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蹤的消防車

・編者的話
・導讀—我們最幸福——關於《失蹤的消防車》  
・斯德哥爾摩大區圖
・失蹤的消防車

 

導讀

我們最幸福——關於《失蹤的消防車》

　　幾年前，拜「世界幸福報告」之賜，北歐曾是台灣人熱烈討論的焦點，「北歐模式」蔚為風潮。我則因為某位朋友遠赴芬蘭的於韋斯屈萊（Jyväskylä）實習，一時間也對北歐產生濃厚興趣。大家都很好奇，為什麼他們這麼幸福？

　　彼時的台灣正因為社會長期面臨低薪和失業問題而展開激辯，人們不再一味追求高成長，而開始注重公平分配。於是仿效北歐的呼聲四起，改革教育、醫療、工時的方案紛紛排上議程，甚至付諸公投。

　　然而當世界進入新冷戰的結構之後，北歐也漸漸淡出公眾的視野，社會又開始出現檢討「北歐模式」的聲音。不過很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這個時候，「馬丁．貝克刑事檔案」再度在台灣出版。

　　現代主義，而非極權主義

　　熟悉馬丁．貝克系列的讀者應該知道，作者除了是罕見的雙人創作組合，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因此文中不乏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照這系列的出版時間（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當時正是主張國家必須背負國民「從搖籃到墳墓」之社會責任的瑞典社民黨長期執政時期（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七六年），也就不難理解作者的創作背景。

　　不熟悉瑞典歷史的話，很可能會單純地認為瑞典屬於極左派的極權主義國家。這就得回過頭，從二次大戰的局勢說起。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德國為了避免瑞典的鐵礦被盟軍阻擋，決定入侵丹麥和挪威，並往法國推進。同時間，英國攻占冰島，蘇聯也併吞了波羅的海三國。蘇德戰爭爆發後，芬蘭也被捲入戰爭。姑且不論私底下與納粹德國和西方的聯繫，瑞典是北歐五國唯一保持中立的國家。

　　未受戰火波及的瑞典，在一九六○年代迅速發展經濟，國家財富急遽增加，結合工會與大公司達成的社會保障與公共健康體系，瑞典逐步走上「高所得、高稅收」的福利國家道路。因此，斯堪的納維亞研究學者Henrik Berggren和Lars Trägårdh認為，要理解瑞典，最好的切入點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盧梭思想。盧梭主張極端平等主義，反對一切依賴的行為。

　　此特點尤其可在馬丁．貝克系列中不斷看到。六、七○年代的瑞典社民黨似乎有個終極目標，那就是切斷公民的傳統束縛：妻子與丈夫、孩子與父母、勞工與老闆、老人與家庭。瑞典政府的理想是，每位公民都是一顆獨立的原子，能在集體中找到個人的位置。

　　這項社會工程與瑞典人喜歡獨處的個性不謀而合。他們多數獨居，離婚率高，單親家庭多，嚮往一切「現代」的事物——反對民族主義，破除蒙昧的習俗，強調經濟與性別平等。普選是現代的，離婚也是現代的，多元和接納移民是現代的，而Henrik Berggren和Lars Trägårdh提出、認為強勢的政府與個人的自由之間並非互斥，國家的干預反而可增強個人自主性的「國家個人主義」（Statist individualism），當然也是現代的。

　　做人的自由

　　有個關於北歐的老笑話：一個瑞典人、丹麥人和挪威人遭遇船難，被困在荒島上。這時，瑞典人撿到一枚神奇的貝殼，能滿足他們每人一個願望。瑞典人和丹麥人許完願、離開荒島後，輪到挪威人。挪威人想了一下才說：「我在這裡太孤單了，你讓他們兩個人回來吧。」

　　當然還有其他笑話，它們的共通性就是挪威人總扮演傻瓜的角色。對瑞典人來說，依賴就是傻瓜的行徑。所以他們不喜歡互相幫助，要求妻子不依賴丈夫，孩子應儘早獨立，老人不該接受贍養。瑞典人也相信，唯有兩人獨立平等，才可能有真正的友情和愛情。

　　這一切都是為了追求「做人的自由」。與追求「做事的自由」的美國人不同，瑞典人的國家個人主義，彷彿在追求近乎冷酷無情的獨立性。為了能各自休假、定期做牙齒保健、自由地決定自己的晚餐，他們寡言靦腆，總是默默接受，寧願走樓梯而不和別人一起坐電梯，甚至連女人在生產的時候也盡量不呻吟。

