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條由善意鋪就的地獄之路
二○一六年，共和黨總統初選時，索威爾曾強烈批評川普，支持泰德．克魯茲（Ted Cruz），但在當年的總統大選時，他又因反對希拉蕊，而在大選前的兩個星期呼籲選民投票給川普。二○一八年，有人問他對川普總統的看法，他回答說：「我認為他比前任總統更好。」
二○一九年三月，主流媒體指稱川普是「種族主義者」（racist），索威爾就此事針對大眾的反應做出評論，他說：「可悲的是，有這麼多人只是對語言做出回應，而不是問自己『這個人說的是真的嗎？我該如何檢驗？』」一個月之後，他再度為川普遭媒體指控為種族主義者辯護：「我沒有看到任何確鑿的證據，而且，不幸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期望得到確鑿證據的時代。你只需一直重複某些熟悉的字詞，人就會像『帕夫洛夫的狗』（Pavlov’s
dog）那樣，對特定聲音做出反應。」
索威爾之所以為川普辯護，且對拜登民主黨二○二○年上台執政發出美國已「無路可退或已到懸崖邊」的警語，並非政治語言，更非政客說辭，也不是對川普個人的偏愛，而是基於自身的一生體驗和扎實的學術研究所獲得的結果。他對「種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者」究竟是什麼，以及如何檢驗知之甚詳，而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經濟，以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對比和好壞也都深有觀察和探究。這些在他的諸多著作中都清楚明白的顯現，而這一本二○○八年出版的《謬誤與真相》（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可謂代表作。在介紹這本書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索威爾這個人及其一生的心路歷程。
認識索威爾
一九三○年六月三十日，湯瑪斯．索威爾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加斯托尼亞（Gastonia）的一個貧困黑人家庭，父親在他出生前不久就去世了，留下了已有四個孩子待撫養、當女僕的母親。由於母親無力再養索威爾，只好將他交由姨婆和其兩位已成年的女兒收養。童年時，索威爾很少碰到白人，甚至不知金黃是頭髮的顏色。九歲時，為了尋求更多的機會，索威爾全家從北卡的夏洛特北遷至紐約市哈林區，參與了非裔美國人從美國南方大舉北移的大趨勢。
索威爾獲准進入紐約市一所頗有名望的高中，他是家中第一位就讀六年級以上的成員。但因財務困難和家庭問題，十七歲時索威爾被迫輟學。他從事過好幾個工作，包括機械店店員和西方聯盟的送貨員，一九四八年索威爾還曾經嘗試成為布魯克林道奇隊棒球選手，一九五一年韓戰期間，他被徵召入伍，加入海軍陸戰隊當攝影師。
自軍中榮退後，索威爾曾在華盛頓特區的一間市政機構服務，並在哈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這間黑人大學就讀夜校。由於成續優異，他獲得兩位教授的推薦，進入哈佛大學，一九五八年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次年他又得到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索威爾原本選擇哥大、在史蒂格勒（G. J.
Stigler，一九一一—一九九一，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教授指導下就讀博士學位，然而一九五八年，史蒂格勒返回芝加哥大學執教，索威爾也跟著移到芝大就讀，並於一九六八年獲得經濟學博士。
索威爾曾說，他二十歲左右的十年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Marxist），因而他最早的專業出版品之一，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應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實踐的同情性研究。不過，一九六○年夏天他在擔任聯邦政府實習生的經歷，讓他拒絕了馬克思經濟學，轉而認同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在他的工作中，索威爾發現波多黎各的製糖業工人失業之所以會增加，與該業法定最低工資的提升有關係。對模組進行研究後，索威爾得出了結論：執行最低工資法的政府官員比較關心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窮人的困境。
索威爾的研究領域甚廣，包括福利經濟學、教育、政治、歷史、種族關係，以及兒童發展等等。他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時常被描述為黑人保守派。索威爾從一個自由主義保守派立場撰寫文章，迄今出版三十幾本書，寫作主題範圍涵蓋種族、族群、教育和決策的社會政策、古典和馬克思經濟學，以及殘疾兒童的問題，廣受讚揚。他因結合歷史、經濟學和政治科學的創新獎學金，獲頒國家人文獎章。索威爾也有一個由「創作者聯合會」（Creators
Syndicate）發行的全國性一稿多投的專欄，刊登在《富比世》、《國家評論》、《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以及其他主要報章雜誌與一些網站上。他評論自由媒體的偏見、司法行動主義、最低工資、全民健保、平權運動、政府官僚、槍枝管制、毒品戰爭，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等等當前的問題，直到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高齡八十六歲時才停筆。
索威爾不但學有專精，還十分關懷社會，是一位非常入世的學者，對敏感的社會問題往往會講清楚、說明白。他在自由經濟大師史蒂格勒指導下寫了博士論文〈賽伊法則和大過剩爭議〉（Say’s Law and the General Glut Controversy），相信「供給創造需求」的古典觀點，不認同凱因斯的「需求創造供給」，也對政府的干預管制政策提出批判。索威爾自認受到海耶克（F.A.
