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女人自己說話︰獨立的歷程

讓女人自己說話︰獨立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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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口述方法不是婦女研究的獨創,口述史的啟用了不是從婦女史開始,但它卻格外受到女性學者青睞,為女性主義史學家廣泛使用。這是因為,口述史對傳統史學有著補充和校正作用,它發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婦女、少數民族、社會底層)和人們沉默的聲音(關于私人情感、生命體驗等),使得史學有可能更完整的記錄“人”的和普通人的歷史。女人曾經“未載史冊”,以及歷史上學術界中“女性的沉默”,使得婦女史研究不得不從“打破沉默”、“讓女人發言”開始,幾乎是在同一個時間段上(20世紀中期)同步進行,兩者相互推動,成為近代以來史學革新運動中比肩行進的戰友。

  “讓女人自己說話”,通過女性的聲音,講述女人的歷史感受,記錄女人的歷史記憶;以女性的視角,考量歷史的足跡。透過女性的名字,找回女人的歷史,令歷史的解讀更加豐滿。

  從宏觀角度看,中國婦女在20世紀的經歷可以1949年為線︰(1949年以前)婦女與(民族)戰爭的關系以及(1949年以後)婦女與(國家)政治的關系,構成了中國婦女在20世紀全過程中的兩大主題;換言之,婦女與“民族-國家”的關系,以其空前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體現在每一個女人的個體經驗中。在這種關系中,女性角色多半仍然是被動的;盡管她們也在時代的裹挾中與時俱進,卻仍然不能成為自己生命和命運的真正主人。

  換一個角度,從女人自身著,被女人認同、自覺追求、並且長久地改變了女性命運的,主要有兩件事︰教育和職業;相比之下,教育可能是比職業更重要的能動因素。
 

目錄

總序 李小江
體例說明
導言 李小江
求學與辦學
先鋒女生:中華民國早期上海女子教育 楊潔 訪錄、整理
工部局女中:“非已役人,乃役于人”
務本女中:“溫、誠、勤、樸”
清心女中:“密封罐頭”“象牙塔”
獨具特色的天主教女學
震旦女中:“惟一的理由是它不念日語”
女學與體育:“那也是很出風頭的呀!”
清貧女子,勤苦生涯
知識女性的早期足跡
結語
辦學生涯:上海陸禮華女士口述 周美珍 訪錄、整理
重年:“6歲時我成了鎮上很特別的人”
辛亥革命:“我滿腦子灌滿了革命的思想”
“五四”以後:“我走上了艱難的辦學之路”
戰亂:“重創中我依然創造了輝煌”
體育比賽:“我們從國內打到國外”
抗戰期間:辦學救濟抗日流亡青年
“上帝平衡了我這顆苦難的心”
解放後:“不再去想學校了,我做了一名工人”
後話:“說到學生,我感覺著甘甜……”
職業與事業
火柴女工:廣西梧州火柴廠女工早期生活 周佩玲 訪錄、整理
和媽媽一起追述往事
听媽媽(們)講過去的故事
罷工的故事
童工的故事
勞模的故事
干部的故事
蠶絲人生:費達生女士口述 沈漢 訪錄、整理
職業一事業:“光是在學校里養好蠶沒有用”
大家一小家:“單把一對夫婦的關系做好是不夠的”
蓮宗寺主:天津釋際然師傅口述 沈漢 訪錄、整理
家境:“破旗人,破旗人,該著你們沒飯吃!”
童工:“洋人的煙卷公司驗小姑娘,到那兒就被驗上了”
出家:“我算把這世界看透了……我受不了這個”
修廟:“你們不讓女的修廟,可我偏要這麼干!”
救難:“現在得把孩子接來,要不他們都會死掉了”
磨難:“‘應當活得起,死得起!
變遷
世紀年輪:2O世紀一家四代女性命運追蹤 文丁 訪錄、整理
引子:世代鏈條,生生不息
姥姥的故事:“我要是有文化,能趕上宋美齡”
我的故事(一):在姥姥的關愛下成長
我的故事(二):厄運降臨到我家
我的故事(三):實現了上大學的夢想
我的故事(四):再次遭遇性別歧視
母親的故事:“我是國家的干部,家務活就不是我的事”
婆婆的故事:“我是公家的人,就要一心撲在工作上”
女兒的故事:“我不覺得女的不如男的”
母女對話:坦言成長
後記
附錄
“2O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項目參與人名單
“2O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主要參考書目
 



口述是人類知識傳播和史家記錄歷史的一種古老的方法,只是在文字化的文明過程中日漸被人輕視了。20世紀下半葉,口述方法重新引起史學界的重視,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史學觀念的變革,在“平等”觀念的推動下,將史學研究範圍從帝王將相擴展到人民大眾,從主要是對改朝換代的記錄進入到尋常百姓生活;二是科學技術的介入和錄音設備的使用,使得“真實的記錄”成為可能,有效防止了傳述的誤差或篡改——口述史(Oral History)應運而生——1948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Allan Nevins教授第一次使用了“口述史”這一概念,並在該校創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

半個世紀以來,口述方法在史學界被廣泛使用,它打破了單純以文字資料為資源、以史學家為代言人的傳統史學規範,讓“事件”的參與者直接對“歷史”說話,將生命體驗融入史學,不僅可以填補文獻資料的不足,校正認識偏差,而且有可能使歷史展現出有血有肉的“人”的個性特征。在史學界享有盛譽的英國口述史學家PaulThomson教授認為︰“口述史學是關于對人民生活的詢問和調查,包含著對他們的口頭故事的記錄。……對話訪談意味著學術機構與外界、專家與平民大眾之間界線的突破。‘重新發現歷史’本身變成了一個廣泛合作的過程,其中非專業人士起著關鍵作用。……簡而言之,口述史就是人民的歷史。”

口述方法在我國史學中的運用也由來已久,從孔子的《論語》“述而不作”到司馬遷《史記》中的“荊軻刺秦王”,屢見蹤跡。唐德剛先生認為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朱元璋的《七修類稿》,以及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供詞”都是“我國傳統口述歷史中的上品”。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將史料分類,有一類正是“傳述之口碑”。唐德剛于1957年起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始做中國口述史,已完成《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等。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1959年12月起有計劃、有組織地做了民國重要人物訪談,訪過七十多人,自1982年起以“口述歷史叢書”形式發表。

在中國大陸,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識別、60年代的村史、方志整理和文史資料整輯工作、70年代在婦聯系統內做的婦運史調查等等,都采用了口述方法;但因為缺少錄音設備的參與,多半以筆記為主,加上政治運動的影響和意識形態制約,不同程度影響到相關資料的可信度和可續性。20世紀80年代後期,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一百個普通人的自述》和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面世,被看作是利用現代技術手段用口述方法記錄歷史的有益嘗試,但主要是文學工作者而不是史學界內的動作。80年代中期,楊立文教授在北京大學歷史系開設“口述史選修課”,首次在我國高校中系統介紹口述史學;北京社會科學研究所鐘少華先生自1982年起采用口述方法,做過一百五十余位80歲至96歲有成就的科學家的錄音采訪,他的口述史專著《早年留日者談日本》的出版,以及楊、鐘二位先生對近、現代以來口述方法在我國史學領域中的運用所進行的梳理——所有這些,為我們今天的相關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本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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