慍怒

第一部：恥辱
一九四五年 不速之客
一九五二年 名氣乃庸俗之物
一九五九年 懺悔的封印
一九六六年 爬蟲動物館
一九七三年 壓抑內心的惡魔

第二部：流亡
一九八○年 進入密室
一九八七年 病患七四一號

第三部：平和
一九九四年 父與子
二○○一年 幻痛
二○○八年 銀髮網路族

後記
二○一五年 遠航之船


 

後記

　　二○一五年五月，愛爾蘭舉行同性戀婚姻平權公投時，新聞報導中出現一位在投票所老淚縱橫的老先生。當記者問他，為什麼投下那一票時會如此感傷呢？老先生對著鏡頭說，「因為這對我來說已經太遲了，但是對於大家來說卻不算太晚。」

　　二十四小時過後，愛爾蘭這個天主教的堡壘，充滿了道德偽君子與性壓抑的國家，躍身成為第一個經由全民公投而非國會投票完成婚姻平權的國家。大衛諾利斯（David Norris）這位七十多歲的參議員——同時也身兼學者、人道主義與同志平權主義者被問到自己會不會率先成為新法的受惠者時，「對我來說有點遲了。我花了這麼多時間把船推下水，」他說，「但是自己卻沒有跳上船。如今船已經離港在海上運行，不過看著心情也好。」

　　我過去二十年都在寫小說，但是從來不曾、將來也沒有辦法寫出這麼美的句子。

　　《慍怒》是我第十本寫給成人的小說，也是第二本以愛爾蘭為背景的小說，同時是第一本討論家鄉同志生活為題材的小說，我經常回想過去，將經歷融入題材之中，我始終覺得自己在青少年時期之前的內心衝突感始終揮之不去。

　　讓我來好好說個清楚好了——麥克彭斯（Mike Pences）以及那些相信「轉性治療」（Conversion therapy）的人，還有批評年輕女孩在街口手舞足蹈的人——天主教愛奧那學院（Iona Institute） 那些自詡為道德領袖與某些毒舌專欄作家們，現在的愛爾蘭早已不是德瓦拉政府的愛爾蘭了。我打從同性戀這個字出現之前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戀了，我暗戀《我要高飛》（Fame）裡的丹尼阿瑪圖洛（Danny Amatullo）時才八、九歲而已；我十四歲時瘋狂迷戀挪威樂團阿哈（A-Ha）的主唱摩頓哈爾克特（Morten Harket），還因為無法面對內心那種炙熱的情感而組織一個反挪威的團體——成員只有我一個人。至於我與傑森唐納文（Jason Donovan）——既然話都說出口了，好吧——傑森，如果你碰巧在讀這本書，我真的可以，時間、地點隨便你。

　　當然了，同性戀過去在愛爾蘭不僅會被嫌棄，而且還是非法的。當年我還是男孩的時候，也像其他男孩一樣有著對性的衝動，只是他們的對象是女孩子就沒事，我卻會因此坐牢（雖然如果是女生主動也是犯法的，愛爾蘭在道德邏輯上始終有轉不太過來）。

　　幾年前在西科克文藝節與好朋友保羅莫瑞（Paul Murray）一起上臺，當時在討論我的作品《孤獨的故事》（A History of Loneliness），內容是關於愛爾蘭天主教會虐待兒童的事情，而他討論的作品是《印記與空間》（The Mark and the Void），內容是關於他對愛爾蘭銀行的解析——這兩個機構都是荼毒我這個世代與下個世代愛爾蘭人的機制。我後來在面對觀眾問答時說出了驚人的一段話——正因為我第一次的性經驗對象是位階比我大的成年男子，我也曾經懷疑過自己是不是因為這樣才轉變成同性戀的；第一次的性經驗會不會是決定一生性向的關鍵？會不會就此定義了人生接下來要走的道路呢？現在當然知道不是這麼一回事，不過我從青少年時期到二十多歲時都為此感到困惑，《孤獨的故事》便是我放下過去而寫就的一部作品。我要是早十年寫這本書，內容只會是在怨天尤人。

