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不同的世界之間
身為記者，或者該說如我這般的記者，意味著得要成為一個雙面人；而對向的那一面便是母語的世界，那個人們初生而至的世界。這本書所描寫的人物，生來就都說著巴西語，這種語言源自殖民者的葡萄牙語，摻雜了過去巴西原住民的腔調，還有當年來到此地的各種非洲黑奴腔調；他們的發聲方式已不純正，提高聲調的眾多方式裡混雜了主人的母音與子音。他們的主體語言受到了影響，在葡萄牙殖民者脅迫下必須稜角分明、尖銳劃分之處，他們留下了婉轉的聲線。他們在過去鞭子抽打之處創造著音樂。我所說的「巴西語」（或「巴西葡萄牙語」）是一種反抗的語言。這是我的語言，也是書中所有巴西人的語言。
這些以不屈服的語言所述說的真實故事，於此首度以英文呈現。本書的夢想之一，是期望此番的交會不要成為某種帶有暴力意味的行為，而是帶來一種可能性。出版之際，有些國家正努力築起更高的圍牆，用以防止叛亂的語言入侵他們自認純粹的正統；他們害怕的，是受到其他現有體驗的汙染。如此說來，這本書將我那語言的革命性質帶進了英語中，而這也是書所應該做的——書應當對世人當頭棒喝，打破屏障。如果你翻開了它，翻開這本由一個巴西記者撰寫的書，那麼肯定你也不喜歡那些藩籬。
每當我造訪英語系國家都會發覺，巴西對於多數人而言並非真實存在；巴西只存在於嘉年華與足球的刻板印象中，還有貧民窟、光屁股與暴力，近年來則又多了政治腐敗。在本世紀的頭十年，巴西吸引了全球的注目，因為金屬加工工人出身的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不僅當選總統，更施展魔法，在不撼動富人特權的狀況下，成功減少了貧窮人口。所謂的「第一世界」特別喜歡這種魔法，因為它，地球上地緣政治中明顯的不平等，差異變小了，儘管這種不平等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此外，這種魔法人人滿意，因為沒有人必須為了達到最低社會公正標準而失去任何東西。但幾年之後還是證實了，世上不存在魔法。既然巴西沒能施展魔法，自然就回歸到了原先的處境，繼續存在於「富裕」世界想像的背景中。如果有人說財富必須重新分配，好讓那些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再死於飢餓與子彈，那他肯定不會是個受歡迎的人物。
二○一八年，巴西重回世界矚目的鎂光燈下，因為雅伊爾．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當選了總統，他提倡酷刑並為施加酷刑的人辯護，他侮辱黑人、女性與同性戀，他宣稱少數族群必須消失，而他的政敵則注定要流亡或入獄。二○一○年代的尾聲，巴西加入了某些選民行為矛盾的國家陣營裡，人民藉由投票（選出獨裁者）反抗著民主。再一次，在字裡行間堅守與眾不同與獨特的反叛，以及日常的小小革命，成為在此文化淪喪之際得以讓生活堅定不移的必須。
巴西是個僅以複數存在的國家，即巴西人民。若只是單數，一切都將不可能。既然我們是複數的巴西人民而非單數，自然也就有許多巴西的聲音存在。我身為記者的挑戰是聆聽這些迥異的聲音，將之轉換成文字，並禁絕遺漏其中蘊含的訊息，盡量完整呈現他們訴說的世界。然而，這是一種我在嘗試的同時就已經失敗了的挑戰。
在全球最大的這片熱帶雨林，巴西占有其中最廣的一部分；在這個人為導致氣候變遷的世界，熱帶雨林成了一種策略財富。當人類不再害怕災難或擔心他們恐懼的災難成真，雨林就成了一種力量。自從一九九八年以來，我便頻繁探訪亞馬遜雨林，傾聽著關於人們、樹群與動物的故事。撰寫這篇前言時，我已經在阿爾塔米拉（Altamira）住了一年了，這座城市就位於亞馬遜雨林欣古河（Xingu
River）河畔。
