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此時此刻．來自香港的message
在香港做媒體出版，都曾經為寫的東西、編的東西而自我審查過。原因是這裡的自由空間愈來愈收緊，上星期可以刊出的東西，今天不可以了，你強行出版 ／刊出，可以說是「後果自負」。
台港兩地不止文化文字相似，正因為極權政府關係，我們都有「自我審查」的經驗，到底刪到多少才可以？還是整本書不出版算了？這些兩難常常在內心交戰。有台灣朋友曾經說，香港現在很像台灣戒嚴時期，惟《美麗島後的禁書》告訴我，香港與台灣戒嚴時期的距離，無論在時間、涉及範疇和影響之廣，香港還差很遠。
這數個月以來，香港人已極速成長，除了是抗爭手法、協調溝通的方式，或心理調整，因為我們在對抗世上最邪惡的政權（還要有錢），被打被捕坐牢離我們不遠，近在咫尺，我們必須快速回應和應變，包括可能面對以年計算的抗爭，《美麗島後的禁書》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
Cup媒體執行總編輯／陶培康
推薦序
從禁書看戰後台灣民主運動
台灣戰後史簡單而言，就是一部民主運動史。戰後第一波民主運動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被鎮壓、死傷慘烈；歷經十數年休養後醞釀復甦，1960年第二度集結組成反對黨，又遭逮捕而瓦解。1970年代戰後新生代已然成長，更加無畏無懼地展開黨外民主運動，這次遭受黨國第二代領導人蔣經國的無情重擊，1979年底發動大逮捕企圖扼殺民主生機。所幸美麗島事件中的犧牲，終能喚醒民眾，第三波民主運動愈挫愈勇，1986年戰後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成立，而能成功推開民主大門。
黨外民主運動之所以能成功，主要的兩大武器，一是選舉，一是宣傳。戰後為爭取恢復美援，國民黨政府在美國壓力下允諾讓二二八事件以來強烈不滿的台灣人獲得參政機會，1950年開始舉辦地方自治選舉。四年一次的地方選舉雖然弊端不斷，卻是威權體制下反對運動得以累積實力、衝破藩籬的重要缺口，1972年開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更讓運動熱度上升。但在無選舉活動的平時如何教育民眾、維繫熱情？黨外人士尋得了持續宣傳的方法，1975年第一本黨外雜誌《台灣政論》出刊，或是將選舉政論、問政成果編輯成專書，例如1973年張俊宏出版《放眼看選舉》、1975年康寧祥的《問政三年》、1977許信良的《風雨之聲－省議會四年的回顧》、《當仁不讓》、張俊宏的《我的沉思與奮鬥－兩千個煎熬的日子》等等。但是，在威權統治當局眼中，這些黨外雜誌書籍顯然是「思想毒素」，是警備總部積極查禁的目標。在此情況下，這些記載著台灣民主化過程的重要文字，經常無法被完整保存。
事實上，戒嚴時期警備總部查禁書刊的範圍極廣，僅僅依據〈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在「為匪宣傳」、「詆毀國家元首」、「違背反共國策」、「混淆視聽」、「影響民心士氣」、「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等罪名之下，思想文化相關的書籍幾乎無所不禁，黨外書刊是其中之一。所幸，黨國統治的凜冽時代，仍然無法密不透風地進行全面控制，民眾還是可以透過熟識的書報社老闆偷偷購得雜誌與禁書，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廖為民先生從小就在雲林鄉下父母開設書店長大，見識過警察查禁書刊。成人後任職台中書報社，也曾創辦克寧出版社、一橋出版社，長期投入文化出版事業。尤其在1980年代擔任「台中書報社」業務經理期間，他與台中、彰化、南投等縣市四百多個書店與書報攤合作販賣黨外雜誌，可說是大台中地區民眾接觸黨外雜誌、書籍的最主要通路。他深知警備總部文化小組的查禁作業，擔心日後台灣人再也看不到被查禁的黨外書刊，於是很有心地巧妙應對，甚至以一己之力盡可能購買，長期下來，竟然奇蹟似地保存了1975到1989年15年間絕大部分的黨外書刊，成為蒐集黨外雜誌和禁書最齊全的人。
近年來廖為民先生陸續出版《我的黨外青春》、《台灣禁書的故事》，前者回憶台灣的桎梏年代，後者介紹了1966年到1979年的25本禁書。這本《美麗島後的禁書》是他的第三部作品，主要在介紹1980至1983年的27本禁書。作為一位民間作家，廖先生持續吐哺、努力不懈，無疑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事。
