百廢待舉，學校圖書普遍缺乏，和外界也少聯系。新生的一代同樣為生活所苦，或兼差，或家教，能專心學業者不多。唯有少數佼佼者，因緣際會，得赴異國深造；七八十年代以後陸續回台，引領風騷，才開展出一片新的局面。
除了外部的因素，一個史學內部的原因是早期來台的學者有感於過去濫套理論和綜論大勢的流弊，多認為在綜論大局之前，應更審慎地深入史料，作歷史事件、個人、區域或某一歷史時期窄而深的研究，為建立理論立下更為穩固的史實基礎。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陶希聖經歷所謂社會史論戰之後，即深感徒言理論之無益，毅然創辦《食貨》月刊，召集同志，爬梳史料。本於同樣的宗旨，1971年《食貨》在台灣恢復出刊，成為台灣史學論著發表的重要陣地。來台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帶領下，也一直以史料工作為重心。
這一走向其實正和歐美史學界的趨勢相呼應。二十世紀之初，除了馬克思，另有史賓格勒、湯恩比等大師先後綜論世界歷史和文明的發展。此一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漸漸退去，歷史研究趨向講求實證經驗，深窄專精。以檔案分析見長的德國蘭克(1V，Ranke)史學，有很長一段時間成為台灣史學的一個主要典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整理出版了《明實錄》和部分明清檔案，後者的整理至今仍在進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先生的率領下，
自1957年起整理出版了《海防檔》、《中俄關系史料》、《礦務檔》、《中法越南交涉檔》、《教務教案文件》等一系列的史料；台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則有學者致力於琉球寶案和淡新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基於以上和其他不及細說的內外因素，台灣的歷史學者除了錢穆等極少數，很少對中國史作全盤性的宏觀綜論。[4J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台灣史學發展的關鍵年代。外在環境雖然荊棘滿布，但已脫離初期的兵荒馬亂。經濟快速起飛，學校增加，設備改善，對外交流日益暢通，新的刺激源源而人。以台大為例，七十年代初，研究圖書館啟用，教師和研究生可自由進人書庫，復印機隨後開始使用，大大增加了隨意翻書的樂趣和免抄書的方便。六七十年代在中外不同基金會的資助下，也不斷有中外學者來校講學。猶記大學時聽社會學家黃文山教授講文化學體系。他曾應人類學巨子克魯伯(A，lKroeber)之邀，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學人，也曾翻譯社會學名家素羅金(P．A．Sorokin)的《當代社會學》、《今日社會學學說》和李約(JNeedham)的《中國科學與技術史》等名著。聲名如雷，聽者滿坑滿谷。研究所時，則聽以寫《征服者與統治者：中古中國的社會勢力》(ConquerorsandRulersSocialForcesinMedieval
China)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艾柏(WolframEberhard)講中國社會史。
除了正式的課程，校園內演講極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言論的尺度稍見放寬，一些勇於挑戰現實和學術的言論、書籍和雜志紛紛在校園內外，以地上或地下的形式出籠。以介紹社會科學為主的《思與言》雜志自1963年創刊，曾在校園內造成風潮。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幾乎成為歷史系學生必修的課程，盡管大家不一定能會通消化。走出充滿科學主義色彩的教室，於椰子樹下，月光之中，大家不是爭論沙特、老、庄，就是膜拜寒山、拾得。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普普藝術和野獸派，
風靡一時，無數的心靈為之擺盪在五光十色的思潮之間。屢禁屢出的《文星》雜志更帶給青年學子難以言喻的刺激和解放。以個人經驗而言，其沖擊恐不下於孫中山出洋，見到滄海之闊、輪舟之奇。台灣內外的形勢也影響著這時的校園。「文化大革命」、反越戰、萌芽中的婦女解放和政治反對運動，曾使校園內躁動不安，充滿虛無、飄盪和萬流競奔的景象。
這一階段台灣史學研究的主流風氣，除了延續史料整理的傳統，無疑是以利用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的方法治史，或以所謂的科際整合為特色。在研究的主題上有從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轉向社會史和經濟史的趨勢。這和1967年開始許倬雲主持台大歷史系，舉辦社會經濟史研討會，推動相關研究；陶希聖之子陶晉生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實習，支持食貨討論會，有密切的關系。1978年張玉法出版《歷史學的新領域》，1981年康樂、黃進興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可以作為這一時期尋找新理論、探索新方向努力的象
徵。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社會學大師韋伯（MaxWeber)和法國年鑒學派的理論大為流行。1979年創刊的《史學評論》不但反省了史學的趨勢，也介紹了年鑒學派、心態史學和其他新的史學理論。從1984年起，康樂主持新橋譯叢，邀集同志，有系統地翻譯韋伯、年鑒學派和其他歐美史學名著。這一工作至今仍在進行。約略同時，一批批在歐美教書的學者和留學歐美的後進，紛紛回台，掀起一波波結構功能論、現代化理論、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化研究的風潮。1988年《食貨》與《史學評論》先後停刊，1990年《新史學》繼之創刊。
1992年黃進興出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1993年周梁楷出版《歷史學的思維》，2000年古偉瀛、王晴佳出版《後現代與歷史學》。台灣史學研究的理論、取向和題材從此進入更為多元、多彩多姿的戰國時代。仔細的讀者當能從這套書的不同分冊窺見變化的痕跡。[5]曾影響台灣中國史研究甚巨的許倬雲教授在一篇回顧性的文章裹說：「回顧五十年來台灣歷史學門的發展軌跡，我在衰暮之年，能看到今天的滿園春色，終究是一件快事。」[6)在2005年來臨的前夕，我們懷著同樣的心情，願意將滿園關不住的春色，獻給海峽對岸的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