　　同樣地，若是早十年著手寫《慍怒》，肯定會更加在意讀者看待我的眼光。《穿條紋衣的男孩》在二○○六年到二○○八年年間相當受到喜愛，那時我很討厭記者追問我的私生活——不是因為我想隱瞞同性戀的身分，而是我不覺得這個議題跟那本書有關，我也不想要混淆討論的重點。即便到了現在，我常常看見報章雜誌或網路上對我的描述總不忘了加上「公開同性戀者」的字眼，好像坦承必須受到讚揚一樣，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多納爾萊恩（Donal Ryan）、席西利雅阿亨恩（Cecelia Ahern）或凱文貝瑞（Kevin Barry）的介紹上多了「公開異性戀」這樣的字眼，他們明明都在與異性戀發生關係（如果這是一段簡訊，我結尾會加上一個笑臉）。

　　撇開哀傷的事情不說，我滿意外在過去幾個月向親朋好友提到《慍怒》時總是以「喜劇小說」來描述，這是我過去不曾涉獵的小說類型，而我不得不承認這樣說是有些驕傲了，畢竟外界從來不認為我是幽默風趣的人。我在參加朗讀會時經常這麼說——我的作品經常以孤單老人或孩子為主角，而無論老少，最後就是死路一條。我不是那麼殘酷的人，只是寫著寫著似乎就會走到那樣的結局。一開始打算寫《慍怒》時也是秉持同樣想法——我的靈感是以一位年長的愛爾蘭同性戀為主角，而他一生因為無法表達性向而挫折連連，透過他的雙眼讓讀者們認識愛爾蘭從七○年代至今的改變。當然，他最後還是孤獨地走向死亡，不過我很意外最後結局並不是這樣。當我開始下筆之後，我發現故事的主人翁——西羅爾艾佛瑞是心地善良又可親的人，只是人生衰事不斷，一切都是因為他沒有勇氣坦然面對自己。或是說，那個世界——愛爾蘭讓他沒有機會誠實面對自己，然而我又不想要讓他一輩子過得不快樂。我希望他成為贏家，我想讓他像是《幸運兒吉姆》（Lucky Jim）那樣，希望西羅爾可以像是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吉姆狄克森那樣——他盡力了，但是請原諒我只能這樣說最貼切——他就是不停地搞砸。

　　這麼多年來我都刻意避免在書中提到私事——我寫過殘暴的愛德華年代，十八世紀的水手，還有戰後環境成長的孩子。然而，作者也會改變的。就我來說，作者累積一定程度的經驗與自信並在出版幾本著作而獲得自由之後，加上一直與年齡相仿的作家不熟，漸漸地，我的國家這樣的環境，讓我開始遠離全然「杜撰」的故事情節並在故事之中添加了青少年時期的個人經驗與故事。

　　儘管《慍怒》中的西羅爾比我早了將近二十五年出生，而他在成長過程中面對自身性向時的態度也比我更加焦慮，但是他經歷過的許多事，必須在此承認，都與我的青少年時期有所呼應。我來自一個同志自我認同相當彆扭的年代，至今仍是，即便心裡明白沒有必要。我雖然是土生土長的都柏林人，但是只去過一次喬治酒吧。我有幸四處旅遊，但是在陌生的城市裡從不曾想過要去同志酒吧。我人生中有許多戀愛經驗都與西羅爾的經驗呼應著，想到就不禁覺得感傷。我在九○年代後的幾年住在倫敦並擔任水石書店的行銷經理，我在巴特西（Battersea）的公寓離克拉珀姆交匯站（Clapham Common）不遠。我在西元兩千年之後搬回都柏林，歸功於網路興起，聊天室「想要見面嗎？（Looking for a meet？）」的標語不折不扣說的就是性。漆黑環境中的身影充滿著性渴望，完事之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生死不相往來。就像西羅爾一樣，各自回家，欲望消解後後各自入眠。雖然故事中西羅爾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東窗事發後，尼爾遜紀念碑在他眼前崩塌的情節安排。想想也沒有什麼不對，畢竟是個不羈之夜。

