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從鄧小平到習近平

增修版序
導 言

第一章     革命的演進

第一部  廣角鏡下的中國
第二章    治理與領導
第三章    決策
第四章    世界

第二部　特寫中國
第五章    夢魘
第六章    軍人與文人
第七章    中國式談判

結論：走在車前燈之前
附錄：在中國進行訪談註釋
 

導言

　　毛主席偉大，在於他帶給中國統一和獨立。鄧小平同志偉大，在於他把中國帶向改革開放；江澤民同志則讓人民過正常生活。從前，我小時候，長輩告誡我，不要犯政治錯誤；現在我可以告訴我家小孩，在學校好好念書，將來可能成為百萬富翁。現在的環境自由、輕鬆多了。現在的人喜歡去看電影《鐵達尼號》，有個婦人看了九次，每次都流淚。享受日常生活，這是新主意。從前，我們必須講為群眾貢獻。但是我們來到世界是要享受短暫的生命。對中國人來講，能過正常生活很重要。文革時我是紅衛兵，我女兒聽了很驚訝，說我過去是土匪。在我家裡，成長期間，每一餐飯開飯前，當著牆上掛著的毛主席照片，我們要背毛語錄。現在回想起來，幹那種蠢事，實在好笑。──某特殊活動的秘書長，二○○三年七月，北京

　　這本書以對中國領導人五百五十八次訪談筆記、田野調查，以及無數的文件做為基礎，把鄧小平一九七七年復出掌權以來中國不同尋常的進程人性化，檢視中國的國內政治、對外關係、天災人禍、文武關係和中國式談判。本書揭露中國領導人感受到的人之挫折、讓他們夜不成眠的夢魘，以及他們面臨挑戰規模之龐大。挑戰的範圍包括從符合日益升高的政治期望和維持經濟繼續增長，到提供人民可以呼吸的空氣和喝瓶裝水，並確保世界了解北京國勢日盛並不是威脅。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處於與一九七七年迥然不同的政治空間。今天，領導人較為弱勢、社會和官僚的分化擴大、社會和利益團體的力量愈來愈大，使得相形落後的政治制度能與改變中的世界愈來愈和諧，乃是最核心的挑戰。

　　中國自一九七七年以來無可倫比的成長和社會變遷，構成一個重大問題。「中國政府將可以在未來控制其本身對內及對外的行為嗎？」如果不行，對中國、對世界的前程都會遇上重大困難。是否能夠繼續維持控制這個問題，部分答案繫於中國過去有什麼樣的領導人？將來會出現什麼樣的領導人？中國領導人傳達給其人民和世界是什麼樣的願景、而它們會是如何改變？這些領導人將如何與他們要治理的愈來愈複雜、愈來愈多元化的社會互動呢？中國的多元主義會愈來愈固定在愈來愈普世化的體制、法律、規章和倫理模範之中嗎？

　　在世界事務中，領導人可以起極大的作用。他們的行為植基在個人與團體經驗、國內經濟／社會／政治勢力、體制結構、國際體系、外來壓力及機運的錯綜複雜、變動不居的組合。由於在解釋國家行為時領導人的因素很重要，我們必須深入探究個別領導人的特定動機、能力和理解去預測其未來行為。一般的理論並不足夠。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內部治理工作其龐大和複雜度是如此盤根錯節，他們將會忙上一段很長的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及未來的領導人，對於是否承擔許多外國人認為天經地義的國際責任，其實是、也仍將會舉棋不定。這些領導人身陷於兩難，一邊是國際地位日益上升、要保護中國在全球日益增長的利益，另一邊是明知他們的國家仍然貧窮、他們掌握的權力仍然薄弱。當中國的公民、企業及其他組織將觸角延伸到全球各角落去之時，北京將發現它愈來愈難控制他們的巨大活動。

