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余英時另類人生抉隱
盧建榮
一
余英時一生經歷了國府統治（1930-1949）、國共內戰（1947-1949）、共產黨建政（1949-1950）、香港國府第三勢力的暗戰（1950-1955）、美國漢學界的求學（1955-1962）和工作（1962-1966）、美國三大名校的永久職業（1970-1998），以及介入台灣黨政關係和學術社群關係（1971-2021）。這裡面，有東方政治／學術的黑暗，以及西方文化霸權的榮光，所造成的政治／文化反差。再加上，余英時介入台灣政治／學術實際運作甚深，是位標準學官兩棲的人生，他卻標榜一己是獨立知識人，完全不欲人知他涉入黨政／學政甚深並在背後出謀畫策的另類人生。然而，余英時晚年所製作的《回憶錄》、《訪談錄》和《談話錄》所呈現的人生究竟就只有偉正光的一副面容，所有隱身闇黑權力集團身邊那些狗屁倒灶、以及一文不名時力抗強權的事，全被有意識地給掩蓋掉了。
這頁隱蔽的個人私密史，如今卻為張友驊給揭底，對於全面瞭解余英時這位名滿華文世界的名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
余英時成名太速並太早，拼命躋身列為門牆者如過江之鯽，但蒙其青睞者，畢竟只是少數，但比起一般教授，余英時門生到底分布在中國、台灣、香港，以及日本、北美，而且位居學術要津，這點是他再生產產能優於同輩同儕的地方，非常之特殊。但在台余門弟子五傑中，兩位短命而死，學術成績貧弱固無足論；其餘三位，余英時欽賜的博論題目，先後是清初理學家李紱、唐代柳宗元，以及民國傅斯年，均非有突破性貢獻的題目。這比起西方大師研究生選題差一大截，像哈佛大學社會系博士生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做的是十八世紀末法國旺代省反革命運動，畢業後沒幾年就正式出版，奠定了提利一生社會歷史學首席大師的地位；再如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生孔飛力（Philip
Kuhn）做的是晚清叛亂及其敵人，迨正式出版後即名震西方漢學界，並使孔飛力接棒費正清後長期坐鎮哈佛大學東亞系。以上兩本寫於上世紀六○年代的博論，至今仍熠熠生輝，反觀余門三大弟子博論於出版後迄今，幾乎沒引致西方學界的漣漪。提利和孔飛力皆受哈佛名師調教，余門三雄受大師余英時調教，但產生效益相比之下卻天壤之別！何以故？提利和孔飛力會自行選題，而且選有意義與貢獻廣大的艱深題目，相形之下，余門三雄選題都過小，且並未觸及所究時代的癢處，自難引起讀者共鳴。這樣說來，余大師的再生產產能，比起西方大師，諸如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提利導師）和費正清（孔飛力導師），立即敗下陣來。摩爾和費正清生前便雄視西方學界，到其二代目，即提利和孔飛力，何嘗沒雄峙一方，垂四十年而未已？反觀余門三雄，迄今拿不出壓箱底工夫服人，有之，只有權位足以震懾後生晚輩與要賴以為生的追隨者罷了。
三
