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研究

由孔子開創的儒家學說，自西漢武帝時期被一家獨尊之後，其地位雖然在兩千年的中國歷史上因某些原因而有過升降，但其獨享或分享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話語霸權」地位卻並沒有怎樣改變。兩千年中國的進步與輝煌，自然有儒家的功勞；而兩千年中國的停滯與保守，儒家也實在難辭其咎。尤其是中國被迫「進入近代」之後，儒家文化與近代社會的不適應越來越明顯，進步知識分子對儒家文化的譴責與批評也就越來越尖銳。儒家學術體系中以「道問學」為基本特征的考據學派，或所謂「漢學系」，被近代早期啟蒙思想家章學誠批評為「舍今而學古」，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事實上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好古之弊，是欺人之術，是供文化貴族們玩賞的文字游戲而已；而儒家學術體系中以「尊德性」為基本特征的所謂「宋學系」，或稱之為「義理派」，更被龔自珍指責為無補於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其徒百千」，「何施於家邦，何裨於孔編」?

循此思路，近代中國的早期思想家開始注意曾被中國人視為。夷狄」的域外文明，並試圖以「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辦法先學習西方近代文明的長處，留待中國由此強大起來之後再「反制」夷狄。於是在重9世紀的後半葉，對儒家文化進行改革與調整的設想與方案不絕於耳，儒家文化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中的「話語霸權」地位受到了嚴重的削弱。至張之洞在1898年為清政府規范出」中體西用「的指導原則，便從事實上反證儒家文化的地位已經退到無法再退的程度。西方近代文化淡僅帶動了中國的進步與發展，而且已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構成了致使的威脅。20世紀中國學術界對先秦儒家學術的研究就是從這種歷史北京下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