黨外雜誌與書刊是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史料，戒嚴時期的禁書是研究黨國體制下文化思想控制的珍貴素材。廖為民先生以一己之力，為台灣人保存了重要史料，並將之介紹於大眾，令人衷心敬佩。是為序。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翠蓮
推薦序
速寫時代的飛翔者
廖為民先生以一名親歷者、觀察者、見證者的視角，這些年，透過嚴謹的考證、生動的筆墨，描繪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歷史紋理，刻畫那個時代台灣人躍動的靈魂舞姿。
2015年的《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2017年的《台灣禁書的故事》，以及作為續篇的本書，剛好是時代的兩個不同側面；一面是激昂的青春進行曲，一面是持續壓制的黑暗魔手。唯有結合這兩個側面，才能呈現時代光影交織的立體圖像，才能真正閱讀到，那些行動者是如何從黑暗中點燃光亮，自主飛翔。
1970、80年代，是台灣從威權體制中奮力掙脫的關鍵二十年，而廖為民先生的兩本禁書故事，時間橫跨1966年到1983年，與這關鍵的二十年高度疊合。表面上，這兩本書是寫國家如何查禁出版品、查禁哪些出版品，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他寫出這些作者做為自主言論的行動者，在關鍵時刻，如何記錄、參與，甚至推動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青春時刻。從這個角度來看，廖為民筆下，其實是一部部青春進行曲。
1970年代的台灣，在歷經漫長的禁錮之後，逐漸進入騷動的青春期，冬蟄過後，爆破的聲音到處迸發。1970年代終了，那年所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更是猛力敲擊台灣住民長期被馴化的靈魂。
人民猛醒，時序進入1980年代，破冰前夕，四方鳴動，這是一個行動主義高昂的時刻，人們相信，只要願意挺身而出，思考、言說、行動，就可能創造一個陽光清朗的未來。
然而，從統治者的視角來看，這種暢旺的民氣卻猶如百鬼夜行，萬蟲亂竄，長期習於控制的威權統治者，不許一絲光亮綻透，強化控制。那個時代，光影反差，一面是微光爆破，一面是黑暗擴大打擊面，這本書就是速寫這樣的時代圖景。
一般人所習知的白色恐怖，以1950年代為核心，確實，這是政治案件密度最高、槍斃人數最多的時代，然而，1970、80年代的「恐怖」，並不是彰顯在案件數量上，而是體現在國家操控體制的強化。從當時大學校園監控體制來看，就可以觀察到，統治者已然嗅聞到時代風雲激湧的生猛氣味，因此布建更綿密的情報網絡，加強控制。
1970年代初期，統籌校園政治偵防的「春風會報」成立，結合教育行政部門、情治單位、國民黨系統，下轄各校的「校園安定小組」，負責第一線情搜與動員，定期在「春風會報」中彙報。監控策略是「層層布建，室室有人」，重點院系的師生、社團幹部、宿舍、職員，都有布建人員，全國八十餘所大專院校的動態，都在「春風會報」中被掌握，標舉以「沒有匪諜、台獨、陰謀活動，沒有政治暗流，沒有學潮醞釀」為目標。
也就是說，只有黨國意識形態，只能有黨國意識形態，除了黨國意識形態蓋章認證之外，其餘都是必須掃除的「陰謀」與「暗流」。校園偵防的布建人數驚人，如1975年至少3,900人，1983年，更擴充到5,041人。
1983年，已經是解嚴前四年，黨國體制感知到民氣翻湧，不是順應民意鬆綁，而是加緊束縛，勒緊喉嚨。正如廖為民先生所掌握的，1980年9月24日到1983年1月12日，短短兩年半不到，幾百種書報雜誌被查禁。事實上，從1949年5月28日，〈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制定之後，對出版品的管制，從未鬆綁，而且，查禁出版品的相關規定不僅止於此，出版法、社會教育法、刑法二三五條……等等，都有相關規定，疊床架屋，相互為用，密織成網。
1970年，修訂的新辦法〈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頒布，由警備總部執行，絕大多數的查禁作業是依據這個辦法的第三條第五、六、七、八款，理由是「違背反共國策」、「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內容猥褻有悖公序良俗或煽動他人犯罪」。