比較完余大師與名家的再生產產能，是比下有餘卻比上不足。再回到張友驊的余英時的另類人生書寫這件事來。余英時刻意隱藏的歷史，他不講，誰人能夠挖掘得出？從文獻上確實找不到關於余英時與黨政闇黑勢力勾搭的跡象，然則張友驊又是如何堪破此中玄機的呢？余英時不諱言他與黨政關係，但黨政特務機構載及余英時的形蹤。這就像黃宗智利用日本特務機關的材料去拼圖梁啟超在日形跡，而破解了梁氏在日的隱蔽行動一樣。台灣史學界對於台灣情治部門不公開蔣經國（八大情治系統頭領）資料，當然就掌握不了余英時與黨國眉來眼去的秘密關係。然而，張友驊在八○年代從事黨外運動，便與台灣情治部門有所交手，迨台灣政治鉅變之後，原本張友驊與情治部門的敵對關係，逐漸轉為朋友關係。在這種政治變天、原本敵對關係轉向可交往關係之後，張友驊有辦法套到情治機關的情報。這是張友驊可從監視余英時在台活動相關情資，藉以研判余英時與黨國曖昧關係的憑藉所在！所有坐在書齋做學問的史學家，沒有一人具有張友驊的本事，因而也只有張友驊可經由得之不易的材料，大體拼圖出余英時在台暗中活動的秘密所在。其次，張友驊與軍系將領來往，與台灣花瓶黨，諸如民社黨和青年黨，有所來往，並寫有人物專訪和經歷，使他獲得世人不知的余英時交往人際網絡，以及余英時治學不及的台灣軍界與學術界關係這一塊。這些都是台灣史界當權派，甚至余家班未知的領域，就算他們踏入，亦有所不能。這是張友驊從年輕時社會觸鬚廣，加上實務經驗豐富，足以打敗一眾書呆子做學問的憑藉所在。張友驊是沒有進入學術界工作，但他觀人知世的能耐是學術中人無人具備的。張友驊意外料理起余英時隱藏人生這個課題，他所做出的成果，就讓整個華文學界以及之外的受眾，瞠目結舌不已！亦即，張友驊在處理起人類隱藏的歷史這一文化區塊，學術社群中人只能甘拜下風、歎未曾有了。我對於張友驊意外踏足隱藏的歷史這一塊，驚喜不已，原因無他，他彌補了現役史家，包括余英時的門生故吏，想做也做不到的事。就像音樂奇才莫札特，由歷史心理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來做，以及由情感歷史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來做，味道判然殊異！當然，張友驊是雜家，他處理起心思格外複雜的人物如余英時，就不是哪一家可以應付得了的。張友驊自有他破解之道。
四
余英時即使在一九七四年榮獲院士殊榮，但他知名度僅在象牙塔內流傳，外間仍不知其為何人。直到他在一九七六年發表〈反智論與君尊位卑〉等三文，在《聯合報．副刊》上，這才聲明大噪，名震遐邇。這是一如胡適發表關於「文學八不主義」一文，用以進行白話文學革命，始聲震海內外華人圈者然，是暴享大名。
余英時憑發表極權者好搞愚民術三文這點，這在當時犯了台北的政治禁忌，特務聞風而至，準備逮人。據張友驊發現，是蔣經國阻止，余英時才未身繫囹圄。台北這邊沒發作，沒想到北京方面以為余英時在借古諷今，如此一來，余英時樂得生受，且以此譏諷北京。這其實無形中讓余英時賺到一個可與兩岸政權的高度，他的形象從此愈發巨大，不在話下。
余英時之所以賺得這文化巨星的名氣，據張友驊推源溯始，跟他採訪社民黨主席陳啟天、誤打誤撞，得知陳啟天應主編許倬雲之邀，投稿史語所《中國上古史待定稿》，被審查者余英時給予惡評、氣到不行。張友驊得此線索，當時一時難以消化，不疑有他。等到余英時聲名大噪，而所發表之文與他關心儒家無關，反而搞起法家研究來。而且，此後余英時再也不碰法家。這時張友驊才記起陳啟天跟他抱怨說：「余英時不理解法家。」張友驊立即把陳啟天這句話，跟余英時突然搞法家研究，聯繫起來看，並加以推敲，先後兩件事的因果關係。原來，余氏主張當掉陳啟天文，但主編許倬雲硬是予以刊登。依當時規則，投稿文與審查意見文一起刊登，但許倬雲改了這規則，只刊投文，未刊審查文。