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血的預感
胡淑雯
「人就像淺灘上的魚，口裡不斷吐出膠質，來黏補分離的親人，有時膠質稀薄了，再也黏不上了。」父親說。
父親成了數學教員是光復以後的事。歷史教了兩年以後，因為國語實在太差，經常詞不達意，或則心中的一番話無法如意吐出來感到焦慮而痛恨自己，於是改教起代數和三角來，一身的熱情漸漸被架空的幾何圖形和方程式的符號緊緊鎖住。他戴上了冷峻蕭瑟的表情。起先以為那是一個面具，母親說，可到後來脫下來後面的臉也是一樣的嚴冷。人要變成另一個人是多麼容易的啊……
郭松棻〈驚婚〉，二○一二《讓過去成為此刻》第一卷收錄的，並非郭松棻這部未完成的遺作，而是解嚴前，於一九八四年發表的〈月印〉。一九八四，喬治歐威爾的發明，一個飽含象徵意義，時而意義超載，於是不斷更新靈魂的數字。在一九八四之前的一九八一，臺灣發生了「陳文成命案」，再前一年的二二八紀念日，「林宅血案」。將近四十年過去了，懸案依舊是懸案，亡者的血早已乾了，謀殺依舊是「無解釋」的謀殺。人人都無從得知內情，但人人都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這就是白色恐怖。在一九五○年代大殺大捕的高峰期，槍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至今依舊是一個模糊不定，彷彿有數，卻無法蓋棺論定的謎題。我們只知道，被槍決者，至少有一○六一人，在獄中死亡者，大概是五十四名。至於戒嚴時期的政治犯總數，國防部在二○○五年呈給總統府的一萬六一三二人，可能是比較接近，然而保守的數字，但其中只有九千多人有刑度，另外六千多人簽結或不起訴，這還不包括那些「未經審判程序」，被送往「反共先鋒營」進行思想與勞動改造的，數百名海軍受害者。注１
威權政體帶來的傷害，遠大於它所欲防止的危險。為了「反攻」，「反共」，為了一場即將發生但始終沒有發生的戰爭，人民首當其衝，成為國家的戰犯。本書裡收錄的五篇作品，為我們寄存了二戰之後，國民黨政府來臺接收至五○年代，白色恐怖高峰期，傷殘與抵抗的精神面貌。
〈月印〉銘記的是「罪」，一個少女由初戀的至貞至純，走向告密與背叛的罪。不同於陳映真筆下俊朗的革命少女，〈月印〉中的少女文惠，是一個被革命事業排除，孤寂而心生黑暗的少妻。陳映真的少女千惠，其形象，封存於當年「那截曲曲彎彎的山路上」，終究失敗卻不忘初衷，呼喚著「請硬朗地戰鬥去罷」。而郭松棻的少女文惠，其形象，則失落在「她逐漸感到，生活或許本來就是這樣寂寞的」心事裡。付出的青春無法兌換成世俗的幸褔，她也曾經想要趕上大家，趕上她的摯愛，趕上那吸納了丈夫身心的新人物，新思想，與新時代，「把病中那段空白的日子補回來」，但猜疑的心讓她不由自主提早做了行動，她告發了丈夫的祕密，本以為可以把生活要回來，卻無法預料，這小小的個體行動，引致了一連串的死亡。在那危險的關頭，被歷史選中的人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在那大逮捕剛要啟動的歷史時刻，革命的參與者與旁觀者，還來不及覺察國家暴力的殘酷，就硬生生撞上了它。直到九○年代，各種口述歷史出土以後，身為後人的我們，在受難者的陳述中恍然驚覺，怎麼，被特務帶走的許多人竟然以為，自己「去一趟問話就會回來」。
〈月印〉中另有一個女性角色，楊大姐，是一位從事地下工作的外省女性。她總是穿著旗袍。那一身旗袍，標誌了革命女性動盪中依舊雅致的女性魅力，她高尚的人品，也召喚著文惠學習「漢民族」的認同，是文惠曾經嚮往，繼而嫉妒的女性形象。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則帶領我們回到戰後接收的歷史時空，以「學穿旗袍」這樣的「光復姿態」，描寫了臺灣人對新政權的困惑。這篇小說，在緊接著二二八事件後的一九四八年，以日語發表，在當時造成極大的轟動，身為讀者的我們，可以在這份中文的譯本中，讀到日語句法輾轉新鮮的趣味。這是一個外省籍特工，改換了名字與身分，來臺從事接收工作，搜刮圖利的故事。也是一個本省女性心向「祖國」，努力學習國語，婚嫁於外省官僚的風采與氣勢，進而瞭解「劫收」之內情，於日常中緩緩頓悟的過程。借女主角玉蘭的話說，那是一種獲得國家，獲得婚姻之後，發覺「所得者並非所求」的徬徨。小說在批判省籍情結的同時，試圖理解並超越省籍情結，為臺灣社會至今未解的政治矛盾，提供了第一手的觀察。
