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下發表的，是我在過去十六年裡從事哲學研究累積下來的思想。它們涉及多種課題：含義、理解、命題、邏輯等概念，以及數學基礎、意識狀態……等等。這些思想當時我都是以小段札記的方式寫下來的。這些段落有時討論同一個論題，聯成較長的一串，有時則很快從一個論題跳換到另一個論題。我一開始曾打算把所有這些內容都整理在一本書裡；對這本書的形式我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設想。但我當時認為本質之點在於：這些思想應該自然而然地從一個論題進展到另一個論題，中間沒有斷裂。
我數次嘗試把我的成果融合為這樣一個整體，然而都失敗了。這時我看出我在這點上永不會成功、我看出我能夠寫出的最好的東西也不過始終是些哲學札記；當我違背它們的自然趨向而試圖進一步強迫它們進入單一方向的時候，我的思想馬上就變成了跛子。而這當然與這本書的性質本身有關係。這種探索迫使我們穿行在一片廣闊的思想領地上，在各個方向縱橫交錯地穿行。這本書裡的哲學札記就像是在這些漫長而錯綜的旅行途中所做的一系列風景速寫。
我當時一次次從不同的方向重新論及同樣的要點，或幾乎同樣的要點，畫出新的圖畫。這些圖畫裡不知有多少畫得很糟，或無法顯現特徵，帶有一個拙劣畫家的所有缺陷。把這樣的圖畫篩掉以後，還留下一些勉強可用的；這些圖畫須得加以排列，時常還須剪裁，以使它們能夠為觀者提供一幅風景畫。所以這本書其實只是本畫集。
直到不久以前，我其實已經放棄了在我生前出版我這本書的想法。出版的想法當然時不時會冒出來，主要的原因在於：我違乎所願地了解到，我的成果在透過授課、列印稿和討論得到傳布的過程中，遭到多種多樣的誤解，或多或少變得平淡無奇或支離破碎。這刺痛了我的虛榮心，久難平復。
但四年前 我有機會重讀了我的第一本書──《邏輯哲學論》，並向人解釋其中的思想。當時我忽然想到應該把那些舊時的思想和我的新思想融合在一起發表：只有與我舊時的思想方式相對照並以它作為背景，我的新思想才能得到正當的理解。
自從我十六年前重新開始從事哲學以來，我不得不認識到我寫在那第一本書裡的思想包含有嚴重的錯誤。拉姆西
對我的觀點所提的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我自己幾乎無法判斷這程度有多深，説明我看到了這些錯誤——在他逝世前的兩年裡我在無數談話中和他討論過我的觀點。我感謝他那些中肯有力的批評；但我甚至更要感謝本大學的教員P.Sraffa先生多年裡不間斷地對我的思想所做的批評。本書中最為重要的觀點應當歸功於這一激發。
由於不只一個原因，我在這裡所發表的東西，會和當今別人所寫的東西有交會之處。如果我這些札記沒有印記足以標明它們是屬於我的，那我也就不再堅持我對它們的所有權。
我今天把這些札記公諸於世，心存疑慮。儘管這本書相當簡陋，而這個時代又晦暗不明，但這本書若有幸為各位的心智投下一道光亮，也不是不可能的，當然，這種可能性委實不大。
我不希望我的書使別人省去思考。我願它能激發任何人自己去思想。
我本希望奉獻一本好書，但未曾如願，可是能由我來改善它的最好時刻已經逝去。
一九四五年一月於劍橋
導讀
首都師範大學政法學院教授 陳嘉映
早年生活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生於維也納。從血統來說，他有一半是猶太人，但母親是天主教徒，他本人也受洗為天主教徒。他出身豪門，父親卡爾．維特根斯坦透過個人奮鬥，成為奧地利鋼鐵工業的大亨。少年維特根斯坦在家裡接受教育。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維也納群星燦爛，湧現出多位著名的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建築師、科學家。維特根斯坦的家庭以及他本人和其中許多人來往密切，布拉姆斯是他家的常客。他哥哥保羅就是一位聞名國際的鋼琴演奏家，音樂充滿了這個家庭，也是維特根斯坦本人的終身愛好，他曾說：「我在我的書裡沒辦法說出音樂在我的一生中都意味著什麼，關於這一切一個字都說不出。那我怎能指望被人理解呢？」
路德維希的父親極為嚴厲。維特根斯坦是家裡最小的孩子，有三個姐姐四個哥哥，這四個哥哥中，有三個在年輕時自殺，與父親的嚴厲當不無關係。路德維希也不止一次有過自殺的念頭。