這點，使余英時不能接受許倬雲處置，且造成兩人心理有芥蒂。要之，張友驊就憑陳啟天沒頭沒腦丟給前者的一句話：「余英時不理解法家。」，展開調查，經過一番工夫，終於撥雲見霧，獲知余英時為要把當年許倬雲處理陳啟天稿件，所引發的不愉快，藉著超越陳啟天的研究，扳回顏面。這是余英時原先的動機和來源，是因一場審稿不被尊重的風波有所抗議而使然。但文章格局已突破法家思想研究的框框，在作中國君主專政乞援於法家思想資源的關係，這樣的文章一出，當然打動台灣數以百萬計讀者的內心。它所產生的效益已不僅僅是在處理余英時與許倬雲之間心結問題，而昇華到專制政治利用愚民術的倫理學層次問題去了。這震撼了七○年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內心深處。余英時初始或許只為一己的不愉快，想在學術上與老前輩陳啟天一較高下，但文章寫成之後早就超越這個私下的小格局，進入到當時台灣公共論壇的大格局去了。這讓余英時放下原先想法，把訴求對象放大到整個台灣政治／文化語境中去。這是張友驊提出余英時經過精心算計，才丟出三文、向台灣大報之一的《聯合報》投文這樣妙解。讀者如果好奇，請詳讀張友驊書，從中領略張氏抽絲剝繭的工夫。這裡恕我點到為止了。
五
張友驊筆下，一九五○年代，國民黨特工在香港監視第三勢力的活動，與青年余英時的關係，完整地呈現出來。這是余英時諱言的一段困頓人生經驗。余時為新亞書院的研究生，因窮困關係，在幫第三勢力雜誌做編輯和審稿的工作。國民黨特工不斷接觸余英時，想要吸收他做對第三勢力的臥底，但為余英時所峻拒。為此，余英時付出了得不到台灣發的護照和簽證的好處，他寧可被台灣情治機關列入黑名單，從此變成無國籍的難民。這對留學美國的余英時產生巨大困擾，只要美國查出余英時有任何政治不正確的舉動，余必被驅逐出境，倘若如此，其悲慘境遇不言可喻。但余英時撐過來了，而且一撐就是十六年之久，從一九五五年踏上美國國土，到一九七一年受台灣當局邀為座上客為止。這部分，是張友驊稱許的余英時，為了不當特務機關的爪牙，寧可自陷困頓，也不屈服於惡勢力這一志節。
其實，余英時治學格局的養成，奠基於這五年就讀香港新亞書院的一段時光，即便日後他留學美國，且後又留在美國工作至退休，基本上，余英時的史學造詣不脫這段香港碩士生的養成教育。他自己津津樂道在漢代史所下的工夫，幫助他發表兩篇關於東漢建國和亡國與士大夫關係的兩文，先後在他母校《新亞學報》上。（詳參《回憶錄》頁107-108、195）這兩文發表時間點分別落在他一九五六年（時為二十七歲）和一九五九年（時為三十歲）。這是余英時在美國博士生時期特別寫就的中文論文長篇，分別是六萬字和十萬字。這兩文成了台灣日後研究生教養時期必讀的兩文，影響台灣學界至為深遠。我是要到一九七四年才讀到這兩文，與此前一九七一年讀余英時以智識主義詮釋清代理學和樸學，同樣受到震撼。我之為張友驊書補充這點，主要在傳達香港養成教育之於余英時，一如張書所揭發的余英時早年奇節，都是余英時一生的亮點。
六
張友驊書最大貢獻之一，在於澄清余英時與台灣蔣經國政權的熟絡關係。這部分歷來對余英時與政治牽扯不清，莫衷一是。如今因張友驊書應可定案，而不用猜測紛紜了。張友驊指出，余英時與台灣當局聯繫的仲介，不是其岳父陳雪屏，而是蔣經國親信李煥！他同時揭發一段蔣介石父子與陳誠之間因政權繼承人誰屬的鬥爭密聞。在此，陳雪屏站隊到了陳誠一方，隨著陳誠突然病故，而被兩蔣父子頒令：「永不錄用」。
