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愛因斯坦曾說過,20世紀初只有少數幾個科學家有哲學頭腦,而到了50年代,物理學家則幾乎全成了哲學家。在20世紀的西方知識界,科學和哲學表現出強烈的思想對話,科學哲學蓬勃發展。維也納學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一些科學家,哥本哈根學派的量子物理學家幾乎都是哲學家;科學歷史主義的創始者托馬斯·庫恩是一位物理學家,還曾擔任過美國科學院的院長;科學實在論的代表馬里奧·本格37歲就成了一名物理學教授。至今幾乎全美所有的大學都開設有科學哲學的課程。
相比之下,在中國,自然科學與哲學之間的思想溝通仍困難重重。在中國科學界,人們普遍抱有「當心形而上學」的心態。更有甚者,一些科學家對哲學表現出本能的厭惡,認為哲學家在那里嘮叨的是一些無用的廢話。記得在1992年北京首屆國際科學哲學學術討論會上,西方與會者中很多是工作在科學研究第一線的科學家,而參會的中國科學家卻寥寥無幾。
不僅中國科學與哲學之間難以產生對話和共鳴,而且中國科學的重心似乎也在不斷地向技術傾斜,基礎理論領地日趨縮小,這無疑進一步遠離了理性分析的理論王國,中國科學與哲學的融通更是遙遙無期。究其原因,除了一些經濟的考慮外,恰與中國科學傳統中的「厚生性與境」一脈相承,與中國古代哲學的玄學形象相關。
為什麼西方科學界那麼熱衷於哲學的探究,對哲學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因為他們深信由無數的科學哲學家投入畢生精力總結出的這樣一種道理:在理論科學孕育重大的發展契機的時候,哲學的理性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的科學理論體系的誕生常常以哲學為先導。
面對中國科學發展的這些缺憾,劉傑教授的力作無疑是一次響亮的吶喊,這是對科學與哲學融通的一次呼喚。我覺得,作者至少在以下兩點上做了深入的探討。第一,他正確地指出了哲學形而上學對科學研究、發現和創新的意義。在科學把人們不系統的片斷信念組織成一個嚴密體系的過程中,理性形而上學為它提供了一套先驗的范疇框架。這個框架就是科學家的「意義的網絡」,人類知識的形成有賴於這個網絡。科學家的基本工作只有與這個「意義網絡」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才能夠得到解釋,並且也才是有意義的。同樣,科學中的革命也就是該「意義網絡」的徹底改變和重建。其次,形而上學的范疇框架是科學家選擇研究問題的一個主要的「協調力量」。形上學的范疇框架作為科學家認知經驗的「無形的組織機關」,在暗中引導和規范着科學家的興趣,甚至會影響到社會對學術制度的安排和科研機構的設立。所以,我認為該書是近年來我國科學哲學研究領域所取得的一項了不起的成果,值得大家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