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無法脫離群眾獨立,中國傳統思想更是蘊藏於廣大群眾的行為、往古相沿之歷史傳統及社會習俗之中。
本書以「道理」、「性命」、「德行」、「氣運」四題及補文一篇,共五個部分,拈出目前社會習用的幾許觀念與名詞,由此上溯全部中國思想史,並由淺入深的闡述此諸觀念、諸名詞的內在涵義,及其相互會通之點,藉以描繪出中國傳統思想的大輪廓。凡此,均足供讀者作更深入的引申思索。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錢穆(1895~1990年)
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年十八即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而至大學。先後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等校任教。1949年,赴港創辦新亞書院。曾先後獲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1967年,來臺定居,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並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1986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
賓四先生治學,大抵以史學為核心,廣涉諸經諸子之學,從而擴及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諸多領域;其中又以理學最為深刻,自云「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其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畢生心力鑽研中國古典文獻,即使晚年苦於眼疾,仍著作不輟,冀以喚醒中華民族文化之靈魂,儼然為晚清以來,力抗西方文化洪流之中流砥柱。所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秦漢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朱子新學案》等八十餘種,俱享譽中外學術界。
錢穆(1895~1990年)
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年十八即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而至大學。先後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等校任教。1949年,赴港創辦新亞書院。曾先後獲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1967年,來臺定居,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並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1986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
賓四先生治學,大抵以史學為核心,廣涉諸經諸子之學,從而擴及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諸多領域;其中又以理學最為深刻,自云「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其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畢生心力鑽研中國古典文獻,即使晚年苦於眼疾,仍著作不輟,冀以喚醒中華民族文化之靈魂,儼然為晚清以來,力抗西方文化洪流之中流砥柱。所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秦漢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朱子新學案》等八十餘種,俱享譽中外學術界。
序
自序
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尤其是所謂時代思想,或某學派的思想等,其為多數人的共同思想,更屬顯然。凡屬大思想出現,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數人思想而形成,又必散播到大多數人心中去,成為大多數人的思想,而始完成其使命。此少數之思想家,正所謂先知先覺,先得眾心之所同然。然後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以彼少數思想家之心靈,發掘出多數心靈之內蘊,使其顯豁呈露,而闢出一多數心靈之新境界。某一時代思想或學派思想,其影響力最大者,即其吸收多數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為多數人思想者愈廣,因此遂成其為大思想。
