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語與旁觀：鐘鳴的詩歌倫理

【導言】

【上篇：耳語】
第一章：枯魚過河——詩歌倫理的語境與困境
第二章：耳中優語——詩歌倫理的準則與界限

【下篇：旁觀】
第三章：魚眼鏡頭——詩歌倫理的建構與核心
第四章：云誰之思——詩歌倫理的命運與未來

【結語】

【附錄】
附錄一、 歷史的倫理與詩的開端——論鐘鳴〈垓下誦史〉
附錄二、 迴響與共鳴：鐘鳴詩歌中的時間與空間——兼論新詩與「傳統」的關係
附錄三、詩的批評語境及倫理——鐘鳴訪談錄

【後記】

【參考文獻】

 

導言

　　「你說的是什麼，米卡？」
　　「思想，思想，就是說這個！倫理學。你知道倫理學是什麼？」——杜思妥也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

　　〈一〉

　　當背負弒父罪名的米卡在開庭前夕與前來探監的弟弟阿廖沙單獨會晤時，他所關注的不再是審判的結果或洗冤的可能，而是頭腦中遺失的思想——「倫理學」（Ethics）。對此感到驚異的阿廖沙無法解釋清楚什麼是「倫理學」，關於「倫理」的話題在阿廖沙的支支吾吾和米卡的「瘋言瘋語」中戛然而止，而小說中沒有說出的部分，正是杜思妥也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以隱匿的聲線留下的隱喻。在不斷試探底線的文化弒父時代，無論伊底帕斯（Oedipus）還是俄瑞斯忒斯（Orestes）或許都會產生這樣的疑惑：「倫理學是什麼？」對於這一問題，劉小楓的回答是：

　　「所謂倫理其實是以某種價值觀念為經脈的生命感覺。反過來說，一種生命感覺就是一種倫理；有多少種生命感覺，就有多少種倫理。倫理學是關於生命感覺的知識，考究各種生命的感覺的真實意義。」

　　生命與感覺都是略顯空泛的詞語，但放在具體的語境中，卻也可知可感。比如，流寓海外的布羅斯基（Joseph Brodsky）在科德角（Cape Cod）深夜發出的感歎：「人俯視生命有如夜觀察燈火一盞。」比如，身陷牢獄的德米特里反省生命和信仰產生的焦慮：「你是說惋惜上帝麼？化學，弟弟，化學！那是沒有辦法的，教士大人，請你稍微靠邊挪一挪，化學來了！」米卡有些瘋癲的話語中提到了「化學」這一看似與「倫理學」格格不入的名詞，這種使他頭腦丟失、靈魂發燙的神祕力量，與中國近代譯介「倫理學」第一人蔡元培的說法不謀而合：「物群而相感，有化學；人群而相感，有倫理學。故倫理者，化學之象也。」蔡元培以互言的修辭闡釋了他對於「倫理」這一概念的創見，這段論述的表層含義是以西方自然科學解釋倫理，內核實則浸潤著對萬事萬物取象比類的傳統「五行」觀念。「人群而相感」揭示著倫理學生成的動因——在社會學家看來，將倫理學稱之為「群理學」也未嘗不可。

　　在中國，體系化的「倫理學」是相對晚近的學科，但「倫理」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先秦時代。華夏古代哲學中，「倫」與「理」是兩個極為重要的關鍵字。倫，從人從侖，凡屬從侖的字都有條理與秩序的意義，《說文解字》曰：「侖，思也，從亼，從冊。」亼指條理之合，冊指條理之分。潘光旦先生在〈「倫」有二義〉一文中區別了「倫」的兩種含義：一是類別，二是關係，第二義是從第一義產生或引申出來。「倫」字表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含義孳乳而生，比如《孟子》中的「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種關係被後人稱之為「五倫」。「我國以儒家為倫理學之大宗」，而儒家最考究的便是「人倫」。費孝通對「倫」的解釋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一群人裡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這一說法的靈感很有可能來源於表示水中層層微波的「淪」字。《釋名》曰：「水小波曰淪。淪，倫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這種使人浮想聯翩的解字方式，是漢語獨具的魅力。「理」，治玉也，從玉，里聲，順玉之文而剖析之，本義為玉石內部的紋理，引申為雕琢玉石，後又引申出「治理」、「區分」、「條理」、「法則」等義，《荀子‧王制》「理道之遠近而致貢」中的「理」意為「區分」；《周易‧繫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中的「理」意為「法則」。諸如此類，古籍中「理」字的用例不勝枚舉。「倫」「理」二字最早合用出現在《禮記‧樂記》中：「樂者，通倫理者也。」鄭玄注曰：「倫，猶類也。理，分也。」這裡的「倫理」仍是條理之義。明代理學家文清公薛瑄的〈戒子書〉中表明了「倫理」的另一層含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為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為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為人之名。」此處的「倫理」可看作是對孟子「五倫」的闡發。實際上，在清末西學東漸之前，「倫理」雖已具有道德規範的內涵，但表示這個含義的用法並不常見，並且與今日「倫理」之內涵仍存在許多差異。