維特根斯坦從小愛好機械和技術，十歲時就製造出一臺實用的簡單縫紉機。他的最初志向是成為一名工程師。他的興趣漸漸集中在噴氣發動機方面，於是他在一九○八年秋天來到曼徹斯特大學學習航空工程。他對螺旋槳的一些想法和設計多年後獲得了實際應用。由於設計工作的實際需要，維特根斯坦努力研究數學，在此期間他讀到了羅素的《數學原理》，並由此了解到弗雷格的工作。數學的邏輯基礎引起維特根斯坦的巨大興趣，決意放棄航空工程，轉而從事哲學。他來到耶拿，向弗雷格請教，並聽從弗雷格的建議，於一九一一年轉到劍橋，問學於羅素門下。
關於這一時期的維特根斯坦，羅素講述了一些引人入勝的軼事。維特根斯坦經常深感鬱悶，到羅素那裡，幾個小時不發一語只是踱來踱去。有一次羅素問他：「你到底在思考什麼？是邏輯，還是自己的罪孽？」維特根斯坦回答：「兩者皆是。」這是個經典的故事。雖然我不鼓勵讀者從奇聞軼事來理解哲學，但我還是忍不住要說，哲學差不多就是把我們最隱晦的靈魂和最明晰的邏輯連在一起的努力。唯對其一感興趣的是虔誠的教徒或邏輯教師，但不是哲學家。
維特根斯坦十分推崇羅素在數理邏輯方面的工作，在這一領域繼續推進。在此後的幾年裡，通過當面討論，以及維特根斯坦離開英國後寄來的筆記，羅素受到這位弟子的「深刻影響」。一九一八年初，羅素提出了「邏輯原子主義」這個名號來概括自己的哲學，邏輯原子主義無疑建立在他早年主張的外在關係理論的基礎上，但其中也不乏維特根斯坦的影響。這個時期的羅素，極熱心於政治和社會事務，頗有心把邏輯學研究的衣缽傳給維特根斯坦。
那個時代的精英人士，普遍渴望高尚的精神生活和智性創造。在劍橋的這段時間裡，維特根斯坦結識了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哲學家摩爾、經濟學家凱恩斯、數學家品生特等。他與品生特結為摯友。儘管他待人嚴厲，尤其對愚蠢的思想極不耐煩，但他是個熱心而忠實的朋友。
一九一三年，路德維希的父親去世，留給他一大筆遺產。他把其中一部分用來資助里爾克、特拉克爾等詩人和藝術家。戰後，他更是把自己那部分遺產盡數分給他的哥哥和姐姐。為什麼不送給窮人呢？他解釋說：他不願見到本來好好的窮人由於得到這些錢財而變得墮落，而他那些親戚反正已經很富有很墮落了。他自己此後一直生活得很儉樸。財物、權力和地位對他沒有任何吸引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維特根斯坦作為志願兵加入奧地利軍隊。戰爭後期的一份戰報稱他「極其勇敢、鎮定」，並因此受到廣泛讚譽。不過，戰爭期間，他始終為身邊戰友的粗鄙感到痛苦。
《邏輯哲學論》與中期思想轉變
一九一八年七月，維特根斯坦從前線到薩爾茨堡度假，完成了《邏輯哲學論》。他當時籍籍無名，多次遭到拒絕，出版商一會兒要求有名教授作出評價，一會兒要求維特根斯坦自付紙張和印刷費用。維特根斯坦極為惱火，認為要求作者自費出書不是正派的行為，「我的工作是寫書，而世界必須以正當的方式接納它」。至於名人的評價，羅素承擔下來，為此書寫了一篇長長的導論。維特根斯坦讀後，坦率告訴羅素，無論是解釋的部分還是批評的部分，他都覺得不滿。但他還是請人把這篇序言譯成德文。不久後他告訴羅素，序言的德文譯文不佳，他不想把它和自己的著作一起付印，儘管他的著作也可能因此就無法出版。結果不出維特根斯坦所料，沒有羅素的導論，出版商拒絕出版。到此，維特根斯坦已竭盡努力，幾乎要放棄出版。幸好羅素君子雅量，繼續託人聯繫出版事宜，幾經拒絕之後，一九一九二一年作為一篇論文發表在《自然哲學年鑒》最後一期中，並附有羅素導論的德文譯本。一九二二年，仍借助羅素的幫助，此書的德英對照本在英國出版。此書一經出版，即在德國、奧地利、英國產生巨大影響。張申府先生獨具慧眼，一九二七年即譯出此書，題為《名理論》，當年及翌年分兩期發表於《哲學評論》雜誌，這是此書英文譯本以外首次被翻譯成其他文字出版。實際上，其他文字的譯本遲至五○年代才出現。
《邏輯哲學論》是維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哲學著作，這是一本薄薄的書，譯成中文不過七十頁，但所涉及的論題卻極其廣泛。這本書的形式也很特別：每一章有一個總題，然後給出一系列擴充和論證。