若思想脫離了大眾,僅憑一二人戞戞獨造,縱或深思密慮,窮搜冥索,或於書本文字上闡述陳說,或於語言辯論上別創新解,或就個人會悟提出獨見,或從偏僻感觸引申孤詣,只要是脫離了群眾,既非從大多數人心裏出發,又不能透進大多數人心裏安頓,此等思想,則僅是少數人賣弄聰明,炫耀智慧,雖未嘗不苦思力探,標新懸奇,獲得少數聰明智慧、喜賣弄、愛炫耀者之學步效顰,但其與大多數人心靈,則渺無交涉。則此等思想,仍必歸宿到書本上,言語上,流行於個別偏僻處,在思想史上決掀不起大波瀾,決闢不出新天地。
余居常喜誦《中庸》,尤愛玩誦其如下所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竊謂惟德性乃大眾之所同,人人具此性,人人涵此德,問者即當問之此,學者亦當學於此。只有在大眾德性之共同處,始有大學問。只有學問到人人德性之愈普遍處,始是愈廣大。老子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亦只有在愈廣大處,纔見得愈精微。若所見粗疏,則據於一隅,不能盡廣大之量。不能盡廣大之量,則彼此之間不能無異同。於是則敵論競起,互相角立,僅足以相爭,而不足以相勝。大則如吳晉爭霸,小則如滕薛爭長。各有所見,亦各有所蔽,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其病在於不能致廣大。若求致廣大,則必盡精微。惟有精微之極,始是廣大之由。誠使大多數人心靈同歸一致,盡以為是,此必無多言說,無多疑辨,無多創論,無多孤見。當知能如此說,雖若粗疏,而實盡精微之能事。凡求於言說中樹孤見,於疑辨中闢新論,貌若精微,而實則粗疏。
南宋陸復齋所謂「留心傳注飜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即對此等離開廣大心靈,拘泥文字言說,而刻意求精微者施針砭。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乃始為高明。此高明乃得學問之極於精微來,而此學問之所以極於精微,則從體悟到廣大德性之玄同中來。故真高明者,必轉近於廣大之德性,更易為廣大心靈所瞭解,所接受,而後此高明之思想,遂易領導群眾於實踐,故曰「極高明而道中庸」。人人能知,人人能行,此始為中庸之道,此乃本於廣大德性內在之所同趨,所以得成其為高明之極。而此則必其人之學問,到達於極精微處,而始可得之。決非弄聰明,炫智慧,好為孤明獨見者所能。
然則學問即學於此群眾,問於此群眾,而群眾所同,則遠有承襲,自古已然。故必溫於故而可以知新,非離於古而始可以開新。不離於群眾,斯不離於往古,此之謂敦厚。敦厚故不炫孤知而崇於禮,禮即大群之習俗公行,自往古一脈相傳而積襲以至於今。雖有變,而不失其常。雖有歧,而不失其通。惟此乃廣大心靈之所同喻而共悅,亦廣大德性之所同趨而共安。〈易大傳〉則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禮以卑為用,所謂卑之毋甚高論,使為易行。若論高則與世俗相違,人人驚竦,認為高論。然論高而難行。難行則與眾何涉。與眾無涉則決非敦厚之道。若使人騖於知而不相敦厚,則風薄而世衰。社會大眾共受其苦,然則又何貴而有此大知識,有此大思想?故天之崇,非以其隔絕於萬物,乃以其包涵有萬物。聖知之崇,亦非以其隔絕群眾,乃以其即學問於群眾,以其包涵有群眾之廣大德性而又得其共同之精微。故《中庸》之崇禮,乃崇於群眾,崇於習俗,崇於往行,乃以高明而崇於卑暗者。
群眾乃指夫婦之愚,若不知有所謂思想,不知有所謂理論,不知有所謂疑辨,不知有所謂發明。然群眾雖卑,飲食男女,蹈常襲故,而共成其俗,共定於禮。禮由群眾來,由群眾之蹈常襲故來,由群眾之德性之所好所安來。聖知特達,不當忽視於此。聖知特達,則必尊於德性,致其廣大,以此為學問,於此獲精微,乃以躋於高明,而終不違於中庸,此之謂溫故,此之謂崇禮。故得日新其知,而終以成其敦厚。故曰:「舜其大知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又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雖有大知,而群眾亦可以前知。此所謂前知,乃前於聖人之知而即己知。群眾非真有知,特群眾有誠,其誠出於天,本於性,故聖人出於群眾中,此即自誠而明,屬天道。聖人尊群之德性,致極於群之廣大,而學問焉,而造於精微,成於高明。高明之極,而仍不離於中庸,仍不違於夫婦之愚。而聖人之知,則可以通天心,達天德,而還以成其天,此之謂由明誠,屬人道。大哉此道,此則所謂中庸之道。
惟其中國傳統,特重此中庸之道,故中國傳統思想,亦為一種中庸思想。此種思想,則必尊德性,致極於人性之廣大共通面,溫故而崇禮。明儒王陽明所倡「知行合一」之學,殆為真得中國傳統思想之精義。此亦可謂之中庸之學。中庸之學,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極其所至,既知天,又知人。聰明睿知,而又寬裕溫柔。何以故?道不離人,亦學不離人。
