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突尼西亞非常迷人。這個國家的北海岸，吹著宜人的岸邊海風、下著綿柔冬雨；內陸的平原和南方的沙漠，則閃耀著溫暖的豔陽，自古以來吸引了無數訪客到此一遊。從創立了迦太基的古老腓尼基殖民者，到摩爾人旅行家利奧·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再到歐洲的旅行家、藝術家、冒險家，諸如大仲馬（Alexandre Dumas）、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伊莎貝爾．艾伯哈德（Isabelle Eberhardt）、王爾德（Oscar Wilde）、赫胥黎（Aldous Huxley）、克利（Paul Klee）、紀德（André Gide）、沙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突尼西亞都對他們盛情款待、展現迷人風情。
這也難怪薩夫萬．馬斯里，會對突尼西亞情有獨鍾。
對薩夫萬來說──我在這裡把他叫得這麼親密，不光只是因為我們在哥倫比亞大學已經同事好多年，所以真的很熟之外；這種輕鬆親近的感覺，正是這本書的精隨所在──突尼西亞對薩夫萬來說，不只是一段可愛的小插曲，也不只是想要畫進某幅畫裡面的壯麗風景，或是某個故事情節的有趣設定，更不是像我以前也曾經一度認為的，只是一個適合進行某些社會科學研究的場域。以上這些，都不是薩夫萬心中的突尼西亞。對薩夫萬來說，突尼西亞是他心中糾結已久的未解之謎，而這本書正是他下定決心，想解開這個謎團所順帶產生的成果。
如同薩夫萬自己也承認，《突尼西亞：阿拉伯世界的異類》這本書，並不是一本正式的社會科學學術作品。這本書本質上，就是他自己想從突尼西亞這塊，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看到的願景和謎團裡，用一個主觀、切身的觀點去了解他自己、了解這個社會，才寫出來的作品。而且也因為有著類似想法的人不只他一個，所以這本書也對於在辯論當代阿拉伯世界的傳統與現代，或是文化正統性和文明紛爭的這類討論，有所貢獻。
薩夫萬在約旦出生、長大。他的雙親是穆斯林，他的母語是阿拉伯語。他至今都還是跟他住在約旦的親朋好友感情很好。為了增進當地青年的教育機會，他也已經跟約旦的哈希姆王國政府密切合作了好多年。不過真正讓他人生改觀的，還是他在美國求學、授課，還有擔任大學職員的美式生活。在美國文化的薰陶之下，他有機會而且也被期待，在專業上展現企圖並追求成功。他當然也沒有讓大家失望。可是他同時也發現了自己可以而且被期許，去追求他做為一個獨立個體的自我實現。後面的這種期許恐怕就是美式生活中，最出其不意卻影響眾人至深的一大特色。他深深受到古典的美式自由主義影響，強調個人自由、社會平等、道德普遍主義和隱含在其中的樂觀主義。他已經成為了甘迺迪總統在一九六○年所描述的「自由派」：
……他們放眼未來而不留戀過去；他們擁抱新知而不會故步自封；他們關心社會大眾的福祉，包括公共衛生、居住正義、教育環境、就業情況、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他們相信外交政策的僵局和疑慮，是可以被突破的。
這些價值似乎已經展現在薩夫萬自然流露的自信和熱忱當中，但這些特質在今日的阿拉伯世界裡仍舊少見。取而代之的是焦慮和懷疑，以及滿滿的怯懦、守舊和隨之而來的惴惴不安。
大概只有突尼西亞是個例外。
突尼西亞乘著後來我們所知的阿拉伯之春而起，看起來是唯一一個順利擺平革命後暴力和反動餘波的國家。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和葉門都沒有倖免於難。原因是什麼？為什麼阿拉伯之春會從突尼西亞揭開序幕？為什麼它的影響又是在突尼西亞比較「後繼有力」？而且為什麼當其他國家陸續加入突尼西亞的行列想擺脫暴政，結果卻陷入內戰或是招致另一派的軍人干政時，突尼西亞卻已經開始著手進行國家機構的改革，並為了尋求社會不同意見的最大公約數，在自己的國內展開有時比較激烈，卻鮮少暴力失控的辯論和對話？
突尼西亞的經驗是不是如同突尼西亞人，和全世界所希冀的如此「成功」，現在還無法下定論。就像中國總理周恩來在一九七三年季辛吉訪華時，被問到三百年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是什麼時，所留下的名言：「現在還言之過早。」的確，突尼西亞對一個公民的、競爭的政治環境，還有一個可問責政府的希望，也不是沒有被高高舉起，然後重重摔下過。像在二○一○年到二○一一年的革命期間倒台的突尼西亞前總統班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二十五年前剛上任的時候，就曾給過突尼西亞這種美好的期待。
