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萬延元年，咸臨丸上的改革家
文／真理大學應用日語學系系主任暨專任副教授 戶田一康
萬延元年（一八六○年）一月十九日，德川幕府派遣一艘軍艦前往舊金山。這艘荷蘭製的蒸氣船，名為咸臨丸，是只有一百馬力的小軍艦，在日本歷史上卻意義重大。
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美國東印度艦隊提督培里率領四艘軍艦來到浦賀港口，要求德川幕府開國是八年前的事。幕府向荷蘭人開始學西式航海技術才五年而已，日本人只靠自己的力量，決定要橫渡太平洋。這就是前所未有的一大壯舉。
萬延元年的咸臨丸
在咸臨丸上有日本近代史上的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勝海舟，另一位是福澤諭吉。前者是江戶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大政治家，後者為明治初期最偉大的教育家及啟蒙大師。因為有他們，咸臨丸成為極具戲劇性的舞台，同時也象徵了德川幕府的混亂及矛盾。
什麼是德川幕府的混亂及矛盾呢？福澤諭吉與勝海舟都出身於下級武士階層。眾所周知，江戶時代是封建主義的社會，人民的身分有「士、農、工、商」之分。雖然武士的身分最高，但武士階層裡面卻存在著細微且複雜的hierarchy（階級制度）。這種制度世世代代流傳已久，不被允許跨越。但無論如何，勝海舟是「旗本」（可以謁見將軍的幕府家臣）；至於諭吉，只是一介九州小藩（文中的豐前國中津藩）的下級武士罷了，怎能登上咸臨丸，並目睹日本人從未見過的歷史性一刻？《福澤諭吉自傳》是可以解開這個謎團的一級資料。此外，它也是本日本近代以來最好的勵志故事、熱血沸騰的青春物語。
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福澤諭吉在六十四歲的時候，先口述《自傳》的大概內容，然後從翌年七月開始，在《時事新報》上連載。連載中亦引起熱論，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年）六月正式出版後，馬上成為暢銷書。因為初稿是口述的關係，文體較為白話，感覺好像坐在諭吉的面前，津津有味地聆聽著他的一代傳奇，是所有愛看書的人，絕對不能錯過的一本好書！
富實驗精神的頑童
光是讀到他幼少期的軼事，肯定會被吸引。
福澤諭吉出身於豐前國（現在的大分縣）中津藩的下級武士家庭。有一天，因不小心踩到寫著主君名字的紙而遭兄長三之助的嚴厲責罵。那時諭吉的心理反應十分特別。
「在寫著主君名字的紙上用腳踩踏是不好的事，那麼踩在寫著神名字的木牌上又會如何？」他真的就試著踩踩看！結果沒事。接著他竟將神牌拿到廁所再次踩踏看看，結果又沒事。少年越發大膽起來，對神社的神龕中到底放了什麼感到好奇，趁著四下無人，打開一看發現原來是塊石頭。諭吉丟掉原有的石頭，然後將在路旁隨便撿的石頭放進神龕裡。廟會當日，看著善男善女以恭敬的態度膜拜他撿到的石頭大人，諭吉不禁竊笑。
當然，你可以說這只不過是小孩子的惡作劇罷了。但換個角度來看，在無人懷疑神佛存在的時代，諭吉的行為簡直是一個極勇敢的科學實驗。
人生第一個轉捩點──修習蘭學
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二十一歲的諭吉為了學「蘭學」，離開中津赴長崎。這算是他人生的第一個轉捩點。
「蘭學」是指荷蘭文及透過荷蘭文吸收之西洋知識、技術等學問。持續大約三百年的江戶時期，德川幕府一直都堅持鎖國政策。位於九州長崎「出島」（一種人工島）的荷蘭商館是一例外。也可以說長崎是當時僅有的朝向西洋國家之窗，學荷蘭文則是能夠學習西洋文化及文明的唯一手段。
不只是諭吉，我們從勝海舟的身上亦能看到同樣經歷。雖然貴為旗本，但勝家的經濟狀況卻是連過年所需的麻糬都買不起。後來因為他的荷蘭文能力受到幕府高層的注目，於是打破武士等級制度的前例，提拔他為「蠻書翻譯御用」。