接續著〈波茨坦科長〉的心理與物質寫真，迎來了葉石濤的四個短篇，取自《臺灣男子簡阿淘》這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這是政治犯書寫的白色恐怖小說。在鐵窗中度過一千多個日子的小說家，以素描般輕快的質地，描繪了獄中的生活，一幕接著一幕，簡直目不暇給：囚禁的歲月中，一方可以得到日照的角落（可以免除皮膚病）。觀看女犯從牢房前走過，所得的撫慰與快樂。「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傳說。「鹿窟案」爆發的一夕之間，單一囚室湧入的三十幾個新囚，那一張張農民與礦工的，文盲的臉。發霉的美援奶粉，也算是一種新奇的食物。獄中種種，葉石濤寫來輕盈幽默，那是一種歷劫歸來，倖存者獨有的豁達。除了出獄後謀生的艱辛，他還為我們記錄了一間，偽藏於妓女戶的特務訊問所。最後，在〈邂逅〉這則短篇中，他偶遇了過去的戀人，「他向來連她的手也沒摸過」，然而他記得，「他曾經傷過她的心」。幾年後重遇的女人，已然成為一個「老公被槍決，大哥被抓的『不吉祥』的女人」，即將再嫁某個喪偶的男子，當兩個孩子的後媽。而小說是這樣走入尾聲的，「在她堅毅的告別裡，藏著挽救不了的脆弱與某些躊躇。」是的，就算心有渴望，他們不可能再回到從前了。
而那些逃出去的人呢？他們逃到了香港。
一九五五年，邱永漢以日語發表了〈香港〉這部中篇，並獲得同年的「直木賞」。這本小說在臺灣的視野中一度閃現，又消失，如今，這部作品在長期的沉默之後，重新呼吸，並且加入了此刻，當前，全世界目光爍爍凝視且深情關注的，香港的抵抗運動。以虛構逼近真實，豐富了此時此刻，「由當下所充盈的時間之中」（借用班雅明的句子）。為了保有原作剛出爐的光澤與氣息，也為了讓讀者跟隨角色的命運，一路陪著他們走到最後，親臨政治的創傷與生命的頹敗與韌性，我們決定遵從藝術的「任性」，全文收錄。這可是一九五○初期的，逃犯的香港啊。然而，這並不是一部關於「成功」的小說，它關心的是挫敗。挫敗是現實所能給予的，無可迴避的真實。這說明了自由的艱困。自由從來都不是飛翔般天馬行空的「天賦」，自由的艱困，展現在生存的艱困之中，而生存的痛苦，體現在尊嚴的失敗裡。優秀的小說無意成為革命文宣，那不是藝術的責任。流亡者之精神潰敗，本身，就是「野蠻與欺騙的實錄」。
至於那留下來的人呢？他們「戴上冷峻蕭瑟的表情」，如郭松棻筆下的父親，再也無法黏補分離的親人。女人則無名無姓無面孔，流落在市井間，在李渝的〈夜琴〉中永恆地勞動著，也許在麵店擦桌子，問你，「要不要來盤小菜？」也或許，在某個公寓打掃，在附近的教堂裡打雜。你只當她是個沒讀過什麼書的婦人，無從發現她的身世：「父親沒有再回來，丈夫又是不見了的。」此後僅剩餘生。女人在宗教的寬慰中，「第一次明白了安定感是什麼。」在下工後的課禱中，學習，「不離棄自己的終向，不失落超性的生命，不隱瞞自己的存在，不背棄自己的過去。」這是一篇不容易解讀的小說，角色通過意識滲流至字句的回憶，有的像夢，有的像幻，男人回來過嗎？怎麼好像又不在她身邊？創傷記憶本就帶著如此曖昧的「不穩定感」。這篇小說發表於一九八六年，下一年，臺灣解嚴了。然而直到今天，許多人依舊並不知道，小說家告訴我們的事，「黑暗的水源路，從底端吹來水的涼意。聽說在十多年以前，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
注１：參見《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卷一清理威權遺緒，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著（新北市：衛城出版，二○一年），第一二四頁。另，根據周婉窈所著的《轉型正義之路》（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二○一九），一九八八年時任法務部檢察官陳守煌，曾在立法院答詢時指出，戒嚴時期的政治案件高達兩萬九千多件，魏廷朝據此預估受難人數約達十四萬。但這個數字至今無法證實。
月印 郭松棻
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一至三十日首次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