不過驅使突尼西亞人民走上街頭、扳倒統治者，然後對於想要一個怎樣的政府和統治者，去進行社會內部辯論的這種風格和精神，真的太特別了。特別到薩夫萬因此在這本書裡，提出這個縈繞在他心頭已久的疑問：突尼西亞到底是怎麼把他青少年時期，很熟悉的阿拉伯習慣和傳統，跟他後來成年時，在美國才接觸到的自由主義結合在一起？這種去蕪存菁、兼容並蓄的習慣，其實是突尼西亞一直以來的特色。誠如突尼西亞的第一任總統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在他的民族主義論述裡，一直強調突尼西亞的「地中海型人格」：突尼西亞本身就是一個交叉路口、一個混血兒、一個合成物。
對薩夫萬和其他許多人來說，讓突尼西亞這麼獨特的原因五花八門，恐怕要出版一整套，充滿感情和想像力的論文集才有辦法解讀，所以薩夫萬就在這本書裡盡可能地嘗試了各種答案。他考量突尼西亞的地理位置。突尼西亞緊鄰非洲薩哈拉沙漠的北緣，並與義大利的西西里島相距不過九十英里。他也回顧自古以來在突尼西亞這塊土地上，朝代更迭、留下了各自足跡的帝國王朝：迦太基、羅馬、拜占庭、柏柏爾、阿拉伯、鄂圖曼以及法國。他檢視伊斯蘭教在突尼西亞歷史上和信仰上的在地特色，以及突尼西亞在十九世紀跟東鄂圖曼和歐洲接觸之後的互動過程，最後則是二十世紀民族主義運動，對突尼西亞造成的影響。他檢視突尼西亞獨立後，在總統布爾吉巴帶領下，堅定不移的親西方路線，以及布爾吉巴確保宗教的某些反智思想，不至於阻礙經濟發展、影響女權奠基和教育擴張的堅定決心。畢竟薩夫萬大部分的人生，從求學到後來擔任教職都是在學校裡度過，所以他也很自然地看見，突尼西亞從十九世紀延續至今一連串的現代教育改革，是他們之所以成功的一項關鍵要素。
薩夫萬不是唯一一個，說突尼西亞是「阿拉伯世界中的異類」的人。《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在評論突尼西亞二○一四年大選的時候，就曾說突尼西亞「很明顯是中東地區的異類」。隔年，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四方集團（Tunisia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的記者會上，委員會做出了如此評論：「在二○一一年一月，獨裁的班阿里政權垮台以後，突尼西亞就走向了一個非常獨特、令人驚豔的發展」，他們的獲獎理由如下：
首先，他們證明伊斯蘭份子和世俗政治的社運人士，是可以為了國家的最佳利益攜手合作，並達成意義非凡的成果。突尼西亞的例子彰顯了對話的價值，以及對自己國家民族的認同，在這個衝突頻仍的區域裡有多重要。其次，突尼西亞的轉型也展現了公民社會裡的各個機構和組織，可以在國家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雖然在艱難的情況之下，他們依然能往自由選舉與權力和平轉移的方向邁進。「突尼西亞全國對話四方集團」的成就值得被肯定，也肯定他們當初想透過茉莉花革命，帶來正面改變的初衷。
突尼西亞有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們總是讓人對他們充滿期待。顯然諾貝爾委員會並不覺得，現階段就肯定突尼西亞已經轉型成功是「言之過早」。雖然當年獨立之後的突尼西亞，曾經讓人燃起跟這次類似的希望；在班阿里上任初期，也曾讓人有過這樣的期待。不過當然我們只能說，希望那些對突尼西亞現在發展充滿信心的支持者不要再次失望。我承認我對突尼西亞早先的發展曾經很失望，所以現在心中是有點擔心和懷疑的。記得那個時候班阿里剛上任不久，他曾推動一個政治協商的「國家協定」，以彰顯他當初說要建立民主政府的承諾。當時我還寫下我對這個國家協定的滿心歡喜，特別是因為當時剛剛民主轉型成功的拉美國家，都是以國家協定的方式做為轉型的第一步。所以我就樂觀地做出一個結論：
突尼西亞的國家協定，是突尼西亞人民強調並慶祝他們凝聚力的一種努力。展現他們對伊斯蘭傳統的崇敬，和對國家民族的驕傲，同時亦承認並鼓勵不同想法和利益的多元並存。這個協定不但沒有將保守的偏差價值，帶入後來建立的政治關係中，我們甚至應該將這個協定理解為他們正在努力培養，對異議和反對意見的容忍這塊民主政治的基石。這個協定本身，只是朝向實質民主前進的第一步，一個體制的轉型還有許多路要走。這個協定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可以帶著突尼西亞人民走到哪裡，而是他們會因此往哪裡前進。
這個樂觀的看法才短短幾年的時間，就被證明是大錯特錯。突尼西亞政府後來，變成了世界上最專制的盜匪國家之一。原本讓這麼多人都滿心期待的突尼西亞政府，原來只是公關手腕太高明、太會包裝，讓我們都信以為真。全世界的我們這些熱愛突尼西亞的人，包括旅行社、代辦業者和簡直太好騙的國際金融機構等等，就這樣完全沒有注意到突尼西亞落入貪腐和暴政的深淵，最後導致二○一○和二○一一年間的示威抗議。
現在我們只能希望那些還在唱衰突尼西亞的人是錯的，而薩夫萬對現在突尼西亞轉型的樂觀評估是對。希望突尼西亞的改變，不會再走回頭路了。
麗莎．安德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