階級的不公，使得在長崎學荷蘭文好不容易學到一半的諭吉突然被叫回。中津藩家老（家臣的最高位）之子奧平壹岐同時也在長崎遊學。諭吉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優異，因此壹岐漸漸視他為眼中釘，最後用卑鄙的手段讓諭吉離開了長崎。
諭吉的父親百助也有同樣遭遇。原來百助是位精通四書五經的知識分子，但中津藩派百助到大阪，讓他負責理財方面工作，因此諭吉的出生地為大阪。在武士社會的觀念裡，金錢固然很重要，但同時被視為「骯髒」的東西，因此這種低等業務是由下級武士來負責。
百助在諭吉虛歲三歲時病逝。後來諭吉從母親的口中得知父親曾要自己當和尚一事。雖然百助並沒有告訴妻子理由，但諭吉推測父親之所以要他出家，是因為在僧侶的世界裡，只要有實力，成為最高位的大僧侶也不是不可能。諭吉深深感受到父愛及父親一輩子的委屈，痛哭了一場。「門閥制度是父親的敵人」，這是本書中著名的一句話。
如果諭吉沒有活在日本歷史中數一數二的動蕩年代，可能也會跟他父親一樣一生不得意。他曾形容中津藩「如同一切的東西皆整然有序地放置在箱子裡」。這不是中津藩才有的情況，而是江戶時期「幕藩體制」的構造問題。像鋼鐵般堅固的箱子受到時代的衝擊才開始動搖而出現裂痕，從其間隙裡跳出了和平時被埋沒的人材。諭吉也是，勝海舟亦是。
赴大阪求學的青春時代
安政二年（一八五五年），被迫離開長崎時，已對中津藩徹底失望，再也不想回中津。諭吉去江戶之前，先去了兄長三之助居住的大阪。大阪是諭吉的出生地，尚有人記得他，令他感受到彷彿回到故鄉般的溫暖。三之助也建議：「與其去江戶，不如在大阪學蘭學。」於是諭吉決定留在大阪，拜蘭學學者緒方洪庵為師，並進入洪庵開設的「適塾」繼續讀蘭學。
進入適塾後，諭吉如魚得水。在大阪的日子，無疑是諭吉的青春時代。
諭吉這個人很愛喝酒。但書生的身分當然沒有多餘的錢可以買酒。於是諭吉充分發揮了他惡作劇的本領。諭吉為了酒錢而做的種種軼聞趣事，一定會令讀者心裡感到痛快、拍掌叫好，甚至捧腹大笑。
在適塾嶄露頭角的諭吉，於安政四年（一八五七年）當塾長。諭吉的存在終於受到中津藩高層的注目。翌年秋天，諭吉奉命赴江戶，在鐵砲洲（現在的東京都中央區湊）開設教授蘭學的私塾。這就是「慶應義塾」的前身。
安政六年（一八五九年），有一天諭吉到橫濱，參觀「外國居留地」時，竟發現他無法跟那裡的外國人溝通，連商店的招牌都看不懂。原來國際上通用的主要語言不是荷蘭文而是英文！那時諭吉所感受到的震撼，改變了他的一生。
抄寫辭典，苦學外文
在江戶末期，學習外文的艱苦並非現代人所能想像。例如，勝海舟二十二、三歲開始學荷蘭文的時候，欲購買蘭和辭典全套需要六十兩（大約現在的一百八十五萬日圓）！無法準備如此大筆錢的勝海舟，找到擁有該辭典的醫生，以付給他一年十兩的使用費為條件，成功借書。事實上，勝海舟連十兩的使用費都付不起。於是他花了一年的時間，居然用手抄寫「兩套」蘭和辭典，一套是賣給別人，另一套則是留給自己用。賣給別人的費用，當然拿來當給醫生的使用費。
諭吉也做過同樣的事。有一次，那個家老之子奧平壹岐在諭吉面前炫耀他買的荷蘭築城兵書。雖然諭吉心裡充滿憤怒，但至少表面上很禮貌地拜託壹岐說：「願我能夠有機會翻閱這本書裡面的圖片和目錄，不知您肯不肯借我四、五天？」。壹岐以為只有短短幾日做不了什麼，裝大方借給了諭吉。結果，諭吉偷偷全部抄寫下來，然後若無其事地將書還給壹岐。
對下級武士而言，學外文就是這麼一回事。所以諭吉立志學英文時，需要極大的勇氣及決心。當時能教授英文的人幾乎不存在，諭吉只好自學。為了要理解英文的發音，諭吉甚至到處去找曾經出海遇難，漂流到美國的漁夫來請教。
福澤諭吉之所以能夠登上咸臨丸，正因為他是當時非常難得懂得英文的人才之故。
登上咸臨丸──背後的努力與犧牲
咸臨丸橫渡太平洋，萬延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到達舊金山。受到當地的熱烈款待後，同年五月五日回到浦賀。福澤諭吉與勝海舟，他們在美國到底看了什麼？思考了什麼？
根據勝海舟的回想錄《冰川清話》（一八九八年），幕府高層曾經問勝海舟：「美國到底是什麼樣的國家？」。勝海舟回答道：「在美國，政府也好，民間也好，只要是上面的人，一定比下面的人聰明能幹。這點與日本恰好相反！」。