　　這個信念促使每個瑞典人成為主宰自己生活的人，如此一來，才能實現真正而持久的幸福。免費而且高質量的教育體制，讓他們有極大的自由追求自己想過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成為自己希望成為的人。也因此，瑞典的社會流動比其他國家高得多，對移民的態度也相當正面。

　　然而作為一個文化多元的現代工業社會的典範，瑞典並非毫無缺點。正如同現在面臨人工智慧與機器人所帶來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六、七○年代的瑞典也苦於資本密集工業技術造成的社會問題。二戰期間，勞動力湧入城市，再加上戰後嬰兒潮、歐洲的調整與產業的變革，少年的組織犯罪越加猖狂。

　　後工業社會的犯罪

　　一般而言，後工業社會代表著多數勞動力離開農業或製造業，進入服務業。隨之而來的，則是人才需求的改變。律師、醫師、工程師、科學家等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才，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知識和技術取代資本，居於社會運轉的核心樞紐。反過來說，在教育階段就被排擠的人，將被社會拋棄。

　　這些無處容身的少年多半會加入犯罪的行列，比如偷車、販賣毒品等，在本書中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主要場景之一的馬爾摩，接受了龐大的移民，人口激增之後，造船等工業連帶高速發展，使得馬爾摩成為最工業化的城市之一。當然，也造就了新型態的犯罪。

　　瑞典的統計資料證明，大批勞動力在工業化初期移入城市，是對社會秩序最大的破壞。來到城市的勞工被大量物質與財富頻繁刺激之後，相對被剝奪感油然而生，助長了犯罪的動機。因應新社會需求而誕生的現代化交通工具，使得人們能在國境之間自由流動，跨國組織犯罪在資本主義國家大幅增加。

　　組織犯罪因為所需的犯罪技能不同（比如偷竊、偽造和銷贓），因此多半不是由當地居民所構成。而馬爾摩是瑞典所有城市裡面，「非」斯堪的納維亞人比例最高的，尤其與哥本哈根僅隔松德海峽互望——頻繁的跨國流動，加上失業問題與社會分化，成了跨國組織犯罪的溫床，馬爾摩甚至被視為瑞典的芝加哥。

　　瑞典像太陽，是我們的榜樣

　　丹麥人流傳著一個說法：「哥本哈根的酒鬼都是瑞典來的。」由此可知，瑞典和丹麥的淵源有多深。瑞典帝國崛起之後，丹麥的領土迅速萎縮。一六五八年，羅斯基勒條約簽訂，丹麥將馬爾摩和斯堪尼地區割讓給瑞典。因此更正確地說，馬爾摩是丹麥建立的。

　　兩國的關係始終非常微妙，而且存在一種競爭關係。比如丹麥人在哥本哈根建了市政廳，瑞典人就要在斯德哥爾摩也建一座市政廳，而且必須比哥本哈根的高一米。丹麥人也反過來嘲笑瑞典人，明明連國旗都抄襲他們的，卻要瞎掰出一個「金色十字架橫越青空」的傳說。

　　兩國之間的敵意，也體現在宜家家居一款以丹麥城鎮Viskinge命名的腳踏墊上。此外，瑞典人對丹麥語也很有意見，時常與挪威人一同開丹麥語的玩笑。雖然和瑞典語及挪威語同屬北歐日耳曼語，但丹麥語算是最不合群的一支，無法溝通的時候，就只能以英文彌補不足。關於這點，作者在書中也有著墨。

　　但話說回來，不只是台灣，北歐其他國家對瑞典取得的經濟成功，也懷著景仰之意，雖然他們很勉強才會這麼承認。當其他國家還在努力平衡收支、為了社會福利改革爭執不休的同時，瑞典已經藉由社會投資和堅定推行自由貿易，完成了退休金的改革，減少政府支出占比，並降低企業稅率。毫不意外瑞典人被困在荒島時會許下這樣的願望：「我想回到寬敞又舒適的家裡，那個有富豪汽車、錄放影機和宜家傢俱的房子。」

　　只不過，瑞典人或許也羨慕其他國家的生活。最新的「世界幸福報告」出爐，芬蘭、丹麥、挪威、冰島包辦了前四名，瑞典則是北歐五國「最不幸福」的，只拿了第七名。有一說認為，瑞典社民黨在改良社會體制的同時，也窒息了人民的雄心與活力。包括馬丁．貝克在內，瑞典人有自己的問題要面對。

　　撰文——張渝歌
　　陽明醫學系畢。曾任診所醫師，現為專職作家。出版作品：《只剩一抹光的城市》（2014）、《詭辯》（2015）、《荒聞》（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