這本書從一場雨林中的誕生開始寫起，結束於聖保羅都會區（Greater São Paulo）周邊的一場死亡。聖保羅是巴西最大的都會區，也是全球十大都會區之一，人口多於兩千萬，超過葡萄牙與荷蘭等國。我不住在亞馬遜雨林的時候，就會住在這座建築荒漠中；河流在這裡交會，覆蓋在混凝土墳墓之下，每當我們行經其上往往快步走過。我把自己的身體當成橋樑，置身於這些形形色色的巴西人民之間。
本書收錄的故事，來自我人生中的兩段記者生涯。較短的專題報導寫於一九九九年，當時的我任職於巴西南部的報紙媒體《零時刻》（Zero Hora），那裡也是我的出生地；我負責的是名為〈無人見著的生活〉（The Life No One
Sees）的專欄撰文，每週六刊出。在這個一整版的頁面中，我寫著那些一般被定義為「平常人」的生活。他們不是報紙上的那種新聞人物，他們的生與死被縮減寫成一小則短文，好比註腳一般，無足輕重到幾乎在頁面上一閃即過。我撰寫這個專欄的目的是為了告訴人們，世上沒有所謂平常的生活，只有受到馴化的眼睛，而這樣的眼睛無法洞見每個生活其實都是由不平凡轉化而來的。
若我們的眼睛不想被馴化，便要知曉每個個人生活所具有的獨特性，而這正是我將每一則小小的報導編織起來的原因。這些「未發生的事」（unhappenings，這是我造的詞，用以描述我所進行的報導工作）背後的政治意涵，就是沒人能被取代。因此，某些人的生活並不比其他人的還要有價值。累積了幾年，這些報導集結出版，並有幸獲得了巴西最大的報導文學獎。
本書後段收錄的八則短篇報導，則道盡了驅使我成為記者的動機。每個人赤裸裸出生，如何從擁有甚少，直至最終創造出一整個人生，這種種一切都令我著迷不已。這個動機也是帶領我們經歷這麼多世界與這麼多語言的關鍵。我想從這些執著的人身上學習如何賦予意義、創造人類的存在。生活就是我們創作的第一部小說。這部小說，我們稱為「現實」，就是我報導的實質內容。
一篇報導很短簡，卻需要大量的調查。我相信新聞報導，那是每日歷史的文字記錄，如實地記下生活傳述的訊息，就像是見證一般。我進行新聞工作時嚴謹以對、追求切實、重視用詞準確。但我也確信，現實的脈絡複雜不只由文字交織而成，其中還有質感、氣味、色彩、手勢。汙點、失落、暴行、各種細微差別，以及靜默、毀滅，也都錯綜融合成為現實。
我個人對新聞報導的看法是過去三十年建立起來的，我的人生幾乎每天都致力於接觸陌生的世界——不僅我看他們陌生，他們看我也很陌生。大家常說，你得上街踏破鐵鞋才找得到新聞，但新聞不只存在街上。一則報導還需要最原始的基進運動：跨越你自己這道鴻溝。或許這才是最深刻也最艱難的行動，它要求你跳脫自我，融入他人，融入那個他方的世界。唯有打開所有的感官去傾聽，才能做到這一點。那種傾聽裡，沒說的話與說出口的一樣重要，聲音和迴響也與寂靜一樣重要，家具的質感與選擇貼在牆上的畫一樣重要。氣味與缺席，否認、驚嚇與猶豫，咬指甲的痕跡、選擇或遺忘的機巧，分歧，還有被遺留的一切。
既是新聞報導，意味著我們得脫掉自己的衣服，套上他人的穿著。也就是說，我們得屏除自己的偏見、判斷、世界觀，這麼做是為了讓世人得知在這個星球上還有其他的存在經驗，且不僅只存在，而是那麼的獨一無二。然後，再走過漫長的路回來孕育文字，寫下這篇文章傳述的訊息，而這一切皆由這具從當地返回傳播新聞的身體交織而成。透過這一系列寫作報導的傳遞動作，他方成了彼與此。
透過這種姿態，我才能為那些報導沒有寫到的人們達到上述境界。身為記者，我發現自己常常遇上以口述方式創作文學的文盲；他們所給予我的滋養，重要性並不亞於圖書館架上的知名作家。拄著鋤頭靠在石頭上，或把釣魚竿放進獨木舟的男男女女，以充滿詩意的散文述說自己的生活，而這一切均源自世上獨一無二的人生經驗。他們大方分享自己的故事，沒有意識到在述說的同時，他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宇宙。經過三十年，如今這些人成了一群對我影響深刻入骨的人。而這種與他人真實交集的過程是無害的。
