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顧炎武的家世及其生平
顧氏的先世在吳郡（今江蘇東南部），為江東四大姓之一。在三國東吳孫權朝，就有一位名叫顧雍的任過丞相（參見〈與毛錦銜〉）。五代時，顧氏遷居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縣）。南宋時，有名顧慶的，從滁州遷居海門姚劉沙（今上海市崇明縣）。顧慶的次子伯善，又從姚劉沙遷居崑山縣（今屬江蘇）的花浦邨，其後又移家到千墩，顧氏便定居下來。
從顧伯善傳十一世到顧濟，是顧炎武的高祖。顧濟字舟卿，號思軒，是明代正德年間的進士，官至江西饒州知府，著有《諫垣疏》一卷。曾祖顧章志，字子行，號觀海，是嘉靖癸丑年間的進士，官至南京兵部侍郎；性極清介，獨愛藏書（見〈鈔書自序〉）。本祖父顧紹芳，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丁丑年的進士，官至左春坊左贊善，著有《寶庵集》十二卷。《靜志居詩話》稱他「工於五律，不露新穎，矜鍊以出之，頗有近於孟襄陽、高蘇門者」。嗣祖父顧紹芾，字德甫，號蠡源，是太學生。他天才俊逸，工詩及古文，奇奧秀拔；尤善於書法，極為董其昌所稱許（見《崑新合志》）。本生父顧同應，字仲從，官蔭生；性極闊達，好施與；善詩文，其詩「詞澹意遠，有白雲自出，山泉冷然之致」（見《明詩綜》引王平仲語）。著有《藥房》、《秋嘯》等集（見《蘇州府志》）。嗣父顧同吉，早卒，聘王氏，是太僕寺卿王宇的孫女，諸生王述的女兒。她十七歲未婚守節，因此以顧炎武為後嗣，性極孝，曾斷指以療姑病；又「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有奩田五十畝，歲所入，悉以散之三族」（見〈先妣王碩人行狀〉）。上述家世，無疑對顧炎武的成長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顧炎武生於明代萬曆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年），卒於清代康熙二十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年）。初名絳，字忠清，明朝亡後，他就改名炎武，字寧人；又曾叫圭年，別號蔣山傭；學者稱他為亭林先生。
顧炎武由其嗣祖父顧蠡源、嗣母王氏撫養成人。他自幼性情耿介，落落有大志。十四歲時，與同里友人歸莊參加主張改良政治的知識分子組織復社；因其瞳子中白邊黑，相貌怪異，時人稱他和歸莊為「歸奇顧怪」。他雖年少，但詩文俱佳，在當時的文士中頗有聲名（見〈答原一、公肅兩甥書〉）。二十七歲時，秋試被廢除，於是「退而讀書」，遍覽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以及公移邸鈔之類共千餘部，輯錄有關材料，旁推互證，撰寫《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兩書。這兩部書，前者著重於記述地理形勢和山川要塞，後者詳細記錄了各地疆域、形勝、水利、兵防、物產、賦稅等資料。
西元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渡過長江，顧炎武糾合同志，發動義兵，堅守蘇州，但最後歸於失敗，他的友人大多戰死，他自己也差點喪命。此戰失敗後，他並沒有放棄抗清的行動，而是扮作商賈模樣，奔走於江、浙，來往於山東、河北、陝西等地，聯絡抗清志士，觀察中原地理形勢，以圖恢復明室。他在北方結識了李中孚、王宏撰等愛國人士。曾經六次往謁昌平的明十三陵和五次往謁南京的明孝陵。他的活動受到清政府的注意。康熙七年（西元一六六八年）二月，他被山東姜元衡告發入獄，後因李中孚、朱彝尊等人的盡力營救，才被釋放。後來定居於陝西的華陰，因為他認為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見〈與三姪書〉）。在華陰，他置田五十畝自給，並在他處開墾荒地，其收入則另外存儲，以備恢復之用。其矢志不渝，由此可見。
顧炎武在奔走南北，遊覽九州五嶽過程中，閱歷更加豐富，視野更加開闊，這有助於他的學術研究。他所撰寫的《音學五書》、《日知錄》、《金石文字記》、《石經考》等數十種著作，涉及到諸多學術領域，對清代學者產生過極大影響，直至今天，人們仍然不只是把他視為明清之際的著名愛國者，更推崇他是中國近代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和國學大師。
二、顧炎武的民主思想及愛國精神
顧炎武具有強烈的民主主義思想，這不僅表現在他對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這部批判封建君主制的著作的推崇上，更表現在他的一系列政論文中。他寫了九篇〈郡縣論〉，其中首先對封建君主的專制行為予以揭露，他說：「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見〈郡縣論〉一）同時又提出了改革郡縣制的主張，他說：「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見〈郡縣論〉一）他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其實質就是分權地方，實行宗法自治。他說：「人君之於天下，不能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窮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中宗子治之；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於閏門之內。」（見《日知錄‧愛百姓故刑罰中》）又說：「惟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見《日知錄‧鄉亭之職》）「尊令長之秩，而予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矣。」（見〈郡縣論〉一）他的這種主張，著眼於「厚民生，強國勢」，在當時可能不失為救弊之良劑，在今天則可看出它與現代民主精神有相合之處。