至於小蔣對余英時解禁，時間落在一九七一年，又與當時國際政治有關。當時正值台灣於聯合國席次，形將不保前夕，小蔣有意找人疏通與美國的中國通費正清之間關係，寄希望費正清能為台灣出力。這才看上余英時與費正清有師生之緣，這時余英時變成國民黨奇貨可居的對象。於是，一九七一年，余英時受邀成為台灣黨國的座上賓，安排他到台大歷史系、救國團所屬文教機構，還有軍事機構等三處，做演講。這是余英時第一次接觸台灣，同時也見到岳父陳雪屏（按：余英時在美國成婚，台灣當局不許陳雪屏赴美主持婚禮）。
可當余英時知曉了國民黨當局欲與他改善關係的條件，是要他對費正清做工夫，勸費協助台灣。余英時整個人又呆掉了。余英時此時又陷入他人生第三次危機（按：第一次家鄉有國民黨營長要追殺他，第二次是陷身國民黨在港特工要吸收他入夥）。好個余英時想到一招陳平奇計以資應付。他向哈佛大學請二年長假，去接受香港新亞書院院長的聘書。這樣，他逃掉對費正清做工夫的黨國任務。至於余英時兩年院長將新亞歸併到中文大學而得罪錢穆暨一眾師兄弟事，使他集尤叢謗，那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張友驊就加以省略了。
七
後來台灣在聯合國席位不保，國民黨支使余英時對費正清做工夫的任務，自然結束，只能自求多福，同時，對余英時也只能順勢繼續接納了。余英時新亞書院院長二年期滿，一頂學術桂冠──台灣院士──頒贈給他，這就奠定余英時在台灣長期政／學兩棲的雄固地位。余英時也意外取得號令台灣史界的尚方寶劍。同時，於一九七六年之後，余取得兩大報爭相邀稿的超級文化明星地位，余英時進入開宗立派的人生階段。余遊走於美國三大名校期間，布建了余家班，前後收了台灣五大門徒，北美和大陸的也有好幾位。直到一九八八年一月小蔣暴斃，才結束余英時在台熱絡的黨政關係。但余猶不死心，還想攀上李登輝的權力之路，而接受了李登輝國家統一委員會一席委員的官位。這是九○年代，余英時與台灣政界藕斷絲連的時期。相形之下，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大陸民運分子奔赴美國聚集在余英時四周，從此，余英時在美國並不寂寞。
八
余英時與台灣黨政關係最戲劇高潮的一幕，便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安迪颱風肆虐北台灣那天，在宜蘭開會的余英時急著回台北見蔣經國，卻插翅難飛回台北。處在因焦慮瀕臨精神崩潰邊緣的余英時，因一位摩托騎士的出現，救他出險、且安全返北如約見到小蔣。這段神奇經歷經盧建榮於二○一一年揭發，從此這位摩托騎士王汎森逢人便闢謠一番，好不辛苦。究竟余英時是否死都要穿越險阻重重的北宜公路、非見蔣一面不可，以及不虞王汎森有因不測而陪死的風險都顧不得了？究竟有否其事？
據張友驊查證資料，確有其事，只是糾正盧建榮說小蔣利用颱風天召見余英時，是不正確的。蔣余會面是颱風前已約定的事，而且不是單獨見余一人。這事錯怪小蔣多年，如今真相大白。但王汎森載余英時返北這老少兩人的不畏死勇氣固然可佩，但不顧公共安全，以及即使爽約按說小蔣也不至不盡人情之甚，但余英時優先所想全不在這兩點，這就有點不顧物議了。
更詭異的是，王汎森於一九八五年十月於赴台大黃俊傑教授開會之邀途中，親口告訴盧建榮用機車載余英時見蔣之事，到二○○二年時報出版公司於宜蘭會議二十年後出紀念集時，余英時和王汎森一致隱匿起機車雙載見蔣的事。這是前後不一致。迨二○一一年，盧建榮首揭此秘辛，王汎森從此急猴猴否認不迭，不時在課堂，甚至撰文忙於闢謠之不迭。