　　自從一九七○年代初以來，中國各層級領導人關於治理國家及處理對外關係的思維是如何演化的呢？相較於鄧小平於一九七七年七月重回全國及國際舞台──我把這個時間視為改革時期的開端──之時，中國政治制度有了什麼程度的不同？本書讓中國領導人自己來說明。

　　然而，除了只是人性化中國不同尋常的發展過程之外，本書還有更廣泛的目的──它提出一幅演進的圖象，具體講出改變和持續，並儘可能地揭露在經常備感挫折的中國制度中運作的真實狀況。本書是當前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挑戰選擇性的歷史，以個案研究和個人層面的資料來說明。它以圖表和理論來界定中國已經如何改變，以及未來它對其人民及世界的挑戰是什麼。

　　我在這裡所界定的「領導人」指的是在公共、私人及社會組織部門，對政策及公共討論（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及知識）等不同領域發揮相當影響力的一些人。中國領導人的範圍廣大，不只限於坐在全國權力階層頂峰那幾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最重要的改變之一就是逐漸擴大可以合理地被視為領導人的個人之範圍和多樣性。

　　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領導人如何看待中國的治理及其在全球事務的角色，有持續性、也有劇烈的改變。對於二十一世紀生活起居在中國境內，以及雖住在國外、卻又必須與中國共存的人士而言，了解這些持續性及改變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對於中國公民及外在世界的人士而言，有一個後果相當重要的持續領域，即是在十分多數的中國老百姓心目中仍有一個深鑄於心的觀念，認為國家在資訊管理方面有合法、根本及廣泛的角色；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研究發現，接受調查的中國城市居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認同互聯網應該受到管理或控制，而且將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訪者主張政府應該是管理互聯網的實體。另一方面，過去四十年有一項極大的改變，不僅是菁英、連一般老百姓也是，愈來愈承認及接受全球相互依存的概念。最大的改變是國內社會及政治制度的發展，其特徵是一個較為弱勢、較不凝聚的領導群，一個更多元化的社會和官僚，以及政府、社會及經濟界次於國家的「行動者」（actors），有更多的資源推動他們的利益。如果在缺乏下述三個條件之下，這些趨勢持續下去，不知節制的中國將給自己、鄰國及國際社會招來麻煩。這三個條件是：一、更合法、依規定的管控；二、更透明化及可問責；以及三、更多的倫理拘束。
 
　　＊歷史背景

　　中國在二十世紀發生過三次革命，其中兩次發生在共產黨主政時期；第一次則是一九一一年清朝覆亡，傳統的朝代體系也因之崩頹。經歷一段漫長的過渡時期，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國內、國外動亂交加，促成一九四九年毛澤東的第二次（共產黨）革命，他運用權力的古怪方式又持續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去世為止。最後，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多年又發生第三次革命，雖然是在共產黨治下──在改革開放時期──卻比較漸進、比較不暴力。它的特色出現在鄧小平一九八六年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記者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的一番對話之中。麥克‧華萊士說：「鄧小平的中國和毛澤東的中國不一樣。這兒正在進行新革命，至少看起來你是在試圖推動新革命。」鄧小平回答說：「你說得對。我們也說現在我們所做的，本質上就是革命。以另一個意義說，我們正在進行實驗。對我們來講，這是新鮮的事，我們必須摸索找出路。由於它是新生事務，我們肯定會犯錯。我們的方法就是不時檢討我們的經驗，一發現錯誤，立刻改正，小錯才不會變成大錯。」

　　經過數十年之後，毛澤東時期的極端作法已經遠去、幾乎絕跡，而鄧小平推動的改革其影響愈來愈清晰。雖然某些人懷念毛澤東時期的人為平等和單純，對於毛之後的改革時期某些不受歡迎的結果深感不滿，也痛恨不能發生的某些變革，可是沒人支持所謂的毛主席「秩序」下的核心特色：窮困潦倒、暴力頻仍、社會經濟控制和國家功能喪失。自從一九七七年以來，中國社會已經徹底改變，除非發生接近社會全面瓦解的事，這種國家暴政的先決條件已不復存在。