書中收錄較長的九篇報導，其中七篇寫於本世紀頭十年，從二○○○年到二○○八年，我任職於聖保羅的新聞週刊《新時代》（Época）；而這些篇章也收錄在另一本書《街頭之眼：尋找真實人生文學的記者》（Olho da Rua— uma repórter em busca da literatura da vida
real）裡。這些文章展現了我在新聞報導中絕不妥協的行事風格。在〈雨林裡的接生婆〉中，我試著放下自己的定見（過去的經驗積累而成的），在整個報導過程裡頭，我最主要的工具便是傾聽。
做為記者（以及身為一個人），我一直認為，知道如何聆聽，比知道如何提問更重要。如果可能，我甚至不希望自己開口去提出第一個問題。我總覺得所謂的第一個問題，其實與我自身比較有干係，遠勝於我想了解的對象。此外，第一個問題還會向受訪者洩漏了採訪者的期望。第一個問題相當於一種控制形式，而身為稱職的傾聽者，我必須放棄控制，所以我只會說：「告訴我……」。你永遠不知道人們訴說自己的故事會從哪裡切入。
一旦我們臣服於故事，任它由外而內澈底顛覆我們，記者這份工作帶來的就只有喜悅。如果我走一遭阿馬帕州（Amapá）或聖保羅地區，回來卻毫無改變的話，我就會放棄報導了。身為記者，意味著每篇報導都會帶來一次重生，以及自我的重新創造。當然，最好是透過自然分娩。
如果你是個像是聆聽音樂般的閱讀者，你將發現《剩餘靈魂的收藏者》收錄的每篇報導自有其詞彙、節奏與布局；要是並非如此，將對我產生重大的影響。即使我穿越整個巴西，穿梭於每個巴西人內在的巴西世界，我依然沒有真正離開自己的家。倘若我無法洞悉他人的語言，沒有聽懂不同地區蘊含的每一種人生所傳遞的訊息節奏，那麼，我寫的不過就是我自己，以及我那受限的語言。即使擁有其他人名或所謂的其他故事，我也只是個寫著新故事、觀點卻單一的寫作者而已。
我的挑戰在於必須維持局外人的立場，這麼做是為了保有好奇的雙眼，倘若我想看透奪目的表象，這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必須注意，絕不能讓觀光客的觀點汙染了自己，因為觀光客總是透過自己的偏見或想像來看待現實，他們只看自己想見的，只相信自己認定的真相——若是如此，你根本不需要離開家門。
記者相當於貼近隱私的外來者。每當進入他人的世界，我都必須搞清楚一件關鍵的事：別人向我引介自己的世界時，她會呈現什麼給我看，還有，她不讓我看見的又是什麼？她會引我踏上什麼樣的路？她會用什麼樣的詞彙來為自己的領土命名，包括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為什麼她選擇這些詞彙？
經過三十年的報導生涯，死者始終縈繞在我心中，他們的生命不會因為我的譴責而有所改變。我一直在尋找詞彙，試圖用最合適的文字描述他們的故事，好讓世人聽見；我尋思著究竟要怎麼做，才能讓這些已經入土的人成為回憶，不致連他們的聲音都被埋葬了。而我花了些時間才明白，欠缺的不是文字或聲音，而是耳朵。
我不太了解自己。每當我覺得稍微了解一點了，就又會揭露更多自己的另一面，然後逃離自己。或許，我唯一確定的是自己是個記者。靈魂進駐一具又一具的身體，將不同體驗轉化成文字，是構成我本質的決定性因素，而這已融入骨子裡了。我對無限荒謬的現實擁有不成比例的愛，而這份愛影響了我所有的世界觀。瓜拉尼蓋約瓦族（Guarani-Kaiowá）好幾個世紀以來遭到各式各樣的謀殺，儘管如此，他們依然抵抗不屈。我跟他們學到了另一個字：ñe’ẽ，這個字指的是「文字」與「靈魂」同時存在。正是在這他者的語言中（既非我的，亦非你的），我找到了足以定義自己這番追尋的詞彙。在兩個世界之間的漩渦裡，我想要成為能夠產生作用的文字。
在這本書中，一如在人生裡，我能獻上的唯有自己。我希望這樣就足夠了。
阿爾塔米拉，巴西，二○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