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睿智的老鸚鵡──打造好政府，落實好政策
多年前，我聽過一個似乎滿適合放在這本書的故事。有個寂寞的老人，妻子過世，孩子離家獨立，原本經營的生意也收起來了。他渴望有個伴，決定去買隻鸚鵡。老人來到當地的寵物店，指著一隻鸚鵡問要多少錢。
老闆回答：「這是一隻好鸚鵡，要價五千美元。」
「一隻鸚鵡怎麼可能值五千美元？」
「嗯，因為牠的母語是英語，但牠還會說法語、德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所有歐盟的重要語言牠都會。」
「我老了，已經不工作了，而且我一點都不在乎什麼歐盟。算了，就給我旁邊那隻年輕的吧！」
「好的，不過這隻要一萬美元。」
「為什麼牠值一萬美元？牠有什麼特別的嗎？」
「別看牠年輕，牠一直都在學習。牠已經會說中文、廣東話、日語，目前正在學韓語，完全就是一隻符合二十一世紀需求的鸚鵡。」
「聽著！我在二十一世紀也活不了多久了。角落那隻羽毛脫落、目光混濁的老鸚鵡呢？牠很適合我，我就買牠了。」
「我明白，但牠要價兩萬五千美元。」
「那樣的老傢伙怎麼可能值兩萬五千美元？」
「我們也不明白，只知道其他鸚鵡都尊稱牠『主席先生』。」
我引用這個故事不下百次，而這將是最後一回。
直到今天，我仍經常被稱為「主席先生」。事實上，我也的確還是幾個小型組織的主席（只不過現在多為榮譽性質了），例如我在二○一三年為了提倡公共服務領域的訓練和教育而創辦的「伏克爾聯盟」（Volcker
Alliance）就是其中之一。不過，當我偶爾在人行道或公車上被攔下來時，那些人心裡想的往往是我四十年前在華府擔任聯準會主席的事，顯然創紀錄的高通貨膨脹率、一○％的失業率、超過二○％的利率給大家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
從那之後，美國遭遇了多次的經濟危機，其中包括開始於二○○八年的金融海嘯。政府亡羊補牢地全面改革金融監管法規，而以我的姓氏命名的「伏克爾法則」（Volcker Rule）也是其中控管的一環。
我們誤信了金融市場，我們低估了中國
雖然這些事件大大影響了我的人生，卻不是我決定寫這本自傳的原因。過去幾年，看到美國政府的管理效能每下愈況，令我惶惶不安，籠罩在心頭越來越大、越來越深的擔憂，才是促成我動筆的真正理由。
政黨之間（甚至政黨之內）的對立，加上極富階層不斷擴張的影響力，嚴重癱瘓了決定公共政策的關鍵要素：不管是從軍人福利到退休基金的預算編列，抑或是外交事務、移民政策、醫療照護等重大決策，無不深受其害。即便是基礎設施重建等明顯的需求，看起來也全是光說不做，彷彿我們已經喪失了行動能力。
很少美國人明白，開國元勳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建立美利堅共和國之初，所堅持的「管理好一個政府的能力和意願」已受到了侵蝕，這將是美國政府的一大考驗。有效率的政府組織需要大量能幹、有奉獻精神的公僕，但在人們經年累月的忽視下，現在的美國政府已嚴重失靈，不但效率低、問題多，最糟糕的是，它嚴重失去人民的信任。民調顯示，相信政府所做的決定大多數是正確的美國人低於兩成，遠低於六十年前的七成五。
一九五○年代初，當我決定接受第一份公職時，和其他人一樣，我想到的只是它代表的榮譽。那時的美國在兩黨的強力領導下，支持歐洲的經濟復甦，幫助自由世界重建民主，並打開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大門。結果似乎很明顯：人類的情況有了空前的改善，世界大部分地區不但人口增加，而且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更健康、更富足。
回首前塵，我不得不承認美國在領導自由新興國家同盟時，無法完全避開致命的狂妄之罪。我們在遠離家園之處，發動注定無法獲勝且不必要的長期戰爭；我們沒有預見開放市場和快速創新會給美國公民帶來巨大損失；我們誤信不斷翻新的金融市場能自我約束；我們低估了以中國為首的其他國家，憑藉逐漸成長的巿場規模、經濟實力和越來越大的野心，輕易就能威脅到美國傲視全球的影響力。
到二十世紀末，蘇聯的解體和中國在經濟開放後的崛起，讓有些人認為民主價值大獲全勝、世界可以永續成長的時代已經走到盡頭了。我們發現氛圍完全不一樣了。過去的盟友信心動搖，質疑美國的領導能力，而美國向來致力推動民主和法治的願景也岌岌可危。
我有幸在七十多年的歲月參與了美國政府一小部分的運作，不僅親眼目睹它強大的實力，也見證了它如何犯下嚴重的失誤。我希望這本回憶錄能成為大家的借鏡，尤其是在我畢生奉獻的財務和貨幣政策方面。
不過在寫作過程中，我逐漸明白了一件範圍更大、更重要的事：我們必須讓美國民眾再次相信政府在各方面的能力，而我希望我一手創立的伏克爾聯盟能在這上頭貢獻一點棉薄之力。
雖然這並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