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大瘟疫：亡覆帝國盛世的隱形殺手

作者序

 

　　《春秋公羊傳•隱西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西周以降，秦漢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一軌九州、同風天下的「大一統」時期。三戶亡秦，漢承秦制。漢初的統治者在承繼秦朝中央官僚體制的同時，也汲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倚黃老之術御國，假和戎之策攘夷，就此，奠定兩漢四百餘年國祚。

 

　　南宮適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自距今8000年至5000年前後的新石器時代，華夏各氏族陸續以農耕替代漁獵，農耕成為華夏文明主要生產方式和經濟業態。有漢一代，雖不乏張騫鑿空、班超制夷的佳話名垂青史，但在賓服通貢的朝貢貿易格局下，對外貿易的政治意義遠勝於經濟利益，因此在經濟總量中占比尚小。農耕仍是秦帝國、漢帝國主要的經濟業態。

 

　　蘇東坡《策問》有云：「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產業革命以前，人口數量是衡量自然經濟發展水準和經濟規模的重要指標，而人口數量的最大威脅則來自戰爭與瘟疫。秦漢之際，兵革互興。兩漢享國四百餘年，而漢匈戰爭竟歷經一百三十餘載，更兼及秦末戰爭、楚漢之爭、七國之亂、黃巾之禍云云。因戰爭所致黎民流離、人口罹難的記載可謂史不絕書。可相比戰爭，瘟疫之橫行，由疫而成災，疫災對古代社會的破壞力實則更大。自先秦至南北朝，中國瘟疫、疫災爆發的頻次整體呈震盪上升態勢，並以西晉時尤甚，達到古代中國瘟疫流行、疫災破壞之極峰。而秦漢正處於瘟疫、疫災上行的過渡期。由於在大一統的地緣政治格局下長期頻發的內外戰爭和修攘制御的鎮撫外交需求，戰爭動員、軍屯移民、使節朝貢等形式的跨區域、大跨度的人口遷徙成為常態，加之地理氣候的變遷，傳統的、各自封閉的疫源區和宿主動物棲息地相互連接，這時期的瘟疫流行開始從區域內傳播轉向全國性爆發。古代中國全國性的瘟疫大爆發和全國疫災由此發軔。其中，自東漢建安十三年起爆發的全國大瘟疫一直延續至西晉，曹操《蒿里行》所云「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詩句，王粲《七哀詩》所云「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的詩句，所描繪的全都是由疫成災後中原地區餓殍千里、白骨露野的人間慘劇。

 

　　貴族與平民同歸，人間並地獄不二。現代衛生體系建立以前，瘟疫對古代社會各階層造成的破壞往往是無差別的。此時，積極的經濟政策和鐵制農具的普及刺激了社會生產的發展，這使當時的人、特別是新興貴族既坐擁著空前的社會財富，又直面著瘟疫彌漫的死亡威脅。由此，諸多特有的文化現象才顯得「理所當然」，比如秦皇漢武之所以往東海求仙、西域尋藥，皆因舊傳東海仙山和西方昆侖有不死之藥；當求藥不成，轉而煉藥，隨著火法煉丹的貴族風尚傳播，原始的火藥才在「偶然間」問世，西來的琉璃燒造技藝才實現了本土化的流行；當煉藥不成，人之將死，「死為生繼」便是最好的自我安慰，視死如生的葬俗縱貫秦漢，畫家只好用墓室壁畫中持藥戴勝的西王母和搗藥玉兔，來隱喻墓主人生前「藥到病除」的未盡理想。

 

　　貴族生而「不死」，平民死而「不息」：鉅鹿人張角豎「致太平」大旗，開道教異端、中國祕密文化之先河，後人謂之「千古習邪之首惡」，張角能僅以十餘年就召集徒眾數十萬、遍及8州，舉事即致漢室傾覆，皆因符水咒說以療病。漢末三國之際，誕生於大瘟疫期間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李家道等道教異端盛行，甚至佛教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無不以「為病者請禱」、為社會救濟而起家。特別是由太平道引發的黃巾之禍，更是締造了後世在大瘟疫時代如魔咒般的、宗教異端角力封建王朝的宗教性叛亂的「黃巾模式」。可謂瘟疫可弭，流毒不弭。

 

　　理想與信仰無助的崩潰或重建只關乎前者，而直面瘟疫與疫災的痛定思痛又使得華夏文明之於秦漢的瘟疫，和歐洲天主教之於黑死病相比，更早閃現出理性而不止於人性的光輝。誕生於這時期的《黃帝內經》中的「運氣七篇」是中醫哲學系統論的集大成者，而作為「運氣學」的後繼，張仲景《傷寒論》的出現則是東漢末年瘟疫大爆發所直接激發的。中醫運氣學通過「運氣」將地球氣候的週期性變化與人類機體，乃至人類社會的週期性變化相互關聯，既給出了瘟疫流行、爆發的理論依據，也奠定了其在傳統中醫學中尖端理論的學術地位。

 

　　凡此種種，秦漢的瘟疫歷史正如黑死病之於歐洲乃至全世界，它不僅僅是瘟疫的歷史，而是以瘟疫、疫災為背景和誘因的，在政治、文化、科學、藝術、宗教等諸多方面流變的文明史，以上這些也將是本書所要研究的方向，亦即既面向歷史中的瘟疫和疫災，研究造成這些瘟疫、疫災的天然疫源性疾病在當時流行爆發的歷史原因、歷史特點、疫源地和宿主動物；也面向瘟疫中的歷史，研究瘟疫對秦漢及後世的華夏文明造成了怎樣重大且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