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西元前六世紀左右，佛教在印度迦毗羅衛國誕生。經過兩、三百年，到了阿育王時代，開始向外發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傳入我國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包括中觀學派、瑜伽行派和密教等。通過魏晉六朝的譯經、弘傳和辯論，佛教迅速地深入了社會生活各領域，確立了在我國的地位。從此，佛教與固有的儒、道文化鼎足而三，互相交融，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之一。隋、唐時期，除了深入研究印度的唯識學、律學外，還建立了許多我國特有的宗派，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等，形成了鼎盛的局面。當時的中國儼然是國際上大乘佛教的中心。隋、唐佛學上承魏、晉、六朝，下啓宋、元、明、清、民國，歷時之久，影響之大，超過了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
經過多次「結集」，佛教經、律、論三藏逐漸完成。這是一個龐大的古代文獻寶庫。僅就漢文系統的大藏而言：《開元釋教錄》收入五○四八卷，清代《龍藏》收入七一六八卷，日本《大正藏》收入九○○六卷，新編《中華大藏經》將收入一萬多卷。巴利文、藏文系統的經藏也很可觀。《大藏經》中，除了佛教教理外，還涉及其他宗教、哲學、邏輯、語言、民俗、文藝、地理、天文、曆法、心理、醫方、生物、工藝等許多領域，有待進一步研究、發掘。
佛教認為現象世界都是思想和業力造成的，無盡的因果網絡構成了宇宙萬有。一切事物都處在成、住、壞、空，生、老、病、死的無常變遷之中。佛教的根本宗旨，就是修持戒、定、慧三學，脫離生死輪迴的「苦海」，到達涅槃寂靜的「彼岸」。佛教最注重「覺」和「行」，主張以「覺」治「迷」，因「解」起「行」。佛教是「智慧」的宗教，然而不贊成單純的思辨；它認為，最圓滿的「智慧」是通過實踐驗證而完成的。佛教誕生伊始，就提出「一切眾生平等」的口號，對古印度種姓等級制度發起有力的挑戰，得到平民的支持。尤其是大乘佛教，還主張慈悲平等，捨己為人，救度眾生。讀過幾本佛經的人，對其中深刻而獨特的思惟往往會感到驚訝。佛經對思惟與存在、時間與空間、本體與現象等重大問題，都有精湛的論述；對宇宙的洞察，對生命的探索，對概念的分析，對理性的反省，……都閃爍著智慧的火花。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否認主宰一切的「造物主」，也否認永恆不變的「靈魂」。佛教對我國思想史的影響是巨大的。最明顯的事實是，程朱理學、陸王心理學都深受華嚴宗和禪宗的影響。清末，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均出入佛經，運用其中「平等無我」等思想去衝決封建羅網。
文學本是佛教的「餘事」，即副產品；但影響之大，可能是佛教本身始料所不及的。魏晉六朝，佛教化的文學已經趨於成熟。在《弘明集》、《廣弘明集》中收集了大量僧人文士的有關詩文。他們的哲理詩、山水詩善於發揮佛教的理趣和意境。其中謝靈運才大思精，尤為可觀。唐代佛教文學更加繁榮。僧人中有王梵志、寒山、皎然、齊己等，文士中有王維、白居易、柳宗元、斐休等，均擅長詩文，各有千秋。至於道世編纂的《諸經要集》、《法苑珠林》則是現存較早而且完整旳大型類書。宋代蘇軾、黃庭堅、張商英、王日休等作品，也深受禪、淨諸宗的影響。蘇軾同柳宗元一樣，善於寫作寓言小品。明代宋濂所作有關詩文，竟有幾十萬字。
高觀如居士指出：「漢譯各經典中，以羅什所譯《金剛》、《法華》、《彌陀》、《維摩》諸經於文學上最有影響。」事實的確如此。《維摩詰經》結構巧妙，想像奇麗，人物生物，對話酣暢，富有戲劇性。《法華經》譯注之多，流通之廣，在《大藏經》中首屈一指。兩經中的譬喻典故，如天女散花、不二法門、火宅、窮子、化城等，文人一再引用，世所熟知。此外，《金剛經》淋漓痛快的論說，《隬陀經》富麗堂皇的描述，均令人歎絕。
佛教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浪漫主義的想像力。佛經中展開了令人不可思議的時空境界。在空間上，一毛端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恆河沙數世界；從地獄的慘苦、天堂的富麗直到淨土的精妙、佛國的莊嚴，無奇不有。在時間上，從無始以來的過去，經剎那遷流的現在，直到無量的劫後的未來，包括小劫、中劫、大劫、芥子劫、磐石劫等，甚至說一念與百千萬劫平等。在變化上，既有宏觀上的成、住、壞、空，又有微觀上的生、住、異、滅；眾生有六道輪迴，佛、菩薩有千百億化身，……這些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的描繪，給中國文學開拓了許多嶄新的意境。
