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備忘錄，旨在為學界反思晚近20余年來「思想—學術」關系，提供一份有待公證的私人證詞。
之所以強調「有待公證」，是因為任何過來人皆無法保證他對歷史場景的追述純屬客觀紀實，而不同時夾雜一個在場者或目擊者難免的情態印記與事件思緒。或許歷史之所以不應被忘動，也很難被忘動，是因為真正感動或驚動過你的那段歷史並不會消逝於無形，它不過是以另一種形態無聲地融入了你的生命年輪，以至當你含淚觸摸那段曾參與過的歷史時，你是在重溫你留在歷史肌膚上的那片溫熱。
必須交代的是，題中「新潮」一詞，特指新時期以來曾深刻影響中國人文學術態勢或走向的社會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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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20余年的學術思想史，下限是當今，上限在哪里？我擬定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思想務虛以及后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討論。
有人說，1978年是「痛並快樂着」的日子，有一種嘔吐感，把「文革」十年硬塞入心里的污穢「吐」出來。從學術思想史角度來回眸，1978年思想解放運動並不純屬於學術思想史范圍，它首先是一個政治事件，是要把執政黨從「凡是派」的禁區中解放出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假如什麼事都按「凡是派」思路來辦，中國就不可能從「文革」廢墟中走出來，鄧小平就沒有復出之日，中國社會就不可能迎來新時期翻天覆地的變化。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希望中國能夠更快地擺脫這樣一個禁區：不再是一個領袖說了算，不再是一句頂一萬旬，而是看他所說的話在實施后結果如何。當結果明明白白擺在面前，中國社會積重難返，瀕臨崩潰，於是造神運動就破滅了，整個中國社會開始大地回春，「大地微微暖氣吹」，一下子大家覺得靈魂復蘇了，可以自由呼吸了，很多以前不敢想的問題現在敢想了，以前不敢說的敢說了。這當然為鄧小平復出、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理論務虛開創了好局面，也就是說，它首先是一個政治事件。但問題在於，當時中國社會的學術發展，它的前提也是解放思想，假如說中國人文學術氛圍自新時期以來，比共和國任何時期都要正常一點的話，它的起點也是1978年。無論「文革」十年，還是「文革」前17年，看表面，文學批評和歷史研究似乎很熱鬧、很繁榮，但這種繁榮是畸形的，不是真正學術意義上的繁榮。比如姚文元這樣一個人，絕對不是一個獨立的人文學術的人格象征，而是人文學術在當年如何成為「奴婢」的象征。也就是說，假如沒有思想解放運動，中國社會不能從歷史災難中走出，人文學術的任何發展都不可能。中國人文學術也是從1978年開始嘗試着用自己的腳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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