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定調刑事訴訟在於「增強當事人進行主義」，隨後於2002年修正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實質的舉證責任，以連結至無罪推定原則；證據調查則採行「當事人舉證先行、法院職權調查為輔」之模式。2003年復引進美、日之傳聞法則、證據排除法則及交互詰問等制度。刑事訴訟從職權主義改制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不惟翻轉了曩昔法院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證據調查方式，亦使判例所謂凡得為證據之資料，均具有論理之證據能力產生質變，失其援用價值。究竟何種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必須優先予以探討，遂成為證據法的顯學。
法官斷案，難免會有冤罪風險。刑事再審及非常上訴，即係對於確定裁判之事實錯誤與法律錯誤所設之救濟制度。有鑑於晚近「無辜計畫（The Innocence
Project）」潮流的影響，2015年2月4日修正刑事訴訟法第420條有罪確定判決聲請再審之規定，大幅放寬了第一階段的再審門檻，從原先側重於法的安定性之「有疑則唯利既判力」，因勢利導轉為判決無謬性要求之「有疑則唯利被告」；2020年1月8日復增訂完備聲請再審之程序權保障條文。法制已備，實務應與時俱進，齊頭趕至，殊不能僅緩步徐行，或仍膠柱鼓瑟，一成不變。
至於非常上訴，主要目的在於統一各級法院關於法律之適用，因而專屬於檢察總長一人得行使之權利。其間雖亦不無對案件之被告予以救濟之情形，但此僅屬其附隨、放射之效果。惟依司法院統計資料，每年非常上訴案件，類皆以累犯之違誤居冠，不無扭曲此一制度之本質。再者，被告對於未確定之判決，必係為自己之利益而上訴，以求救濟，然而卻因受制於所謂上訴不可分原則，反而可能使其一部已無罪者，有被突襲遭受更不利益之判決，此種懲罰性量刑，殊與正當法律程序有違。
終審法院金字塔化，乃係前述司法改革會議的另一項重大決議。司法院自斯時起，即凍結最高法院的人事，遇缺不補，但上訴三審之案件仍源源不絕，庫存待分刑事案件一度高達2萬餘件。由於金字塔型之程序法遲未立法通過，司法院雖自2005年起微解凍人事，但新創所謂「三專生」制度迄今（即調最高法院辦事3年後歸建）。余適於該年8月調派最高法院辦事，2008年歸建高本院，2009年二度調辦事，一年後始補實為最高法院法官。
余初派最高法院期間，適逢刑事新制甫施行，夾在職權主義隙縫中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由於新舊制併存宛如拼裝車，不免引發不同學派之評論，舉辦研討會並邀約終審法院法官與談，以聽其言。余先後經紀庭長俊乾、張庭長淳淙多次指派參加，雖自知學植未深，且案牘山積，不免惶恐，但也因此得以研閱中外相關資料，相互印證，多所體會。之後面對各類邀約，亦均在不影響審判本業之前提下，勉力而為，克盡斯責。
嗣或為應部分主辦單位要求，因將與談之PPT文稿改寫成文章，或受雜誌邀稿，或就辦案之一得，形之於文字者，或長篇或短文，不覺已積近70篇。自忖卑之無甚高論，原僅供藏之一己，不足以示人，承蒙元照出版公司紀總經理不棄，乃擇其與程序法（沒收除外）有關之36篇，薈集成冊付梓，名曰「形事證據法與救濟程序」，分為四編。主軸為第一編「刑事證據法實務」共9章，分別於各章節探討刑事新制施行後，包括證據能力在內之相關證據法實務問題；及第二編「刑事救濟程序」計8章，針對刑事上訴程序與再審新制、累犯違誤非常上訴之救濟程序分析研討。並輔以第三編「刑事程序建制評釋」為6章，就被害人參與訴訟、國民法官法（準備程序）、刑事訴訟金字塔化及大法庭等建制分享心得；暨第四編「辦案品質的提升」有4章，用以自我鞭策作為刑事法官之採證認事、用法與量刑，均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茲應予說明者，厥為倘法律新增、修正，或實務見解變更，或認有進一步說明必要者，悉於各該文末，以「補敘」方式，或拾遺補闕，或加以評釋，俾期兩相對照，知其梗概。
余廁身法曹35載，不曾離開審判工作一日，即使2020年4月1日接任現職，仍續兼其中一庭的審判長，嗣因大法庭新制案件激增，依法逐案應行言詞辯論，兼以行政事務繁瑣，頗感分身乏術，乃專責於刑事大法庭審判長，冀以法律見解之統一，期臻至當。司法生涯漫漫，極著勞寂，除第一審短暫外調至浯島（金門）及蘭陽服務外，餘均宛如陀螺旋轉圍繞在案件如潮水般的博愛特區，片刻不得歇，終至皓首。法官的生命在審判，捨此弗由。感謝家人一路以來的支持與諒解，方能夙夜兢惕，專力辦案。本書之成，由衷感謝紀總的玉成，並承元照出版公司編輯團隊之協助，怡秀、家寧、Jyeru的細心校對，備極辛勞，謹此致謝。
吳燦
謹誌於最高法院
202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