經過明治維新、德川幕府的瓦解、明治新政府的成立，日本終於成為近代國家。新政府在「四民平等」的口號之下，於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年）宣布「廢藩置縣」，這意謂著封建主義的身分制度的廢除。諭吉後來在《福翁百餘話》（一九○一年）裡回顧此時的感動，寫著「死而無憾」。
「上天不在人上造人，亦不在人下造人」是諭吉的名言，也是明治時期初期的大暢銷書《勸學》（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裡開頭的一句話。在如今活在民主社會的我們眼裡，是理所當然、沒什麼特別的這句話，其背後到底隱藏了多少犧牲、努力、失望及希望？
請讀者看完這本《福澤諭吉自傳》後，靜靜地想一想……。
譯序──福澤諭吉與《福澤諭吉自傳》
文／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 楊永良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日本發行新鈔，將原本舊鈔上的聖德太子等政治人物改為福澤諭吉、新渡戶稻造、夏目漱石三個文化人，代表日本已進入文化大國。其中萬圓大鈔的肖像就是福澤諭吉。至二○○四年十一月再度發行新鈔，木通口一葉（小說家、詩人）與野口英世（細菌學家）分別被選為五千圓與一千圓的肖像，而萬圓大鈔仍是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一八三四 ~ 一九○一年）是活躍於日本江戶時代後期至明治時代的啟蒙大師，二十三歲就創辦了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學堂。他出生於一個貧窮武士的家庭，從小即嶄露其超群絕倫的才華。他極為不滿封建時代的死滯社會，對西方的新學問則充滿好奇與求知慾。
他年幼時學漢學，青年期改學荷蘭學，在閉關自守的德川幕府體制下，荷蘭學是唯一能接觸歐洲文明的管道。而在當時的亞洲諸國中，相較之下，日本是最能虛心地承認西方文化優點的國家（雖然日本也有激烈的排外份子）。一八六○年幕府派遣使節赴美國時，福澤諭吉要求以僕從的身分隨團赴美。翌年，他又參加幕府的赴歐使節團，遊歷法國、英國、荷蘭、德國、俄國、葡萄牙諸國。
明治維新之後，福澤諭吉數次拒絕官位，始終堅持其在野的立場。然而他的思想影響了明治政府的要人並表現在施政上，另一方面，他的門生也有多人擔任官職，參與政治。他的名著《勸學》（共十七篇，一八七二 ~
一八七六年出版）及另一本著作《西洋事情》（一八六六年出版）是明治時代的暢銷書，也成為明治初期的教科書。尤其《勸學》一書共發行七十萬部，第一篇若連同海盜版，大約銷售了二十二萬部，換言之，當時的人口每一百六十人當中就有一人讀過此書。《勸學》一書的中心主題，充分表現在書中的首句：「上天造人一律平等，天下沒有人上人，亦沒有人下人。」福澤諭吉在此書中，一再地大力鼓吹自由平等、自主獨立的精神。
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六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發表著名的「脫亞論」，他呼籲日本人，不要眷顧落後的中國與朝鮮，日本應盡速加進歐美先進國的行列。他的「脫亞論」其實就是「脫亞入歐論」，這種想法至今仍存在於某些日本人的思想當中。身為亞洲人，我們除了對此「脫亞論」感到遺憾外，還應該了解產生這種思想的癥結所在。 從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培里（M. C. Perry, 一七九四 ~
一八五八）挾著船堅砲利向日本叩關以來，經過明治維新，直到太平洋戰爭，日本舉國上下的目標就是想脫離「二流國」而成為世界「一流」大國。這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國」當然不僅是包括文化、科學方面的進步（西化），同時也包括當時「一流國」的擴張主義。如果不了解此隱藏於日本人心靈深處的情結，我們就無法解釋高聲疾呼民主、獨立、平等的福澤諭吉，其晚年竟然會提出「脫亞入歐」論，並且在對外政策上支持明治政府採取強硬的手段。