竊嘗本此意,研尋中國傳統思想,知其必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考諸三王則治史。徵諸庶民,則潛求博求之社會之禮俗,群眾之風習。本諸身,則躬行體驗,切問近思。乃知中國傳統思想,不當專從書本文字語言辯論求,乃當於行為中求。中國傳統思想乃包藏孕蘊於行為中,包藏孕蘊於廣大群眾之行為中,包藏孕蘊於往古相沿之歷史傳統,社會習俗之陳陳相因中。此行為而成為廣大群眾之行為,而成為歷史社會悠久因襲之行為,則惟以其本於天性,通於天德,故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故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聖人固非生而知之,乃好古敏求以得之。聖人無常師,三人行,則必有吾師。大群眾之中庸,即聖人之師。大群眾之思想,即成為聖人之思想。惟大群眾不自知,而聖人則學問於大群眾而知之。亦惟此乃成為大知識,亦惟此乃成為大思想。
去暑在臺北,曾作為系統講演凡四次,初名「中國思想裏的幾個普泛論題」。原意在拈出目前中國社會人人習用普遍流行的幾許觀念與名詞,由此上溯全部中國思想史。由淺入深,即憑眾所共知共喻,闡述此諸觀念諸名詞之內在涵義,及其流變沿革,並及其相互會通之點,而藉以描述出中國傳統思想一大輪廓。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誠使一時代,一學派之思想,果能確然有其所樹立,犁然有當於當時之人心,沛然流行而莫之能禦,則雖其人與言而既往矣,而其精神意氣之精微,殆必有深入於後世之人心,長留於天壤間,而終不可以昧滅者。以人事冗雜,越秋至於冬杪,始獲少閒暇。乃就當時講演錄音,重加整理,粗有潤色,易以今名為《中國思想通俗講話》,集成一冊,先刊以問世。
然我不知,我此書所講,其果能有所窺於人群德性之大同之深在者有幾,其果能有所當於廣大人群之所共喻而共悅者又有幾。其自所學問之途轍,果能由以達於精微之境,而稍可以冀於高明之萬一者又有幾。此皆我個人學力所限,不敢自知。然我終不敢違越於往古聖人敦厚崇禮之教,終不敢鄙蔑於往古聖人所示溫故學問之功,雖曰未逮,亦我私志日常之所勉。
此四次講演之所及,則仍限於抽象理論之闡發。至於具體落實,更就歷史社會種種實象,作更進一層之發揮與證明,以求盡竭乎吾胸中所欲說,則當俟生活有閒,精力有賸,別舉論題,繼此闡釋,續撰第二第三編,以足成吾意。故此冊則暫名第一編,先以呈請於當世通人君子之教正。
舊曆甲午歲盡前兩日錢穆自序於九龍嘉林邊道新亞研究所
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尤其是所謂時代思想,或某學派的思想等,其為多數人的共同思想,更屬顯然。凡屬大思想出現,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數人思想而形成,又必散播到大多數人心中去,成為大多數人的思想,而始完成其使命。此少數之思想家,正所謂先知先覺,先得眾心之所同然。然後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以彼少數思想家之心靈,發掘出多數心靈之內蘊,使其顯豁呈露,而闢出一多數心靈之新境界。某一時代思想或學派思想,其影響力最大者,即其吸收多數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為多數人思想者愈廣,因此遂成其為大思想。
若思想脫離了大眾,僅憑一二人戞戞獨造,縱或深思密慮,窮搜冥索,或於書本文字上闡述陳說,或於語言辯論上別創新解,或就個人會悟提出獨見,或從偏僻感觸引申孤詣,只要是脫離了群眾,既非從大多數人心裏出發,又不能透進大多數人心裏安頓,此等思想,則僅是少數人賣弄聰明,炫耀智慧,雖未嘗不苦思力探,標新懸奇,獲得少數聰明智慧、喜賣弄、愛炫耀者之學步效顰,但其與大多數人心靈,則渺無交涉。則此等思想,仍必歸宿到書本上,言語上,流行於個別偏僻處,在思想史上決掀不起大波瀾,決闢不出新天地。
余居常喜誦《中庸》,尤愛玩誦其如下所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竊謂惟德性乃大眾之所同,人人具此性,人人涵此德,問者即當問之此,學者亦當學於此。只有在大眾德性之共同處,始有大學問。只有學問到人人德性之愈普遍處,始是愈廣大。老子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亦只有在愈廣大處,纔見得愈精微。若所見粗疏,則據於一隅,不能盡廣大之量。不能盡廣大之量,則彼此之間不能無異同。於是則敵論競起,互相角立,僅足以相爭,而不足以相勝。大則如吳晉爭霸,小則如滕薛爭長。各有所見,亦各有所蔽,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其病在於不能致廣大。若求致廣大,則必盡精微。惟有精微之極,始是廣大之由。誠使大多數人心靈同歸一致,盡以為是,此必無多言說,無多疑辨,無多創論,無多孤見。當知能如此說,雖若粗疏,而實盡精微之能事。凡求於言說中樹孤見,於疑辨中闢新論,貌若精微,而實則粗疏。
南宋陸復齋所謂「留心傳注飜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即對此等離開廣大心靈,拘泥文字言說,而刻意求精微者施針砭。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乃始為高明。此高明乃得學問之極於精微來,而此學問之所以極於精微,則從體悟到廣大德性之玄同中來。故真高明者,必轉近於廣大之德性,更易為廣大心靈所瞭解,所接受,而後此高明之思想,遂易領導群眾於實踐,故曰「極高明而道中庸」。人人能知,人人能行,此始為中庸之道,此乃本於廣大德性內在之所同趨,所以得成其為高明之極。而此則必其人之學問,到達於極精微處,而始可得之。決非弄聰明,炫智慧,好為孤明獨見者所能。