《邏輯哲學論》的很大一部分內容處理邏輯內部的問題，不過，維特根斯坦對邏輯學本身的貢獻有限，這本書的獨特之處更多在於基本哲學問題的新見。維特根斯坦自己曾評論說，《邏輯哲學論》的觀點「是一種倫理的觀點」，並稱這一點也許是「了解這本書的一把鑰匙」。他說，這本書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寫出的部分，另一部分沒有寫，而正是沒有寫的那一部分才是重要的部分。哲學「通過清楚地表現出可以言說的東西來意謂不可言說的東西」，而「對於不能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在《邏輯哲學論》的序言裡，維特根斯坦稱這本書的真理性是「確定而無可置疑的」，「哲學問題在根本上已經最後地解決了」。既然問題都已最終解決，他便拋開哲學，在一九二○－一九二六年到奧地利南部的山村當小學教員，生活儉樸近乎困苦。一九二六年以後，維特根斯坦離開了鄉村教師的職位，在一個修道院裡做過園丁的助手，協助設計並負責實施在維也納郊區為他姐姐建造一個宅第。這個宅第後來曾是保加利亞的使館。
維特根斯坦回到維也納不久就結識了維也納小組的創始人石里克。維特根斯坦沒有參與維也納小組的團體活動，他對卡爾那普、費格爾、紐拉特等人沒有多少好感，也不贊許他們反形而上學的絕對實證觀，他幾乎只和石里克、魏斯曼交往，尤其與魏斯曼有多次交談，因為他覺得這兩個人文化修養較高，品位純正。
一九二九年初，維特根斯坦重返劍橋，並以《邏輯哲學論》作為學位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主考官是羅素和摩爾。翌年底，維特根斯坦受聘為劍橋三一學院的研究員，從此到他一九四七年退休，他大部分時間在劍橋思考、研究、教課。
維特根斯坦沒有再發表什麼文著，但他在課堂上講的內容，以及沒幾次專門口述給學生的筆記，卻廣為流傳。他的一些學生根據數量龐大的筆記、聽課記錄以及一些半成稿在他去世後編訂了一批書，包括《哲學評注》、《哲學語法》、《藍皮筆記本》、《棕皮筆記本》、《關於數學基礎的若干評注》。
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間可以視為維特根斯坦思想的轉變時期。他逐漸放棄並轉而批判《邏輯哲學論》中的一系列基本觀點。我們可以從多種角度切入來描述這個轉變。一個顯而易見的角度是從「充分分析」入手。維特根斯坦早先提倡充分分析，分析而直到原子命題，直到簡單對象。這種分析主要是解決語言意義最終來源的問題：簡單對象和簡單名稱的直接對應提供了所需要的意義源頭。現在，維特根斯坦放棄了原子命題互相獨立的觀點，繼而放棄了簡單對象的觀點：簡單對象只是哲學理論的虛構，並非邏輯的必然結論，在不同語境中，「簡單」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到他口授《藍皮書》的時候，他的後期哲學已經大致成形。
《哲學研究》
一九三六年，維特根斯坦開始寫作《哲學研究》。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國併吞奧地利，他申請轉入英國國籍。秋天，他與劍橋出版社談定出版《哲學研究》，但不久又把稿子要了回來。一九三九年，他接替摩爾成為哲學教授。戰爭期間，他大部分時間在倫敦一家醫院當看護，後來在紐卡斯爾的一個研究所當助理實驗員。同時，他當然繼續思考哲學問題，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哲學研究》的主要部分──即第一部分，就是在這段時間裡寫成的。此後幾年裡，他曾幾次準備出版《哲學研究》，但最後還是放棄了出版的念頭。他去世後不久，他的學生安斯康姆和拉斯．里斯編訂全書並譯成英文，一九五三年以德英對照的方式出版，第一部分是主體，比較完整，第二部分篇幅較小，更多草稿性質。《哲學研究》是維特根斯坦後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我像很多論者一樣認為它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
從《邏輯哲學論》到《哲學研究》，維特根斯坦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上文提到，他放棄了充分分析的思路。那又該如何來解決意義來源問題呢？我們並不需要什麼理論來說明意義的來源。意義是自然發生的，它不是在原子命題和原子事實相接觸的地方發生，而是在我們學習語言的實際過程中發生。邏輯分析的目標不再是簡單名稱或簡單對象，而是澄清某些誤解。我說「蘋果來了」，你問「蘋果來了」是什麼意思，我改說「張三來了，張三帶著蘋果」。你若再問「張三來了」是什麼意思，我就沒辦法了，我只能請你像兩歲的幼兒那樣透過這些語詞和語句的用法來重新開始學習中文。就此而言，意義即使用，「不要問意義，要問用法」。