　　然而，我的人生也在某個時間點開始出現轉變了。二○○○年，出版第一本小說《時間的賊》（The Thief of Time）的前一週，生命中第一個正式的男朋友出現了。他來參加我的新書發表會——那是我打從青少年時期就夢寐以求的活動，但是我可以為了他直接離開會場，我一開始瘋狂迷戀他。我們斷斷續續在一起好幾年，但是這樣的初戀太糟糕了！猶記得某個星期六早晨，我站在他路克街（Luke Street）公寓的遠處等他，因為我們那天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慕林格爾（Mullingar）找他的前男友——那個年紀大又難相處的傢伙。我看見一個男人在他家門口跟他道別，似乎是在那過夜的一夜情對象。我什麼也沒有說，因為我愛他，因為我害怕他暴戾的脾氣，內心希望他會慢慢改變。事到如今，那道疤痕沒有完全癒合。

　　然而，那位男友是所謂「公開」出櫃的人，第二位就不是了。奉勸各位——如果你還是個初出茅廬的同性戀，那就不要跟極度恐懼同性戀標籤的人約會。這種人只有在黃湯下肚之後可以放開自己享受性愛，但是酒醒之後就一概當作沒發生。戀情曝光之後，「騙人的！」他大吼著，而那些恐同的共同朋友們就會覺得我有幻想症，畢竟嘲諷一個同性戀男子要比揭穿一個說謊的人簡單多了。「至少他假裝自己是異性戀啊，」當時一個共同朋友這樣對我說，我覺得這句話好可怕，現在則是覺得好可悲——可見當時身為同性戀是多麼丟臉的事。愛情的懲罰竟是如此嚴厲，而那些選擇違背良心擁抱「正常」的人反而值得讚許。

　　然而，對於同性戀男人來說，失戀不是最痛苦的事。痛苦的是愛上不該愛的人，愛上那個不可能回頭愛你的人。這樣的感情相當煎熬。我二十二歲那年因為暗戀一個朋友而被狠狠修理了一頓。他在一陣怒氣之中羞辱了我整個下午，他對待我的方式好像我撕爛了他兒時的泰迪熊並拿去餵狗一樣。儘管有過比較好的經驗，那個朋友在酒吧抱了我一下並告訴我，我一定可以走出來的，不會影響我們之間的友情。他說得沒錯，我走出來了，我們依舊是朋友。後來又碰上一個想要成名的傢伙，濫用我對他的感情作為斂財求名的工具，甚至在背後毀謗我。直到他汲汲營營的出版合約到手之後，我們就分手了，因為他不需要我了。

　　如上所述，我的感情生活不是太順遂，我想很多四十多歲的同性戀也有相同感覺。我們的世代有點不上不下，上一代不可能出櫃，下一代則是在青少年時期就可以站在屋頂上放聲宣告出櫃。有個朋友說他十一歲的兒子班上最近有個同學出櫃了，太不可思議了！今天早上我經過雪梨大橋時聽見一個大概十四歲的男孩對朋友說，「他整天叫我臭玻璃，但是他明明是因為我不喜歡他才這麼生氣。」二○一六年我在倫敦過暑假，幾乎每天都會在海德堡公園的九曲湖散步。某天下午我看見一對年約十六歲的青少年手牽手在那裡散步，完全無視他人眼光，心中不禁嫉妒他們享有的自由。我到底是怎麼了？或許那就是我真實的感受。

　　走筆的同時，我正在經歷人生的低潮。我人正在雪梨，我喜愛這個國家，這麼多年來也已經拜訪十次了——為了世界上最善良體貼的那個男人。只是，不知道為什麼，這段感情在二○一六年年走到了盡頭，於是我陷入了低潮。一段情自然有高低起伏，只是我以為彼此可以攜手到老，結果卻是兩敗俱傷。當然，兩情相悅才能成就一段感情，而毀掉一段感情也不是單方面的事，因此我難辭其咎。只是失戀是痛苦的，我沒有更美的詮釋方式。

　　總之，這就是我的作品——《慍怒》。或許西羅爾艾佛瑞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是我，不是我，也可能是過去的我。對感情的渴望並想要與某人共度一生並不是同性戀或異性戀的命題，而是人性。誰不會為了英俊的外表或善良的內心而傾心呢？除了繼續期望對的人會出現的那一天，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聖誕節將至，我正坐在雪梨最老的酒吧「戰事倖存者」（Fortune of War）中書寫這些字句。點唱機傳來什麼音樂呢？是阿哈樂團的《擁抱我》（Take On Me）——我沒在瞎說。說真的，這世界本身就夠荒謬了，誰會想看喜劇小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