　　最早將漢字「倫理」與英文「Ethics」對譯的是日本學者河村重秀，他在1874年編寫的《倫理略說》中對「倫理」古義新釋，創造出與西方的「Ethics」概念含義相同的新名詞。從詞源來看，英語的「Ethics」源於希臘文的「ethos」一詞，本義是「風俗」、「習慣」。西元前4世紀，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創造了「ethics」一詞，據說在他生前撰寫過許多倫理學著作，在其之後，倫理學明確地成為一門有系統原理的、獨立的學科。在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體系中，最核心的概念是「善」。他認為：「每種技藝與研究，同樣地，人的每種實踐與選擇，都以某種善為目的。」他將善的事物分為三類：外在的善、靈魂的善和身體的善。古典倫理學研究何為善，既研究個人的善，也研究社會的善，「既關注社會的德行如自由，又關注個人的美德如堅韌、正義、自製和智慧」。時至現代，西方倫理學的核心已隨著時代語境的變遷發生轉變。在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看來，「現代是並且不得不是倫理的時代——否則就不成其為現代性了」。無處不在的現代生活造就了一個碎片化的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歧與現代性的飛逝、偶然、不連續性時刻提醒人們面對新的倫理危機。《現代性的教訓》（The Morals of Modernity）一書中，查理斯‧拉莫爾（Charles Larmore）認為：「16世紀以來的現代倫理學的歷史，無論是歐洲大陸的還是英語世界的，都是在努力設計一種適合於現代生活的正在出現的特徵的道德觀，捨此就無法被理解。」而「現代倫理的最獨特要素是這樣的觀念：我們每個人都有某些『絕對的』道德職責，這種職責不管我們各不相同的利益而約束著我們」。同時，他敏銳地指出了倫理學家亨利‧西季維克（Henry Sidgwick）的一個為人所忽視的觀點：「善的優先對於希臘倫理學是至關重要的，反之現代倫理學則信奉正當的優先性。」倫理本就包羅萬象，它不僅如鮑曼所說是一種觀念上的法律體系，更是一種沒有神祇的宗教，一種崇高而自律的美學。

　　德國美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Wolfgang Welsch）的《重構美學》（Undoing Aesthetics）一書深入探討了相互糾纏的美學與倫理學，並提出了「倫理／美學」這一觀念。美學與倫理學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古已有之，文學（尤其詩歌）則是可供二者珠聯璧合抑或一較高下的媒介。高爾基（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認為，美學是未來的倫理學。另一位俄裔作家布羅斯基則認定「美學是倫理學之母」。兩種說法並不矛盾，一種在審美意識形態中眺望未來，一種在人類原始本能中追溯源頭，同時二者皆隱含著文藝或語言對美和善的思考。布羅斯基重申：「從人類學的角度說，一個人首先是個美學生物，其次才是倫理生物。由此可以引出結論，藝術，特別是文學，不是我們這一物種發展中生成的副產品，事實恰恰相反。如果說，我們區別於動物界其他成員的標誌是語言，那麼，文學——尤其是作為最高語言形式的詩歌——便是，我冒昧地說，我們這一物種的目標。」清人沈德潛的《說詩晬語》曰：「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這段話表明了古代中國學者對詩之重任的理解，除卻為政治服務，還要善於處理人之常情，物之常理。句中提到「理」與「倫」雖與今日「倫理」之含義大相逕庭，卻道出了當時人們所崇尚的詩歌倫理——「理性情、善倫物」是思想道德層面的期待，「動天地，感鬼神」則是情感美學層面的要求。對於新詩而言，關於詩歌倫理的問題更顯複雜。詩人西渡認為：

　　「就新詩的當代歷史而言，從朦朧詩開始，詩歌與意識形態的曖昧的婚姻關係已經結束了，詩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同謀，或者它的對立面，成為意識形態的反叛者，而是自覺選擇作為臧棣所說的『歷史的異端』。這樣一種詩歌，將想方設法創造自己的讀者，而不大可能為了大眾化的利益放棄自身在美學和倫理學上的追求。就詩歌的這一新目標而言，它在美學上愈激進，愈徹底，愈達到極致，它在倫理學上就愈成功。也就是說，美學的抱負應該成為詩歌唯一的道德。」

　　西渡基於創作實踐和對同時代詩人的觀察所得出的結論是準確的，儘管將美學作為「詩歌唯一的道德」略顯偏頗，但毋庸置疑，當詩歌不再作為政治宣傳的附庸，美學將是詩歌倫理最終的歸宿之一。所謂「詩歌倫理」，即一種通過詩歌自身而投射出來的倫理意識，涵蓋著對歷史的反思、對現實的凝望，乃至對「未來的倫理學」（美學）的追求。文化弒父時代之後，詩人是反思「何為倫理」的先行者，但這並不意味著詩歌倫理是詩人們以詩歌語言所重複的倫理命題。詩歌的文本空間不斷面向時代的倫理困境展開，在詞語的交疊與詩藝的轉換中，詩歌呈現出詩人求索探尋著的倫理經驗：善與惡、因與果、公與私、男與女、軟與硬、理性與感性、利己與利他、專制與民主、意識形態與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