「使用」與工具相連。《哲學研究》裡有很多段落把語詞比作各式各樣的工具。語言的功能不在於反映世界，而在於像使用工具那樣對世界作出應對。為醒目計，可以說，語言的功能是反應而不是反映。
與「意義即使用」緊密聯繫的還有語言遊戲、工具與遊戲的多樣性、家族相似等一系列概念。
接著，《哲學研究》的初稿討論數學哲學，但這一部分也許維特根斯坦打算單獨成書，在後來的「定本」中裁去了這個龐大的部分，改而探討所謂「私有語言論題」。有些人主張，語詞的意義在每個人心裡，人心各自不同，因此意義是私有的。維特根斯坦透過多角度解析表明，這一主張其實只是一系列混亂思想的集合。
在一個基本意義上，《哲學研究》旨在進行智性治療，消除初級反思（即人們通常所認為的「哲學」）形成的種種概念栓塞。這一任務頗可類比於醫生的工作：生命自然而然生長，醫生救死扶傷，但醫生不創造生命。有人把這種態度稱作「寂靜主義」，我認為這是錯誤的。和生命的自然能力相比，醫生的作用極其有限，但這並不削減醫生的重要性。健康的智性生活需要哲學的輔助。
哲學分析為解惑服務，然而，我們的語言沒有唯一的充分解析的形式，因此，我們也沒有一種一勞永逸地消除誤解的辦法。哲學不為任何問題提供終極答案，哲學不是要在往昔錯誤的廢墟上重新建造任何一種理論。哲學在根本道理的深處生生不息地思考。
智性治療性質也有助於說明這本書的另一個特點。《哲學研究》不像普通哲學著作那樣處理一般性的概念。毋寧，維特根斯坦反反復復討論一些平常的問題，例如：孩子如何學會等差數列？我怎麼知道他在疼？人能夠不用語詞思想嗎？不少讀者，尤其是那些讀慣了徒託空言從大詞到大詞的讀者，不習慣維特根斯坦那種方方面面反反復復的討論方式，以為瑣碎，其實，這些精微入裡的分析所撬動的是哲學的諸種根本問題，所謂「離析一絲而會通於大道」。
結語
維特根斯坦不是一個學者型人物，但他具有極為深厚的文化素養。他對人類生存本質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賦，使他在哲學上達到了其他哲學家難以企及的深度。
維特根斯坦在思想的最深處進行艱苦的探索，在這個深處，所有端緒都密不可分地互相糾纏；在這深處的任何絲毫辯正，都會對思考其他問題產生巨大的調整作用。所以，儘管維特根斯坦在這本書裡基本不談論宗教、文學藝術、政治、法律、社會學、教育、人生，在其他地方也很少直接談論這些話題，但他卻對所有這些領域的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
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探索是從弗雷格和羅素入門的，無論是他的前期哲學還是他的後期哲學，始終都在回應這兩位前輩。可歎，弗雷格從一開始就直話直說，《邏輯哲學論》他「一個字也看不懂」。羅素十分推崇維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學，對他後期哲學則大不以為然：「我在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中沒有找到任何讓我感興趣的東西。」
維特根斯坦的巨大思想能量的確對他身後的思想世界產生了廣泛的衝擊，然而，現代哲學並沒有從承繼維特根斯坦的根本思想旨趣。他反對科學主義，反對構建理論，這些都與學院哲學格格不入。雖然維特根斯坦一出道直到一生終了都名滿哲學界，但不被理解的痛苦卻始終伴隨著他。他很早就感到：「不被任何人理解是非常痛苦的」。在《哲學研究》的序言中他又寫道：「我的成果遭到多種多樣的誤解，或多或少變得平淡無奇或支離破碎。這刺痛了我的虛榮心，久難平復。」
二次大戰之後，維特根斯坦繼續在劍橋任教，但對學院生活越發不耐煩，一九四七年辭職。他此後的工作報告後學編訂的《哲學研究》的第二部分、《紙條集》和《論確定性》等。一九四九年，維特根斯坦確診患有癌症，生前最後一段時間他住在他的醫生和朋友貝文（Bevan）家裡，繼續從事哲學寫作直到生命的最後兩天。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六十二歲生日的第四天，維特根斯坦與世長辭。在他充滿精神創造和靈魂騷動的一生中，維特根斯坦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對自己設置了最高的標準，從而使他的一生充滿緊張和痛苦。在臨終之際，他卻對守護他的貝文太太說：「告訴他們，我度過了極為美好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