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于1983年面世以來，一直獲得各方面的反應，但是有深度的批評還沒有看到過。因此，這個批評還得由我自己去進行。同時，在書出版了之後，我的一些看法也有改變，借此修訂的機會將它們包括進書內。
對這本書較常見的反應是︰“它如何去救中國？”關于這一點，我確實沒有答案，書也沒有一個結束語。在有機會與讀者面談的場合中，我的答復總是︰“這本書是我個人的陳詞。”換而言之，“救國”原非寫此書之目的，它只是表達了一個人與其原生文化之間的疏離而已。以一個“個人”身份，毋需惜著“替中國找出路”的名義，而斗膽反映一己與文化之間的異化，這已經是一種立場——也就是我主張的確立“個人”的一個表現。
此外，就是對本書有否嚴格地采取了結構主義方法的質疑。在這里我必須澄清︰我的“結構”概念是一個比喻。它並不像列維一施特勞斯那般想確立人類心靈的基本文法規則。事實上，這類嘗試已歸失敗。如今，對“敘事”有了解的人，都只把它看作一種意義的編織。任何敘事都能說明一些現象，甚或“發明”現象之間的一些關聯。在此意義下，思想與藝術創造的距離應可拉近。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其實探討的正是個人與社會，在20世紀的中國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仁者，人也。”儒家思想影響了多少人的心理結構，中國人缺乏自我自主意識，也是其中一斑。全書視野開闊，令人心服。
大約在十七八年前，有一本書悄悄地在大學里流傳，與其說書，不如說是一份復印本，篇名叫“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名為孫隆基，據說他是香港人，而且到美國留的學。那個時候，正是“文化熱”如火如荼的時候。文化人見了面，就要談文化。書也是這樣，只要染上“文化”二字，就立即洛陽紙貴，印個四五萬冊，是家常便飯之事。在這本書里，孫氏不僅談文化，而且還是文化的深層結構，這就不能不撩撥起大家的好奇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