　　本書記載、說明和評估從毛澤東過世至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及至二○一二年秋天習近平開始掌權這段期間中國革命不斷的演進狀況。革命是一種突然、有系統的改變，涉及捨棄和推翻原本已存在的社會政治秩序。雖然它可以自上發動，也可以從下發動，革命因為群眾全民參預而獲得活力，其特徵是出現新體制和行為模式。布林敦（Crane Brinton）在《革命的解剖》（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中提到，革命經常經過初始的溫和、逐漸的放肆、全民的反應，以及有時候出現新的後續革命的周期──這說明了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進展。
 
　　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崛起掌權，中國進入共產黨革命階段。毛澤東變本加厲，在往後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上時間裡進行一大堆代價高昂的實驗，為我所謂的第二次共產黨革命（鄧小平本人也這麼說）預鋪設舞台。我把這場革命的起始點定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即鄧小平復出、恢復領導要職，並迅速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不過並非完全不受節制。以政治意義而言，鄧小平革命第一個戲劇性證據呈現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訂的政策。這場會議把新時代界定為關心社會主義現代化、把農村生產制度去集中化，不久之後即又宣布美、中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此一大膽動作向外在世界劃出全新的姿勢。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的掌權象徵了治理體制、意識型態、領導特質、體制組織、權力分配、社會經濟基礎發生劇變，同時也得到受治者相當大比例的積極支持（至少在開頭是如此），而鄧小平在將近三十年後的崛起也象徵了同樣巨大的革命轉變。在改革開放新時代裡，許多層面出現戲劇化變化：從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政治教條到可衡量且務實的經濟和治理表現指標；從計劃經濟到相當大程度的市場導向制度；從年邁強硬派、農民和內陸革命家的統治到由年輕、更文雅、沿海、受過教育的及其他不同學術背景的人來統治；從自力更生的經濟到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定調者（pacesetter）；從知識上與外在世界隔離的制度，到愈來愈資訊飽和的社會，大量送人出國留學，同時也在國內大舉擴張教育；以及從極權的政治制度到以維持中國共產黨當家執政此一有限目標的威權制度。總而言之，從中國共產黨時期第一次革命往第二次革命移動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一個積極尋求改造人類行為（與思想）的制度向主要關心維持平靜的政治現狀變化；從界定自給自足和孤立才是成功的制度，轉變為追求擴張中國在全球規模的權力和地位的制度。

　　把鄧小平發起的改革形容為「革命」，還需要附加一個重要的但書。按照鄧小平的設計，中國共產黨保持對權力的壟斷，實質上不允許非共產黨競爭治理體系的高位。然而，隨著時間進展，中國共產黨的組成起了相當大的變化，變成比較能反映它所統治的社會，並且在中國最低層級（村及城市的區級）逐漸出現十分有限度的政治競爭。中國也採取一些有限度的作法試圖在中國共產黨黨內選派官員過程引進有競爭、看成績的設計，例如意向投票（straw poll）、差額選舉（候選人人數大於官職數），以及包含民眾意見的成績報告。甚且，隨著時間進展，政治菁英要爭取政治局常委及委員、中央委員，以及這些高層機構特定位置的競爭，也變得更加公開而明顯；二○一二年秋天中共十八大及次年春天全國人大召開之前的波濤詭譎即是證明。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是個活生生的例證：薄熙來在重慶任職期間「唱紅打黑」，努力爭取躋身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藉民心痛恨貪腐、希望有更安全、以國家為中心的社會安全網，以及對毛澤東時期單純的矇矓懷念，打造民眾支持基礎。二○一二年春天，他的政治地位急轉直下，一部分原因是他太太謀殺外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以及隨後部屬認為他大勢已去、紛紛棄他而去。