今天張友驊書根據資料把蔣約余事，源源本本揭露，余英時突遭颱風為免誤見蔣之約會，斷然採取機車行險見蔣事，的確是個意外插曲，非小蔣有意刁難，而是余英時反應過度，致貽伊戚。於小蔣死後，事後回想是否後悔？不得而知，但我撰文批余，研究朱熹，熟悉朱熹誡門人日常行事要時時「提撕警覺」，余英時為一己之私不考慮會拖累一條年輕生命陪他墜入懸崖之風險，這算是通透理學的大師宜有行徑嗎？以王汎森十餘年來不斷否認他用機車載過大師，可見他正深悉於台灣政治變天的三十二年間，他當年的「義行」，已變成大師的醜聞了。台灣政治變天，使許多人當年偉正光的形象為之破產以致難為情，余英時和王汎森當年所為，只是這一類事蹟的小焉者。相信多數年輕人會加以原諒，只要當事人誠實以對，莫再繼續說謊，去感動你的粉絲團，或縱容屬下製作黑函胡亂抹黑對手了。
九
張友驊書對破解余英時與黨國關係，從黑名單人物躍身為黨國智囊座上賓和文化明星，這種如實呈現歷史這點，貢獻之大，是所有余英時門生舊識所無法比肩的。甚至他對於余英時生前與學界最大論戰，即陳寅恪是否動念欲逃難至台灣，聚訟紛紜至今，莫衷一是。張友驊書一出，這個爭論可以休矣。歷史是研究人行為的結果，並予以解釋。陳寅恪並未來台，他是否動念赴台，說到底根本不是歷史議題。然而，長坐書齋的學者為了一己喜惡，或主張陳動過赴台念頭，或否。張友驊極其詳盡描述，與陳家最親的俞大維，如何親至陳家力勸，並動用公部門專留一架飛機特別載運陳家赴台，在廣州天河機場升火待發，直至共軍入廣州，才不得已空機飛台。當余英時與汪榮祖大動干戈爭辯不休的一九八五年前後，俞大維還健在！但爭辯雙方無人枉顧俞府問明事情原委，各自在書齋進行純瞎猜的比賽！非常之可笑。張友驊見過俞大維，也訪問過他，而且知道陳寅恪無意赴台的心曲。他看著一味蒐讀書面材料的學者，平白錯失一位活見證的活人，去問明底細，此一疑問立馬消解，何必為此生產出六萬多字的筆戰垃圾呢？
十
以上瑣瑣寫來，未知盡了一位身為導讀者的責任？我是從一九七一年在台師大圖書館讀了余英時用智識主義解釋清代理學，開始為之迷倒，一九七四年十月余英時在文化復興總會演講，到日後余英時一系列通俗演講，到史語所三、四場隨興演講，我都是趨之若鶩的座下客。更別說余大師每本書，每篇文章都第一時間搶讀唯恐落於人後。一九八三年我發表書評與余英時論學，未獲作者回應，先遭所長丁邦新怒斥。一九八四年我銜命去園山飯店面見余英時，時三大弟子，即康樂、黃進興，以及陳弱水均隨侍在余大師身側。我往謁余先生是史語所裡賦予我兩件使命，其中之一是安排我專訪余英時的時間，專訪稿要登在《漢學研究》一卷二期（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上。余是答應並敲明時日，然而，余犯重感冒，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事後回想起來，我未訪問成余大師，算是件好事，否則見面三分情，又寫有專訪稿發表，這下與余大師距離拉近，確實會妨害我在評論其言行時失去了應有的客觀視角與超然立場，難以盡情陳述。沒正式訪問成，未始不是天意。友驊兄及千千萬萬的讀者，你們以為呢？
是所至盼本書流通廣，以增進大家對余大師不欲人知一面的瞭解。
寫於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台北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