Hayek，一八九九—一九九二，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弗利曼（M. Friedman，一九一二—二○○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兩位教授的影響最大。
史蒂格勒和弗利曼是芝加哥學派最興盛時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主張自由經濟、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尤其反對政府的價格管制政策。一九四五年，二人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時，合寫了一本抨擊政府「房租管制」的小書，轟動一時；一九七一年初，弗利曼在《新聞週刊》的專欄上，又以該書名「屋頂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為題評論紐約的房租管制。而早在一九四六年，史蒂格勒就在最著名的學術期刊《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了〈最低工資的立法考量〉（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這篇先鋒式文章，指出立法明定最低工資既無法消除貧窮，也不能免除雇主的控制，對總就業量還有負向的影響。繼史蒂格勒之後，關於最低工資法令政策效果的實證研究紛紛出現，最受批判的是，若認真嚴格執行該法，低生產力的「邊際勞工」（包括青少年）將會因此失去工作，而僱用這些勞工的「邊際廠商」也將減產或關門，這些邊際勞工不但享受不到最低工資施行的工資提升美意，連飯碗都打破了，落得「愛之適足以害之」或「善意鋪成到地獄之路」的下場。不過，每當最低或基本工資上調，各家媒體總是大書標題「百萬多名勞工受惠」，而這是政府部門估算出來的，媒體不假思索照抄，讀者們也不自覺地照單全收，但事實究竟如何，卻幾乎無人聞問。索威爾承繼史蒂格勒等芝加哥學派學者之志，對政府的各種管制政策進行廣泛又嚴謹的研究，並把結果公諸於世。
海耶克諍言
我不免又想起一九七四年海耶克在受獎宴席上的一番話：
「……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這種權威，而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說，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領域，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發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們⋯⋯但是，經濟學家影響的卻是一些外行：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且關係重大。
在經濟學方面有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就此成為全能者，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會如此看待獲獎者，而獲獎者自己也終於自信是如此。甚至於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素未專研的問題表示意見，而認為這是自己的社會責任。
用這樣隆重的儀式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學家的成就，舉世矚目，因而加強獲獎者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議，凡是獲得諾貝爾獎這項榮譽的人，必得做一個謙虛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學力以外對公共事務表示意見。
或者，授獎人在授獎時至少要求受獎者謹記經濟學大師馬夏爾（A. Marshall，一八四二—一九二四）的嚴正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戒懼赫赫之名：當眾人大捧之時，災禍亦將隨之。」
美國邁入「社會主義國」
海耶克有感而發的這番話應不只是說給得獎者聽，也特別告訴普羅大眾，尤其是新聞從業者，不要將這些獲得諾貝爾獎者視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超人。每個人，尤其有名望的人，都應提醒自己時時需緊守住分寸，以免過度膨脹，畢竟凡人都很難抗拒被捧的誘惑！何況，正如海耶克所言，經濟事務關係人生，千頭萬緒難以釐清，一旦提出錯誤建議、進而化為政策施行，則危害大矣。而被奉為上賓的諾貝爾獎得主最具此種條件，他們的話往往最容易被視為真理。
社會主義者是危險的理想主義者
回顧歷史，我們還是必須再搬出當年海耶克對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的描述。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的核心認知是：任何社會只須有同情心，都可以透過政府的「規劃」與經濟管制，為每個人創造一個更符合人性的生活環境。無論是從道德標準、還是從效率標準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都必須依據海耶克所謂的「傲慢的理智」（intellectual hubris）或「不要命的自負」（fatal
conceit）——亦即都必須假定我們已擁有全面性、鉅細靡遺的知識。因此，只須再多一點同情心與意志力等主觀的決心，社會主義的優越理想即可實現。
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者是「危險的理想主義者」。此一行列之中，有許多人「其真誠與無私不容置疑」，也有許多「學術聲望卓著」的人物。社會主義者只是一些在追求理想時，高估可能達到的目的，卻低估其附帶的危險之人士。
