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家的哲學理論

本書試圖對我所認為的真正社會哲學的基本觀念加以說明。書中評述並闡釋了某些著名思想家的學說，只是為了把這些觀念最清楚地呈現出來。這就是本書的全部目的；而且除了作為例證外，我有意避免涉及實際應用方面。我確信，對基本原則的較深刻的理解確實會大大有助於更合理地處理實際問題。但是，在我看來，要獲得較深刻的理解，只有撇開那些引起激烈宗派爭論的實際問題，徹底檢驗一下有關的觀念才能辦到。我還認為，這些觀念對實際討論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將使這種討論脫離哲學理論。我提出的原則可以消除許多宗派偏見，使人們注意掌握許多了解事實的線索，從而把一些實際「社會」問題看作只能通過深入體驗並采用適應其微妙性的方法加以處理的生活問題和精神問題。結果，這種討論就會更加受到重視——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並會獲得與其重要性相稱的獨立性和徹底性。不應當把社會改革家的工作看作只是附屬於社會學說的，就像不應當把醫生的工作看作只是附屬於生理學的那樣。這樣的分工當然不妨礙事實與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變換。恰恰相反，它往往可以通過增加對兩方的補充和改善兩方之間的理性溝通而促進這種變換。

哲學界的讀者會看到，這里提出的理論的實質不僅可以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找到，而且可以在很多現代著作家特別是黑格爾、T．H．格林、布雷德利「和華萊士e的著作中找到。現在由一個不可能超越這些前輩的人按照同樣的方法寫出另一本書來，讀者對這樣做的正當性是可以持懷疑態度的。

對這一點，我想簡要說明一下。首先，不言而喻，對任何一代人談問題都需要使用當代的語言；我甚至還可以說，一種傳統的偉大性理應及時引起人們對它的注意。但是，特別是關於格林，雖然我有許多論點是緊跟他的，卻有兩個特殊的原因使我想表達自己的獨立見解。一是我試圖把新近提出的心理學概念應用於國家強制論和真實意志或公共意志論，並說明社會哲學與社會心理學的關系。對於模仿論——這是本書的目的不允許在此論述的——我會在即將由《精神》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里簡要地加以論述。

另一個原因是，我確信像格林那樣小心謹慎地估量國家對其成員的重要性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在本書的正文中(第10章)談到了這個問題；但是，我想強調一點，即我相信我們對社會各「階級」日益增多的經驗證明了幸福和品格的實質在整個社會統一體中都是一樣的。對這一點懷疑，我認為是由於社會經驗不足。有一點似乎確實值得注意，即現在對影響國民中較貧困階級的種種不利因素已受到應有的重視，使之有可能得到補救，然而這卻引起了嚴重的混亂。倡導者的熱心已將他引向詆毀他要保護的人。當他證明在某些條件下「窮人」的品格不好是不足為奇的時候，他卻忽略了這一點：一般說來，「窮人」和其他的人事實上是一樣好的。貧困的家庭和不道德的家庭之間的非常重要的區別被忽略了。而且有一點看來是可能的，即若把一定的犯罪地區略去不計，窮人中不道德的家庭並不比富人中的多。有人裝作熟悉情況的樣子，對一些住有成千上萬值得尊重的公民的地區任意使用「賊窩」和「貧民窟」之類的名稱。我們的民主時代竟會使相信窮人品德的悠久傳統變得模糊起來，這將使我們的後代感到驚訝。在較早的學說中無疑有一些假話，但還不像今天的與之相反的假話那樣遠離事實；現在是應該使其中所含的真理重新顯現出來的時候了。

我必須一再聲明，我講這些並不是想引起爭論。在這些說法中並沒有任何一派嚴肅的學者所不能接受的東西。我只是想維護我的看法，即真實意志與大我(the greater Self)的自由是個受到普遍關注的問題，而不僅是「受過教育的」人們所抱的希望和幻想。誠然，盡管一個學生如果輕視文化教育就會變得沒有教養，但絕不要忘記，就今天的情況來說，一些靠手藝謀生的公民卻具有文化階層基本上不具備的可貴的智育因素。因此我認為，無論本書怎麽不完備，也絕不會缺少其主題與各國人民的普通生活之間的關系。

社會學者應當避免單純的樂觀，但不應害怕充分重視他所研究的對象。那些半實際的目標造成了一個不幸後果：它們很自然地影響了社會哲學家們，使他們對自己的研究對象總傾向於采取一種如果不是敵視也是冷淡的態度。他們不像植物學家相信植物或生物學家相信生命過程那樣相信現實的社會。因此，社會學說取得的成就不佳。沒有一個學者能夠真正對他往往要為之辯護的研究對象作出正確的評價。除黑格爾和布雷德利外，所有主要的著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持這種態度。因此我敢說，他們都不能完全從最普通的實際生活各方面去把握生活的偉大和完美。有些人則采取不同的態度，這不意味著要搞蒙昧主義，也並非想阻擋一種真正的社會邏輯的發展。他們確信，一個實際存在的社會是比一台蒸汽機、一株植物或一個動物更加高級得無法計量的一個創造物；而且認為就是把他們最好的思想用來分析這個社會也不過分。對研究實際社會不熱心的人，即使他們擁有一個更好的社會，也不會熱心去研究它的。「你們的美國就在此地，不在他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