　　想要達成新社會與舊政治之間更和諧、可永續及平衡的經濟發展，以及增強法律與司法、管制和稽核體制的奮鬥，會在未來數十年驅動著中國政治。改革、不僅只是政治改革，就像騎腳踏車──不持續向前，就會跌倒。

增修版序

新時代的中國夢

　　這本書英文書名Following the Leader（直譯為「追隨領導人」）意在傳遞四個概念：第一，本書探討的是「偉大的舵手」毛澤東之後的時期，從鄧小平直到習近平上台初期。第二，「追隨領導人」表達一個事實；鄧小平欽定的兩個接班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絕大部分時間都遵循鄧小平訂下的內政和外交政策路線。第三，這個詞語的意思涉及中國政治文化的特色──領導人在中國政治生活居於中心地位。第四點關係到、但又與第三點分隔開。猶如孩童玩追隨領導人的遊戲，我們也值得去觀察，中國社會是否有能力追隨領導人走上建設性的康莊大道、還是沒有建樹的死胡同？

　　本書初版完稿於二○一三年春天，剛好是習近平完成他取得三合一權位──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一度自稱是三軍統帥）──的冗長接班過程。本書初版時，對於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之後的時代會如何發展，唯一能肯定說的只是「習近平會如何演變仍有待觀察」（七十六頁）。鑒於習近平的背景是：他父親習仲勛是鄧小平忠實的支持者，而他本人曾在與西方來往密切的沿海省分擔任領導幹部，他一家人在文革期間顛沛流離，一般人都希望──也有人期許──習近平會繼續奉行他父親和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之內容和精神。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大不相同。回顧二○一八年以來，中國並不再處於改革時期。

　　針對改革時期的治理、領導人物和外交政策，本書從二○一三年的視角，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描繪了四個劇本，聲稱「這些劇本都有可能發生」（八十七頁）。第一個劇本是政治倒退，增強專制治理和政治經濟的退化。第二個劇本是中國出現改革型的領袖，很快地把中國帶向自由主義或是威權專制──後者的機會比較大。未來可能的第三條路徑是持續一九七七年以來逐步增進的改革過程，將中國的治理逐步訂為法律，根據規範行為，對愈來愈多有力量的社會力量有回應，讓市場日益成為大家渴望的資源分配者，並且與二戰後國際體系的全球體制和慣例日益融合。最後一個危險的可能性是，鑒於社會日益多元化，中國的中心──任何中心──都堅守不住，從而在國內外「導致愈來愈無從控制的中國」（八十七頁）。回顧這些假設性的劇本，至少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會出問題的可能性竟然以三比一的比例超過了建設性的可能性。

　　在初版出版五年之後，也就是我撰寫這篇新序文的當下，我們愈來愈清楚看到發展已經出發了、並繼續向前邁進的方向。習近平在第一任期間，並沒有抓住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權力整合的機會，循著後毛澤東時期三位前任領導人所畫的軌跡進一步推進改革。習近平和他的同僚反而加強了列寧主義的內部治理方法和強悍的外交政策行為。習近平和他的助手們彷彿為了證實這些事態的發展，將這一時期稱為「新時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這個新時代，習近平不是鄧式改革的管家和推動者──這是別人的願景。他是「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設計師。事實證明，《從鄧小平到習近平》講述的改革時代在書出版後不久就沒落了。因此，這本書提供了基準，可用來衡量習近平偏離先前趨勢的程度，以及了解為何及如何會發生這種情況。習近平的崛起提醒我們，正如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領導人浪潮所證明的那樣，領導人非常重要。

　　現在我們至少可以說出本書初版問世時無法預言的兩件事。第一、本書涵蓋了幾乎整個改革時期，從鄧小平於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躍居首要地位，到習近平於二○一二年底和二○一三年初通過黨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接掌大權、逐步鞏固權位。習近平在贏得第二任期的過程中進一步鞏固他的強人統治，如果他有意、可以繼續任職──廢止任期限制已經成為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原本逐漸發展的遵循規範治理的制度遭受打擊的指標。