其次是新的體裁。眾所周知，在佛經的長行與偈頌相間，即韻白夾雜形式影響下，產生變文這種通俗文學。變文是中國俗文學的淵源，宋元話本、明清小說皆承襲其緒，寶卷更是其嫡系。《佛本行贊》用偈頌記述釋迦牟尼佛成佛的經歷，曲折生動，成為長篇敍事詩的嚆矢。王梵志、寒山、拾得以至邵雍的詩歌，都模仿了偈頌的的風格。《金光明經》等書中為法捨身的佛本生故事，感情激越，氣氛悲壯，對傳奇不無影響。至於早期的白話文正是記錄禪宗祖師言行的語錄和燈錄，如唐代的《神會和尚語錄》、五代的《祖堂集》。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就是效法禪宗語錄的。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一般不從經文中尋找正面答案，而往往在日常起居中即境點化，隨機開示；故而桃紅柳綠、風聲鶴唳乃至吃飯屙屎，都成了活潑潑的「妙用」。禪宗的公案能殺能活，隨說隨掃，機鋒畢露，妙趣橫生。禪師的開示或用當時的俗語，或用現成的詩句，或隨口而拈出，……本書中不少典故便是源於禪宗的。
再次是大量的譬喻。規模龐大的佛教術語及新辭彙隨著佛經譯傳而湧現，進入並豐富了漢語系統。在佛經中，譬喻運用廣泛，作用很大。佛理玄微，一般人難以理解，所以要「假近以喻遠，借彼而況此」，使人樂於聽聞，易於接受。《法華經˙譬喻品》謂佛陀「以無量喻為說法」。據說經中有「大喻八百，小喻三千」。其方式包括順喻、逆喻、現喻、非喻、先喻、後喻、先後喻、遍喻等（見《涅槃經》卷二十九）。為了說明「緣起性空」這一重要教義，就用了十個譬喻。佛陀的施教方式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其中所謂漸教、權教、半教、方便教等，最注重運用譬喻。《百喻經》說：「戲笑如葉裹，實義在其中；智者取正義，戲笑便應棄。」佛家常說，譬喻如「指」，實義如「月」，要因「指」而觀「月」，由譬喻而見實義。正如用船渡入，到了「彼岸」，船就不需要了。對於經中的譬喻也應該作如是觀。具有文學性的佛教典故主要來源於經中的譬喻。印度民族富於相像力，創造了無數的譬喻、寓言，而佛經則是集大成者。佛教譬喻影響很大。如「盲人摸象」，中外盛傳：「水中撈月」，婦孺皆知。法國沙畹鈎稽的《佛經中五百故事》，都很著名。
佛教對我國文化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佛經的傳入掀起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翻譯的高潮，出現安世高、支謙、鳩摩羅什、玄奘等著名譯師，形成了質樸的的「古譯」、綺麗的「舊譯」和謹嚴的「新譯」等各種風格。當時，官辦了一些大型譯場，集中了一批學者專家。一部經的譯成，往往要經過口譯、筆受、校對、潤色等程序。歷代譯師總結出「五失本」、「三不易」、「五不翻」、「八備」、「六例」等寶貴經驗。佛教還帶來了古印度的聲明學，這對我國音韻學的發展很有影響。反切、字母、四聲應受了悉曇字母「以聲合韻」的啟發。創造三十六字母的守溫就是唐末僧人。經中「文、名、句三身」及「六離合釋」等，也是對語言現象的一種歸納。至於玄應等三部《一切經音義》、慧苑《新譯華嚴經音義》、法雲的《翻譯名義集》等，都是享有盛譽的語言學專著。
我國古建築中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五台山南禪寺、嵩山嵩岳寺磚塔、應縣木塔、泉州開元寺石塔，……都是建築藝術史上的瑰寶。敦煌、龍門、響堂山、麥積山等石窟及其石刻、壁畫，是舉世聞名的藝術寶庫。這些藝術珍品融合了印度、犍陀羅和我國各個民族的風格。壁畫多取材於本生（「捨身飼虎」等）和經變（「維摩變」、「淨土變」等），洋洋大觀。版畫源於唐代佛經中的佛像。顧愷之、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都是善於繪製佛經故事和人物的著名畫家。王維開創的南宗畫派側重寫意，以空靈見長，顯然受到了「六祖禪」的影響。宋、元時，還盛行觀音畫、羅漢畫和水陸畫。另外，唐代佛曲和舞蹈，多從盛行佛教的西域諸國傳入，如唐代樂府中有《普光佛曲》、《釋迦文佛曲》和《妙華佛曲》等；唐代舞蹈中有天竺舞、龜茲舞等。
雕板印刷的起源與佛經的流通大有關係。始於隋末唐初的佛像圖是最早的板刻。由於密宗的風行，刻印經咒蔚然成風。唐咸通九年的敦煌本《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雕板印刷書籍，技術嫻熟，書品精美。隨著佛經的廣泛流通，刻印、裝幀等技術日趨成熟和多樣化。佛教帶來的副產品還有天文、醫方等科學知識。隋、唐史書就記載了十餘種印度譯過來的醫書、方書。天文、醫方知識的傳入和密教的關係最為密切。創造《大衍曆》、測定子午線的一行就是一位著名的唐代密教僧人。至今西藏的佛教經典中，仍然保存著大量天文、曆數、醫方等文獻。
佛教典故浩如煙海，本書僅選擇了其中習見、重要、內容豐富的一小部份。管中窺豹，可見一斑；霧裡看花，能知大略。本書試圖揭示佛教典故的源頭，即典故在佛教中產生、發展和各種解釋的情況。同時，還儘可能指出它們在語詞中是如何運用的。本書在分析佛教典故時，廣泛涉及了佛教的哲理、宗風、佛、菩薩、人物、傳說、儀軌、器物、節日等有關知識。為了引起讀者進一步研究的興趣，便於文史工作者的利用，本書較多地引用了佛經和其他文獻資料。由於作者所知有限，成書倉促，書中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懇請方家予以指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