然則學問即學於此群眾,問於此群眾,而群眾所同,則遠有承襲,自古已然。故必溫於故而可以知新,非離於古而始可以開新。不離於群眾,斯不離於往古,此之謂敦厚。敦厚故不炫孤知而崇於禮,禮即大群之習俗公行,自往古一脈相傳而積襲以至於今。雖有變,而不失其常。雖有歧,而不失其通。惟此乃廣大心靈之所同喻而共悅,亦廣大德性之所同趨而共安。〈易大傳〉則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禮以卑為用,所謂卑之毋甚高論,使為易行。若論高則與世俗相違,人人驚竦,認為高論。然論高而難行。難行則與眾何涉。與眾無涉則決非敦厚之道。若使人騖於知而不相敦厚,則風薄而世衰。社會大眾共受其苦,然則又何貴而有此大知識,有此大思想?故天之崇,非以其隔絕於萬物,乃以其包涵有萬物。聖知之崇,亦非以其隔絕群眾,乃以其即學問於群眾,以其包涵有群眾之廣大德性而又得其共同之精微。故《中庸》之崇禮,乃崇於群眾,崇於習俗,崇於往行,乃以高明而崇於卑暗者。
群眾乃指夫婦之愚,若不知有所謂思想,不知有所謂理論,不知有所謂疑辨,不知有所謂發明。然群眾雖卑,飲食男女,蹈常襲故,而共成其俗,共定於禮。禮由群眾來,由群眾之蹈常襲故來,由群眾之德性之所好所安來。聖知特達,不當忽視於此。聖知特達,則必尊於德性,致其廣大,以此為學問,於此獲精微,乃以躋於高明,而終不違於中庸,此之謂溫故,此之謂崇禮。故得日新其知,而終以成其敦厚。故曰:「舜其大知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又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雖有大知,而群眾亦可以前知。此所謂前知,乃前於聖人之知而即己知。群眾非真有知,特群眾有誠,其誠出於天,本於性,故聖人出於群眾中,此即自誠而明,屬天道。聖人尊群之德性,致極於群之廣大,而學問焉,而造於精微,成於高明。高明之極,而仍不離於中庸,仍不違於夫婦之愚。而聖人之知,則可以通天心,達天德,而還以成其天,此之謂由明誠,屬人道。大哉此道,此則所謂中庸之道。
惟其中國傳統,特重此中庸之道,故中國傳統思想,亦為一種中庸思想。此種思想,則必尊德性,致極於人性之廣大共通面,溫故而崇禮。明儒王陽明所倡「知行合一」之學,殆為真得中國傳統思想之精義。此亦可謂之中庸之學。中庸之學,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極其所至,既知天,又知人。聰明睿知,而又寬裕溫柔。何以故?道不離人,亦學不離人。
竊嘗本此意,研尋中國傳統思想,知其必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考諸三王則治史。徵諸庶民,則潛求博求之社會之禮俗,群眾之風習。本諸身,則躬行體驗,切問近思。乃知中國傳統思想,不當專從書本文字語言辯論求,乃當於行為中求。中國傳統思想乃包藏孕蘊於行為中,包藏孕蘊於廣大群眾之行為中,包藏孕蘊於往古相沿之歷史傳統,社會習俗之陳陳相因中。此行為而成為廣大群眾之行為,而成為歷史社會悠久因襲之行為,則惟以其本於天性,通於天德,故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故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聖人固非生而知之,乃好古敏求以得之。聖人無常師,三人行,則必有吾師。大群眾之中庸,即聖人之師。大群眾之思想,即成為聖人之思想。惟大群眾不自知,而聖人則學問於大群眾而知之。亦惟此乃成為大知識,亦惟此乃成為大思想。
去暑在臺北,曾作為系統講演凡四次,初名「中國思想裏的幾個普泛論題」。原意在拈出目前中國社會人人習用普遍流行的幾許觀念與名詞,由此上溯全部中國思想史。由淺入深,即憑眾所共知共喻,闡述此諸觀念諸名詞之內在涵義,及其流變沿革,並及其相互會通之點,而藉以描述出中國傳統思想一大輪廓。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誠使一時代,一學派之思想,果能確然有其所樹立,犁然有當於當時之人心,沛然流行而莫之能禦,則雖其人與言而既往矣,而其精神意氣之精微,殆必有深入於後世之人心,長留於天壤間,而終不可以昧滅者。以人事冗雜,越秋至於冬杪,始獲少閒暇。乃就當時講演錄音,重加整理,粗有潤色,易以今名為《中國思想通俗講話》,集成一冊,先刊以問世。
然我不知,我此書所講,其果能有所窺於人群德性之大同之深在者有幾,其果能有所當於廣大人群之所共喻而共悅者又有幾。其自所學問之途轍,果能由以達於精微之境,而稍可以冀於高明之萬一者又有幾。此皆我個人學力所限,不敢自知。然我終不敢違越於往古聖人敦厚崇禮之教,終不敢鄙蔑於往古聖人所示溫故學問之功,雖曰未逮,亦我私志日常之所勉。
此四次講演之所及,則仍限於抽象理論之闡發。至於具體落實,更就歷史社會種種實象,作更進一層之發揮與證明,以求盡竭乎吾胸中所欲說,則當俟生活有閒,精力有賸,別舉論題,繼此闡釋,續撰第二第三編,以足成吾意。故此冊則暫名第一編,先以呈請於當世通人君子之教正。
舊曆甲午歲盡前兩日錢穆自序於九龍嘉林邊道新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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