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

第一部分 清晰化和簡單化的國家項目
第一章 自然與空間
第二章 城市、人民和語言
第二部分 轉變中的視野
第三章 獨裁主義的極端現代主義
第四章 極端現代主義的城市：試驗與批評
第五章 革命的政黨：計划和診斷
第三部分 農村定居和生產中的社會工程
第六章 蘇維埃集體化，資本主義夢想
第七章 坦桑尼亞的強制村庄化：美學和微型化
第八章 馴化自然：清晰和簡單的農業
第四部分 失去的環節
第九章 薄弱的簡單化和實踐知識：米提斯
第十章 結語
譯者后記

能夠為本書的中文版寫作一個簡短的序言是我的榮幸，同時它的出版也使我忐忑不安。

作為一個從事政治學和人類學研究近40年的學者，我感到長期和傑出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的知識傳統使我受益匪淺。我從中吸收了大量知識，盡管只是通過翻譯的著作。這不僅包括20世紀和2l世紀的學術著作，而且也包括中國的古典文學。我發現後者是很富有啟發意義的。比如，我最近發現，《水滸》中充滿了真知灼見，它表明在國家壓迫下，人跡罕至的山地如何成為人們避難和復興的場所。這一經驗在很多方面也適用於我所研究的東南亞大陸山地與河谷之間的關系。

盡管我是從事東南亞問題研究，特別是從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緬甸問題研究的專家，但我最初曾計划成為中國問題專家。在我開始研究生學習的1962年，訪問中國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從事研究了。那時，我非常想在村庄從事田野工作，而不想成為「扶手椅上」的圖書館學者，為此．我轉而學習馬來語，後來在馬來西亞從事了兩年的田野工作，《弱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NeW Haven，1985）就是這一研究的成果。感謝威斯康星大學的愛德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他不僅是我的同事和教學伙伴，也是我知識上的良師，他使我能夠一直與中國農村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行，這也包括他自己[與畢克偉（Paul G．Pickowicz）和賽爾登（Mark Selden）]關於河北省饒陽縣五公村的兩部著作（《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我也有幸培訓了許多學生，他們現在出色地從事中國農村研究，並且與昆明可持續發展與地方知識研究所合作進行地方和俗語的識別。

讀者將會清楚地看到，這本書的中心問題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領袖如何為使其人民和景觀能夠現代化而設計出種種項目。這些項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視生態和社會生活的基本事實，甚至當其致命的結果已經顯現出來以後，仍然被不顧一切地繼續推行。這已經成為我所關注的占主導地位的問題。我的結論是，「作為宗教信仰的極端現代主義」、獨裁的權力以及軟弱的市民社會為社會災難和自然災難的泛濫提供了條件。我從科學林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城市規划（巴西利亞）、坦桑尼亞的「村庄化」（烏賈瑪）、前蘇聯集體化和工業化農業中都得出這一結論。在每一個案例中我都指出了所謂的規划者對其所要改變的社會或生態的所知之少，而地方上流行的知識，及其在壓迫下的適應和逃避在許多時候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災難。我知道，我這里的一些結論也可以被推廣到現代中國的一些時期（也就是「大躍進」時期和李森科主義的農業進步時期）。我將這些工作留給我的那些有才華的中國讀者。

這些項目的基石來自於我所稱的「清晰和簡單化的設計」，這些設計是所有社會規划、圖解和管理所不可或缺的。作為一種控制人口流動的知識形式的戶籍制度就是一例。按照歐洲的標准，中國人在這方面是早熟的，早在漢代中國就出現了正式的宗族姓氏制度。在它們之中，以及它們本身，清晰和簡單化活動所顯現的只是抽象的「能力」。它們可以被負責和有益地使用（比如對於追蹤和控制非典型肺炎所必要的全國流行病統計數字），也可以為了無意義的目的而被不負責任地使用。盡管我所討論的幾個例子都是以前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規划，但是極端現代主義的狂妄及其帶來的災難（比如巴西利亞、科學林業、工業化農業）並非是社會主義背景下獨有的危險。它也同樣可以是巨大並且強有力的組織在市場經濟中的產物，當這些組織試圖通過群體力量操縱自然和它們的人力以實現其控制范圍最大化的時候，就會出現類余緯度的結果。這部著作應被看做是對我所稱的米提斯的贊頌：也就是對普通人所具有的關於他們周圍社會和自然如何動作的實踐和有用知識，以及他們抵制那些危害社會和自然的項目的能力的贊頌。在這個意義上，它也是對「沒有等級制度的社會秩序和相互密切關系」的贊頌，這是早期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人民幣。後來在一般觀念中，無政府主義代表了「無秩序和暴力」。秩序的建立不必壓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內容，壓制地方流行的東西往往會帶來無序。

我將這部菱的出版看做一個開展與中國同事對話的機會，我期望從他們那里學習到的遠比我所教授的更多。

詹姆斯·C.斯科特
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斯特林（Sterling）教授
農業研究項目主任
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