　　改革時期的主要特徵包括，市場和非國有部門逐步穩定擴大；中國共產黨沒有搶著站上前台亮相；加強管理領導人權位競爭和繼任的規範；政治菁英內部採行共識式的決策；權力和資源日益分散、民間社會更加突出；以及通常會盡量避免與他人發生衝突的外交政策。誠然，在改革時期，這些趨勢發生過重大的中斷，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但是歷史的弧線通常都朝著這些方向彎曲。改革已經放慢腳步，習近平上台之前又後退了幾步，也是事實。在胡錦濤領導下，改革的速度大大放慢，反映出一個事實：江澤民時代推出太多改革，需要時間消化；經過過去幾十年的進展，中國公民開始感受到國力強大，同時也出現新的利益團體抵制進一步變革。儘管如此，習近平在其第一任、以及現在的第二任任期中，已將中國從上述的改革議程更往前推進。

　　第二、我們現在可以說，全球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反映出中國在國外的行動，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行為，全球大國關係的轉變，世界各地專業知識的普遍貶值，以及日益嚴峻的跨國挑戰，譬如氣候變遷和移民的問題。國際環境發生幾個明顯變化，包括：（1）美國在二○○八至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後，其經濟和信譽遭受巨大的打擊。這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快速踏向全球舞台的中央創造出意想不到的機會。（2）川普政府更進一步替中國打開更多的機會之窗，他使華府疏離了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歷史性支持基礎，無論這些支持是盟友、多邊機構和安排，還是國際自由貿易體系本身。（3）北京充分利用它二○○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國內的經濟改革，強化它的全球經濟地位。正如我在《中國國力的三張面孔：力量、金錢和思想》（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Might, Money, and Minds）中所預言的那樣，中國已在全球各地部署它不斷增長的經濟力量。（4）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全球各地興起，使得習近平推動的威權主義看起來沒那麼突兀。（5）電子計算能力、人工智慧和監視技術的興起，使得北京得以建設社會控制的基礎設施，這是連毛澤東也無法想像得到的發展。（6）北京愈來愈擔心與台灣統一的前景會日益倒退，使習近平得出結論：如果要遏制台北步向自主，就需要向台北施加更多的壓力。之前，中共緩和對台政策有助於一九七○年代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北京對台政策趨向強硬和美國的抗阻，可能預示著衝突即將會加劇。

　　在川普政府接棒之前，歐巴馬政府就已經開始改變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向，於二○一一年底宣布將「重返亞洲」。可以預想得到，這也進一步激化了中國在國內和國外政策的負面衝動，中國新任國家主席需要證明他是中國利益、主權主張和全球地位的強大有力之捍衛者。中國的反應（以及北京發動的機會主義舉動，譬如在南中國海的各種舉措）激起西方、尤其是華府的挑戰和對抗衝動。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於二○一七年十二月發布）對於北京（和莫斯科）對美國本土和全球利益構成的威脅，做出廣義的界定，聲稱：「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力量、影響力和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與繁榮。他們決心使經濟變得更不自由、更不公平，並且發展其軍事力量，控制資訊和數據以壓制其社會、及擴大其影響力。」

　　本書的核心主題是，中國的改革時期除了融入全球經濟之外，還經歷了三項重大的內部變革。首先是出現不再專擅一切的領導人，他們具有互動的性格，相對而言，性格上傾向尋求共識。第二個宏觀趨勢是社會日益多元化、城市化和複雜化，政治體制轉向一種更具利益團體形式的政治。第三，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平衡正在逐漸轉移，為公民社會和個人提供了更多機會可以表達其利益和願望。中產階級已經（並且也仍在）迅速增長。只要這些似乎還是中國的主要趨勢（從鄧小平到胡錦濤時期大體上都是如此），那麼外部勢力就可以耐心地與中國交往，讓它有空間，以它獨特又互補的方式去發展。

　　(未完，請見《美國夢：從鄧小平到習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