觀察廖為民先生書中所記錄的查禁書籍，內容多樣，有當時活躍的政治人物所寫的政論書籍，如林義雄、姚嘉文等人以郭雨新為主角的《虎落平陽》、許信良的《風雨之聲》、林正杰的《寧為黨外》、康寧祥的《一個小市民與老長官的政治對話》等，有長期關切台灣民主發展的政治、歷史、文化評論家的作品，如筍孫
(何光明)的《民主的國土》、李筱峰的《叛徒的告白》、李敖的《千秋．冤獄．黨》等等。查禁理由大多依據前述條款，「內容偏激、顛倒是非、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等，寫得都十分空洞。作者的思想精粹，就如此被幾句固定的制式評論，宣判為有錯、有害、有毒，被嚴密囚禁，不能傳播，即使已經開始發行，當局也會貫徹意志，在全國各處執行查扣行動。
書中所列舉的，也有前政治受害者的著作，如謝聰敏的《談景美軍事看守所》，又如王燈岸的傳記文學《磺溪一老人》。《磺溪一老人》的傳主石錫勳，日治時期是彰化地區文化協會的主力戰將，戰後積極挺身而出，亟欲以「參與」來改革政治，終而被羅織罪名，指他涉及「劉佳欽、顏尹謨等彰化事件」，判刑7年，成了政治犯。這些涉及政治受害者的作品，也都被以「內容淆亂視聽、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為由查禁。
政治受難者，雖然已經出獄了，卻仍然被關閉嘴巴，斬斷羽翼，禁止飛翔，甚至連他的存在，都再度被抹消。
有一些幾乎無關現實政治的出版品，也成為查禁國策下的犧牲品。如金庸1950年代在香港出版的《射鵰英雄傳》，1957年9月在台灣首次出版，不到三個月就被台灣省保安司令部 (警備總部前身)
以「為共匪宣傳之圖畫文字」為由查禁。1959年12月31日，更啟動「暴雨專案」，查禁武俠小說四百多種，金庸作品中，包含《射鵰英雄傳》在內的六部小說都被查禁，1980年5月，《射鵰英雄傳》在台灣由遠景出版社重新出版，一出版就又遭查禁。
《射鵰英雄傳》這部以宋元時期為背景的武俠小說，究竟為何是「為共匪宣傳之圖畫文字」呢？當局這種「超譯」的文本解讀法，令人費解。
更有甚者，廖為民先生寫到1982年出版的《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被查禁一事。1981年7月2日，返台探親的陳文成被警總以「約談」為由，從羅斯福路住處帶走，隔天上午，陳屍在台大研究生圖書館後方的草坪。
淡藍色襯衫、淺灰色西褲、白色皮鞋，成為陳文成此生的最後身影。他何時死亡？死因為何？是否有從警總離開？即使歷經四度刑事司法體系偵辦及兩次監察院調查，這些問題，至今仍然懸置在歷史迷霧中。
1982年7月2日，陳文成事件週年，《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出版，內容是家人的懷念、故人的追憶、陳文成的著作、美國國會聽證的證詞、命案相關報導與評論等等。然而，陳文成命案未破，紀念專集卻被查扣，依據也是第三條第六、七款，說是「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
國家該負責任的調查，懸置成為疑案，卻汲汲營營查扣紀念陳文成的出版品。即使已經死亡，仍然禁止飛翔。
然而，在那個年代，眾多的陳文成們，即使失去生命，即使被斬斷翅膀，也仍然堅持飛翔。因此，廖為民先生所描繪的，既是一則則關於「禁止飛翔」的黑暗故事，更是一幅幅時代飛翔者振翅飛翔的陽光敘事。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楊翠
自序
我們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時，不能認為解除報禁和黨禁是蔣經國晚年大發慈悲的結果，而必須看到幾代台灣黨外運動先驅的流血犧牲。－余 杰《卑賤的中國人》
本書敘述的黨外禁書由1980年9月24日，以隆徹字第4100號一口氣查禁林義雄、姚嘉文的《虎落平陽》及張俊宏的《我的沉思與奮鬥》等五本書談起，到1983年1月12日查禁曹聚仁的《魯迅評傳》為止，一共二十七本禁書。當然，這只是擇其重要者而已，當時查禁的書報雜誌至少有數百種。比較有趣的是，林、姚、張三人的五本，再加上陳婉真的《勇者不懼》和許信良的《風雨之聲》、《當仁不讓》共八本，都是1977及1978年的舊作，筆者手上擁有《虎落平陽》初版、二版及三版（出版日期分別是1977年的8月、9月及10月），所以其查禁目的只是向人民展示它的威權和自爽而已。
