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人的生活與發展為中心,梳理和分析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大量調查統計資料,提出了一套評價性的社會指標體系,從物質生活與消費水平、群體生活與社會交往、文化教育與精神生活等主要方面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城市居民進行了考察,揭示了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現代性因素。通過將城市和城市居民理解為動態的發展系列。
書中闡明了近現代中國的城鄉關系,論述了城市居民生活環境、社會行為、主觀態度的生成與變化過程及其對于理解社會轉型的意義。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城市化與城市居民的形成、數量及分布
第一節 城市化︰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轉化過程及其特征
第二節 城市化與城市居民︰以1928—1937年為中心的考察
第二章 物質生活與消費水平
第一節 收入與消費品價格
第二節 消費額與消費結構
第三節 飲食、衣著、住房及其他︰城市居民日常消費的“點”型剖析
第四節 醫療衛生狀況
第三章 群體生活與社會交往
第一節 家庭生活與婦女地位
第二節 組織與社團生活
第三節 人際互動︰以交通指標為中心的測量
第四節 離軌行為︰群體生活的病態指征
第四章 文化教育與精神生活
第一節 外部設施與條件︰文化教育環境的量度
第二節 學習與休閑
第三節 心態與追求︰主觀指標的應用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統計圖表目錄
第一章 城市化與城市居民的形成、數量及分布
第一節 城市化︰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轉化過程及其特征
第二節 城市化與城市居民︰以1928—1937年為中心的考察
第二章 物質生活與消費水平
第一節 收入與消費品價格
第二節 消費額與消費結構
第三節 飲食、衣著、住房及其他︰城市居民日常消費的“點”型剖析
第四節 醫療衛生狀況
第三章 群體生活與社會交往
第一節 家庭生活與婦女地位
第二節 組織與社團生活
第三節 人際互動︰以交通指標為中心的測量
第四節 離軌行為︰群體生活的病態指征
第四章 文化教育與精神生活
第一節 外部設施與條件︰文化教育環境的量度
第二節 學習與休閑
第三節 心態與追求︰主觀指標的應用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統計圖表目錄
序
承蒙出版社之邀,為《現代社會學文庫》作序,本人自覺才疏學淺,深感惶恐。
今年是戊戌變法百年紀念,也是北京大學百年紀念,中國早期現代化肇始的許多制度化標志都發生在百年之前的1898年前後,中國的社會學亦然。1895年嚴復發表了《原強》,把西方的社會學思想融合為他自己的群學思想;1897年嚴復把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1873年著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書譯成中文,冠名為《群學肄言》;1895年前後,根據梁啟超的記載,康有為在廣州長興學舍(萬木草堂)設立了群學的課程。如果以這些事情作為社會學在中國產生的標志,那麼中國的社會學就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而若以1910年京師大學堂(1912年改為北京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程作為中國社會學學科化的標志,那也已經有88年了。社會學在中國的產生,實際上是西學東漸和中西文化踫撞、融合的結果。社會學導人中國的過程,與現代的器物、制度、思想和文化導人中國的過程是同步的,可它一經導入和產生,就完全被納人中國的文化話語系統和觀念系統,而作為新思想的種子,它也在改變著這一話語系統和觀念系統。
社會學導人中國,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理論,一種思想或一種方法,也是作為一種學術制度,就像與其同期導人中國的學堂、船政、郵電、鐵路、銀行、礦務等等制度形式一樣,都是早期現代化的制度符號。社會學的導人中國,使中國學者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跳出了一般性現象分類和大一統混沌解釋的方法羈絆,走上了從具體現象的歸納出發尋求背後的因果規則的實證道路。
梁啟超在他1923年演講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中國學術開始轉向務實的思潮追溯的更遠。他認為近三百年“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的時代學術思潮,是對過去六百年道學傳統的反動。蔣方震更把“由主觀之演繹進而為客觀之歸納”,概括為堪與歐洲文藝復興相媲美的“清學之精神”。無論走向實證的學術取向乃中國所固有還是西學東漸,中國廣泛開始按一定方法進行的社會調查,卻的確是社會學導入中國以後的氣象,並非中國傳統治學文化的土壤里自然生長出來的。中國的學者那時才幡然醒悟,原來在樓閣里談論的學問,也是需要通過對日常生活的觀察來檢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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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戊戌變法百年紀念,也是北京大學百年紀念,中國早期現代化肇始的許多制度化標志都發生在百年之前的1898年前後,中國的社會學亦然。1895年嚴復發表了《原強》,把西方的社會學思想融合為他自己的群學思想;1897年嚴復把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1873年著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書譯成中文,冠名為《群學肄言》;1895年前後,根據梁啟超的記載,康有為在廣州長興學舍(萬木草堂)設立了群學的課程。如果以這些事情作為社會學在中國產生的標志,那麼中國的社會學就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而若以1910年京師大學堂(1912年改為北京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程作為中國社會學學科化的標志,那也已經有88年了。社會學在中國的產生,實際上是西學東漸和中西文化踫撞、融合的結果。社會學導人中國的過程,與現代的器物、制度、思想和文化導人中國的過程是同步的,可它一經導入和產生,就完全被納人中國的文化話語系統和觀念系統,而作為新思想的種子,它也在改變著這一話語系統和觀念系統。
社會學導人中國,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理論,一種思想或一種方法,也是作為一種學術制度,就像與其同期導人中國的學堂、船政、郵電、鐵路、銀行、礦務等等制度形式一樣,都是早期現代化的制度符號。社會學的導人中國,使中國學者對于社會現象的研究跳出了一般性現象分類和大一統混沌解釋的方法羈絆,走上了從具體現象的歸納出發尋求背後的因果規則的實證道路。
梁啟超在他1923年演講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中國學術開始轉向務實的思潮追溯的更遠。他認為近三百年“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的時代學術思潮,是對過去六百年道學傳統的反動。蔣方震更把“由主觀之演繹進而為客觀之歸納”,概括為堪與歐洲文藝復興相媲美的“清學之精神”。無論走向實證的學術取向乃中國所固有還是西學東漸,中國廣泛開始按一定方法進行的社會調查,卻的確是社會學導入中國以後的氣象,並非中國傳統治學文化的土壤里自然生長出來的。中國的學者那時才幡然醒悟,原來在樓閣里談論的學問,也是需要通過對日常生活的觀察來檢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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