福澤諭吉雖因「脫亞入歐」論而引起亞洲人的反感，但其實在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福澤諭吉在中國小學生的心目中仍是日本近代化的偉人。一九一四年日德戰爭結束後，守備長官神尾光臣上將於巡視地方途中，走到一間中國鄉下的小學堂。中國教師為了禮遇日本的高官，特別向神尾說可以讓他向小學生問些問題。神尾上將問：「你們認為中國人誰最偉大？」全班回答：「孫逸仙！」神尾接著問：「那麼日本呢？」大部分的小學生都毫不遲疑地回答：「福澤諭吉！」神尾大吃一驚，他的隨扈也瞠目結舌。因為當時（大正初期）日本人在造神運動下，認為明治天皇、乃木希典、山縣有朋、伊藤博文等人才是日本的風雲人物。
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秋天，有一個外國人希望福澤諭吉撰述明治維新前後的親身經歷，福澤諭吉靈機一動，認為倒不如撰述自己從小至大的經歷及成長過程，於是他找來當時著名的速記員矢野由次郎，由他親自口述，矢野記錄，福澤諭吉將這速記原稿再加以修改成自傳的草稿，這就是後來成為日本自傳文學中經典之作的《福澤諭吉自傳》（日文原名《福翁自傳》）。
這口述一個月分四次進行，一次大約四小時（大都在晚上進行），每次原稿整理出來之後，福澤諭吉都親自潤筆校正，然後才進入下一節。口述時，福澤諭吉只拿著年表，憑著他的記憶敘述（後來日本學者發現，福澤諭吉在口述前事先準備了筆記）。福澤諭吉的記憶力甚佳，對於四、五十年前的人物、事實敘述甚詳，而且根據後來學者的考證，自傳的內容大致相當正確。然而由於福澤諭吉口述時，已屆六十四歲（虛歲）高齡，因此難免在時間、人名、地名方面有些記憶錯誤，這些錯誤，譯者皆已參考日本學者的通說加以改正，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本譯文不再一一指出錯誤所在。
《福澤諭吉自傳》起先刊登在《時事新報》，從一八九八年一月開始連載，至翌年二月十六日結束。單行本則於一八九九年六月出版。一九三四年由北星堂出版了英譯本，英美各報章雜誌皆佳評如潮。此英譯本於一九六○年出版新譯本。一九六六年，哥倫比亞大學也出版了英譯本，據云至今銷售仍然不惡。一九七一年，在德人琳玆希勒的主持下，由慶應義塾大學德國文學會的全體教授共同翻譯德文譯本。
我們從《福澤諭吉自傳》一書中，不但可以了解福澤諭吉的生平與心路歷程，更可以從具體的事實中管窺明治維新前後的社會動態，書中詳細地描寫著東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由於福澤諭吉本人的思想影響明治維新既大且深，所以本書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中國的《西潮》。
即使以文學作品來看，本書的敘述手法甚為高明，內容的精采絕不輸暢銷小說，其前半段甚至可以媲美《頑童歷險記》。例如福澤諭吉拿神名牌到廁所踩踏、偽造妓女的信件作弄名漫畫家手塚治蟲的祖父等等，都是幽默風趣的場景。另一方面，在《福澤諭吉自傳》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因讀書而廢寢忘食，以及日本人小組討論的情形，至今日本大學的研究所仍是採用這種小組研讀方式做研究。
福澤諭吉的眾多著作，雖然大多仍發揮其影響力，一再出版。但唯有他的《福澤諭吉自傳》至今仍然歷久彌新，擁有最多的讀者。他在日本近代化的關鍵時期，以一個思想家、教育家的先知角色，以及獨創一格的敘述故事口吻，發揮其獨特的個性來完成這本《福澤諭吉自傳》。在自傳中，福澤諭吉對自己的缺點也頗為坦白，他對儒學的排斥態度讓我們想起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然而，單以他對教育的主張「人應自立自強」而言，《福澤諭吉自傳》一書對於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東亞諸國仍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