海耶克也認為，社會主義者「幫極權主義開路」。礙於自身的道德矜持，他們沒有能耐去從事讓極權國家機器得以轉動的那些骯髒醜事。因此，在其理念邏輯所要求的極端行動之前，他們就縮手不管——讓位給那些無所忌憚的冷血人物收拾殘局。海耶克就是這樣剖析納粹黨徒之所以在德國崛起，乃是因為維繫法治、政府分權與市場經濟等自由社會的觀念與價值，先被社會主義者摧毀殆盡所致。
對照海耶克描述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者，史迪格里茲和克魯曼是不是很類似？前者在《狂飆的十年》中強調「經濟管理失靈」，比較雷根、老布希、小布希與柯林頓，貶前三者而揚後者，以通用的總體經濟指標數據，好似可以提供佐證。問題是：可用這樣子的「實證」方式嗎？二十一新世紀啟幕新經濟泡沫破滅，狂飆十年結束，是因為小布希政策錯誤，還是柯林頓主政時對科技產業過度縱容且管制失當所致呢？經濟體系當真可以「妥當管理」嗎？對「能否妥善管理」的認知正是關鍵所在。史迪格里茲批判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以及對政府經濟管理失當的批評，與一般社會學家的說法類似，他們認為是「管理者無能」，而非「鬆綁不必要的管理或廢除這些已完成階段使命的機構」，他們期待「聖人、能人」的出現。是的！古代有「仁君」、近代有諸如蔣經國晚年的「善心獨裁者」，但由歷朝盛世晚期的墮落及可遇不可求、有如射飛鏢的「甚低機率」產生之仁君，就可知這種主張的危險性。索威爾說「法西斯、共產、社會主義都是集體主義的近親繁殖」，應該再加入「凱因斯管制、干預學派」。而索威爾說拜登執政將使美國無路可退，會像當年羅馬帝國崩潰，應該就是有這樣的認知。
政府無法適當管理經濟體系
七十多年前，海耶克揭穿社會主義及其擁護者的方式或可敲醒史迪格里茲和克魯曼及其同路人的迷障，可惜海耶克早已辭世。不過，不必失望，我們還有索威爾，雖然他的名氣難望這兩人的項背，但索威爾的功力亦不可小覷。說也真巧，就在史迪格里茲兩本著作出爐的幾乎同時，索威爾二○○三年也出版了《活用經濟學：跳脫單階段思維方式》（Applied Economics: Thinking Beyond
Stage One）這本更為通俗的著作，書中論點正好可戳破凱因斯學派和管制經濟學者那些似是而非的說法。關鍵就在「單階段或短期或政治觀點」以及「第二輪效果或長期或經濟思考」之區別，凱因斯的名言「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鮮活點出了「急功近利」，以及為政客們不負責任政治主張和飲鴆止渴經濟政策（亦即不必顧慮龐大不良後遺症的政策主張）掩護的用意。
揭穿社會主義迷障的半通俗著作
或許情勢的演變愈來愈險惡，由社會主義者發表的言論和觀念，以及從而形成並付諸實施的政策愈來愈多，甚至共產主義的「假、惡、鬥」理念及政策措施經由各種媒體廣泛的散播，逐漸深入世人之心，事情和問題的真相被扭曲或掩蓋，各種謬論紛紛出籠，政府管制干預的力量愈來愈大，而「錯誤的政策比貪汙更可怕」的事實愈來愈多，人類向下沉淪、走向奴役之路愈來愈明顯。有鑑於此，索威爾乃在五年之後（二○○八年）出版了這本《謬誤與真相》，以生動又淺顯易懂的方式，揭露各種社會經濟議題的常見謬誤，讓世人清醒過來，趕緊遏止向下沉淪的趨勢，進而向上提升、增進福祉。
如索威爾所言，「很多事情之所以有人相信，只是因為有人一再重申，久而久之，大家便習以為常，照單全收。」這也就是「以訛傳訛」、「謊話說了N遍就變成真的」，為了破解迷思和揭露那些危害全球各國成千上萬人福祉的謬誤，索威爾才寫了這本書。他也發現，許多觀念都禁不起事實的檢驗，他就以扎實的「事實」來檢驗諸多大家普遍相信的說法。畢竟根據那些謬誤所制定的經濟政策可能已造成了毁滅性的衝擊，而看穿這些謬誤不只是一種智識訓練而已，更可清楚了解經濟學，而可為整個國家帶來許多提高生活水準的好機會。
本書除了前言和結語外，共分為七章。第1章闡述「謬誤的力量」，索威爾在多到難以計數的經濟謬誤中，選出零和謬誤、合成謬誤、因果謬誤、棋子謬誤，以及開放式謬誤這五大常見謬誤一一講清楚、說明白。接著六章各以「都市的」、「性別的」、「學術的」、「收入的」、「種族的」以及「第三世界的」謬誤與真相分別以實例剖析。
這些林林總總的現象和問題都是自古以來常見的，可以概括地說，「不公平」和所謂「歧視」的大課題，一般的認知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施行的結果，於是大都認為，應由「政府」管制、干預，以法令和保護政策來實現公平正義。不過，這些既存的現象要不是被有意的渲染、誇大，就是有統計資料的偏誤或錯誤解讀，而政府干預的結果不但保護不了弱勢，反而招致他們受害的不幸下場，這也就是東方的「愛之適足以害之」、西方的「善意往往引向地獄之路」的寫照。
十九世紀以來，一直有智者大聲疾呼並為文試圖導正此舉。一八五○年法國經濟學家、政治家、議員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一八○一—一八八○）出版的《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經濟效應》（That Which Is Seen 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一九八○年弗利曼夫婦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以及一九四六年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一八九四～一九九三）的《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都是最知名的通俗著作，而二十一世紀則有索威爾的《活用經濟學》和這本《謬誤與真相》。
正如赫茲利特所標榜的「不只觀察任何行動或政策的立即影響，更要看較長遠的影響；不只追蹤政策對某個群體產生的影響，更要看對所有群體造成的影響。」這些書都點出真理所在。不希望受偏誤思想毒害的讀者，尤其政府決策官員和年輕世代，更是有必要仔細閱讀這些書。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謬誤與真相》這本書除了是生活事件的應用，還有自由經濟思想的根本哲理，更值得讀者細細咀嚼。
（本文為部分節錄，更多精彩內容，請見八旗出版《謬誤與真相》）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