顧炎武的民主思想還表現在他對當時一些經濟政策的看法上。比如，清初陝西關中一帶的田賦，是向農民徵收銀錢。由於道路不通，關中本來就銀少錢貴，農民為了繳納稅銀，只得以低價賣出糧食，去換取銀兩，從而導致穀賤銀貴，農民貧困日甚一日，以致到了豐年賣子的境地。針對這種情形，顧炎武寫了〈錢糧論〉，深刻揭露其弊病，同時又考證了歷代經濟政策的得與失，對那些使民窮而姦吏富的作法進行了嚴厲的抨擊。
顧炎武的愛國精神也表現得相當突出，這從我們對他的生平的介紹中已經可以得到證明。他的這種愛國精神，與他遵循嗣母遺訓分不開。他的嗣母王氏是一位深明大義的剛烈女子。當清兵南下，崑山城破時，她絕食十五天而死，臨死前對顧炎武說：「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瞑目於地下！」（見〈先妣王碩人行狀〉）對於嗣母的這些叮囑，顧炎武銘刻在心。他一生都不與清朝統治者合作。就在清廷因纂修《明史》，特開博學鴻詞科時，朝中大臣屢次想推薦，都被他嚴辭拒絕。他曾對朋友說，如果真的強他出仕，就準備「以身殉之」（見〈與葉訒菴書〉）。可見他不違母訓、忠於先朝的態度是何等堅決。
三、顧炎武的學術觀點及治學方法
顧炎武生在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的時代。他認為明代的滅亡，與明代道學先生空談「明心見性」直接有關。他說：「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亂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見《日知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他把明朝的滅亡歸之於道學先生的空談，未免言之過重，但也有其合理之處。基於這種看法，他從實用的觀點出發，對做學問與寫文章的目的，表明了自己的主張。他說：「君子之為學也，非利己而已，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事，何流極而至於斯，則思起而極之。」（見〈與潘次耕書〉）又說：「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事之務者，一切不為。」（見〈與人書〉三）「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見《日知錄‧文須有益於天下》）他的這種看法，一方面固然是對儒學所謂「文以載道」的傳統觀念的繼承，但是另一方面則與他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不無關係。他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又說：「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與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見〈病起與薊門當事書〉）顧炎武一生之所以重實學，輕空談，雖著作等身，而無一虛妄之文，應當能夠從他的這些話中得到可靠的解答。
與上述學術觀點相一致的是，顧炎武採取了注重實際調查和確切證據的治學方法。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說：「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車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顧炎武在談到自己撰述《金石文字記》一書的經過時也說：「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
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經過了如此艱苦的探尋工作之後，顧炎武又對此書所錄漢以後碑刻三百餘種各綴跋語，述其本末源流，辨其譌誤，極為精核。
顧炎武是清代學風的開山祖師，他的考證方法被清代乾嘉以後的學者充分繼承和大力發揚。顧炎武不僅在對漢代經學及古代音讀的研究上成功地運用考證方法，從而糾正了前人理解上的諸多錯誤，而且在地理、風俗乃至禮儀等等方面的辨析中，也因考證有力而澄清了許多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在〈北嶽辨〉中，針對前人懷疑古代帝王祭北嶽恆山於上曲陽這一問題，先從先秦的〈虞書〉考證起，隨後依次引述《周禮》、《爾雅》、《史記》、《漢書》、《後漢書》、《郡國志》、《水經注》、《魏書》、《隋書》、《唐書》等史籍的有關記載予以博證，最後才得出結論說：「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因為據史而論，引證充分，所以他的結論也就成了毋庸置疑的定論。
《顧亭林文集》有康熙原刻本存世。本書則以此為底本，遇有字句脫誤之處，則據《蔣山傭殘稿》及清光緒張修府、董金鑑諸刻本（見《學古齋金石叢書》）參校補正。
對本書各篇的研析，本著有話則言、無話則免的原則予以處理。在作研析時，或談其思想內容，或談其藝術特色，或談其所體現出的作者的人格精神、治學態度等等，沒有定規。
《顧亭林文集》至今無人進行過完整的注釋和翻譯。本人才疏學淺，在從事這一工作時又無從借鑑，若有錯誤，懇請讀者指正。
劉九洲 於二千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