李敖在《李敖風流自傳》中有〈葉聖康〉一節（613至614頁）中說：
五十生日前後，為支持鄭南榕發起的抗議國民黨運動，我捐了十萬元。我給的是郁慕明付的一張支票，我還開玩笑說：「就算是國民黨郁慕明老弟捐的吧！」
這張支票是郁慕明說我吃了四季出版公司葉聖康而被我告誹謗後「和解」的產品之一，……葉聖康是令人懷念的出版工作者，可惜時運不濟，公司垮了。……
葉聖康是四季出版公司發行人，李敖復出後曾出版《李敖文存》一•二集及《李敖全集》（精裝六大冊，後增至八大冊），再以「四季文存」專門出版「政論性書籍」，而被查禁的有《叛徒的告白》（李筱峰）、《政治笑話集》（鄭牧心編）及《等》（曾心儀）三種，再加上李敖的「千秋評論叢書」第一期《千秋•冤獄•黨》和《七十年代論戰柏楊》等，短短一年半即被查禁五本書。筆者當時任職台中書報社，和葉先生認識的三年間，蒙受他的指導，受益良多，祝福遠在異國的他及家人平安喜樂。
金庸除了《射鵰英雄傳》查禁之外，筆者在取締武俠小說的「暴雨專案」中，又找到《雪山飛狐》、《神鵰俠侶》、《飛狐外傳》、《書劍恩仇錄》及《碧血劍》等五種亦遭查禁。
陳文成教授是旅美數學專家，因為幫忙《美麗島》雜誌社募款，返國探親而為警備總部約談，不料人未送回，其後卻陳屍台大校園，身體傷痕累累，因而在美國引爆國民黨暗派「職業學生」（即爪耙子）在台灣留學生團體中製造是非與黑名單等問題，美國國會為此兩度召開聽證會，蔣家政權頗受國際指責。《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是在美同鄉於他冤死一週年祭時推出的紀念專書；國內則同步由深耕雜誌社助編輯推出《陳文成博士紀念專集》，兩書除了「家人的懷念」篇稍有重覆外，美國版以美國方面的反應為主要內容，國內版則以台灣方面的新聞與回應為主，合在一起閱讀更見全貌；然而蔣家政權不止殺人，還查禁並查扣美國版的《陳文成教授紀念專集》，更可惡的是縱容各地文化工作執行小組連合法出版的《陳文成博士紀念專集》也照樣大搖大擺的查禁及查扣，實在是無法無天！
小英總統執政二年半，在年金改革與轉型正義等議題上的努力，引發一群在國民黨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的不滿，而在2018年11月24日的地方選舉與公投中慘敗；其外部原因是中共指揮紅色媒體偽造訊息與以民粹主義掀起「韓流」的造神運動；而內部原因則是疏忽宣傳政績與體察民意走向。小英辭民進黨主席，賴清德辭行政院長來表示為敗選負責。民進黨主席經黨員選舉由卓榮泰當選，行政院長由老將蘇貞昌擔綱，旋即展開改革工作。
進入2019年，國民黨內有意角逐2020總統大位的人選王金平、朱立倫紛紛投入，而甫當選高雄市長的韓國瑜在「韓粉」簇擁下亦躍躍欲試，連全台首富郭台銘也在媽祖託夢下加入戰局。最後由韓國瑜勝出，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柯萊爾欲拒還迎卻因民調始終殿後，而不斷口出酸言酸語，令人頗為不齒。
香港人在六月發起「反送中條例」，自甘為兒皇帝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面對二百多萬港人身著黑衣走上街頭抗議的壓力，只宣告「送中條例」壽終正寢，卻死不宣告「撤回」，引起香港人權陣線發動「週日」遊行，7月21日的遊行包圍港府的太上皇「中聯辦」，港人丟擲雞蛋及油漆汙損中國國徽。中共及港府當晚唆使黑道在元朗地鐵站內，對身著白衣的民眾實施無差別攻擊，港人報警，警署雖近，卻姍姍來遲。這只顯示，專擅獨裁暴力的中共已經圖窮匕見，不能如六四天安門事件般地關門打人，遂只能丟人現眼式在世人眼前以黑道來恐嚇港人。鄧小平在「一國兩制」答應「香港五十年不變」的諾言，已經破滅。
寫作期間受友人的鼓舞，承蒙陳翠蓮及楊翠教授的賜序與指教，及國家人權博物館贊助出版經費。更感謝廖志峰、郭永芳、陳彥斌、余岳叔、邱振瑞、林家成、林憲正、李明峻、曹欽榮、康文雄、邱萬興、鄭清華、曾文邦、黃裕順、蘇宏甫、何郡、魏文進、廖學志、趙元才、曾明財、麥可兄嫂等先進的愛護。同時感謝前衛出版社林文欽社長及君亭、清鴻、佩穎、張笠、婉清、武煌、君翰等同仁的相助。
2020年的總統大選，將是台灣人在中國蠻橫欺凌及國民黨賣台壓力下，自我決定台灣未來是法治或人治的關鍵。台灣往何處去？是繼續今日的民主與自由？還是淪落成香港人時時活在恐懼之中？
醒醒吧！我敬愛的台灣同胞！
廖為民於三角湧2019年7月大暑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