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走千里

導讀│中國版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文／余杰
 
作者自序
主要登場人物
 
塹壕生活
斥候
駭人的挖地瓜之旅
日本的戀人
慰勞隊
夥伴爭執
受詛咒的中隊
肉搏戰
逃亡？還是投降？
連長回歸
李芙蓉
狼
某日的夢
陣地中的情書
給愛慕之人
卑鄙小人
雨夜中的喜宴
預知夢
少年兵之死
餓狼集結
令人憎恨的戰爭
 
推薦│隱藏在「戰爭」後的眾生相 文／羅皓星
 

序

中國版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文／余杰

一本被盟軍查禁的「淞滬戰役實錄」

　　《敗走千里》是一本奇書，一本禁書，一本好書，一本顛覆之書，一本幽暗之書，一本真相之書。它的作者是中國人，卻以日文寫作；它不能在中國出版，卻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日本成為超級暢銷書；而當日本戰敗後，它又被美軍佔領當局查禁，可謂命運多舛。直到八十多年後，它的中文版才在華人世界惟一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鄭南榕語）」的臺灣出版——在抗日戰爭已成為遙遠的歷史今天，這本親身參與抗戰的基層士兵的回憶錄，仍然有可能在中國、臺灣、日本和美國引發爭議與波瀾。

　　《敗走千里》的作者陳登元，出生於中國南方一個富裕的綢布商家庭，十四嵗即赴日本留學，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才回國。陳登元的日文老師是名作家新井，新井為群馬縣人，戰前因發表《憤怒的高村軍曹》、《礦工之夢》等作品而成為日本「反軍文學」代表人物，又因為有炮兵軍工廠以及兩年軍隊生活經驗，其作品被稱為「勞工文學」和「士兵文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新井轉而支持戰爭，成為「戰爭協力作家」，一九四三年發表了描寫作為日軍翻譯的中國人及其女兒的紀實小說《父親，到哪裡去了》；一九四四年，其住宅遭受盟軍的空襲，搬家到千葉縣；戰后，新井未能找到教師工作，遂以行商為生，也不再寫作——可見，他對作家這一身份已然深深絕望。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井收到陳登元的一封來信，並附上一本厚厚的書稿。陳登元告訴老師，他在故鄉被政府「強制徵兵」，參與了血腥的淞滬戰役，在炮火連天中身受重傷。原以為傷好後可逃離軍隊，沒料到再次被送上前線。他再度逃走，在淪陷的上海完成此書稿。陳登元在信中寫道：「我將所見所聞、親身體驗的全部記錄下來，戰爭是怎麼回事，試圖以神之冷靜、客觀角度，以純粹第三者的立場毫無保留地寫出來。老師請一定忙中過目。」新井讀了原稿後，立即判斷「大有出版價值」。依陳登元要求，「不變動情節，可改寫詞句」，新井只修正了少許不恰當的日文用詞，即將此書推薦在日本出版。而陳登元此後「人間蒸發」，再未與新井有任何聯繫。在那個暴風驟雨的時代裡，陳登元如同汪洋中的一隻小小的紙船，或許死於戰場，或許死於後方，《敗走千里》差不多成了他唯一存世的作品。

　　在中日兩國滿坑滿谷的、左右立場尖銳對峙的「戰爭文學」當中，《敗走千里》是一本作者並不預設政治立場、只是描述作者本人切身經歷的「戰爭實錄」。本書用白描手法寫戰場的殘酷、人心的詭譎、民眾的悲慘和官僚的專橫，娓娓道來，栩栩如生。陳登元這位初出茅廬的新手，幾乎可以直追英國文學大師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我看來，喬治‧歐威爾最撼動人心的作品，不是其家喻戶曉的反烏托邦、反極權主義的《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而是關於西班牙內戰的回憶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敗走千里》或許可以稱作是「中國版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歐威爾最初以記者身份前往西班牙，隨即以戰士身份奔赴前線。戰爭爆發前，他天真地認為「這將會是一場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戰爭」。到達巴塞隆那的第一天，一位記者對他説：「戰爭就意味著欺騙，這裡的戰爭也絕不會例外。」那時，他不相信這句話。但隨著戰爭的繼續，他逐漸意識到，「其罪惡也在一點一點地積累，每一場戰爭都是如此，因為在戰爭中個人自由、客觀報導等等都與戰爭的效率格格不入」。到他離開西班牙時，終於得出結論：「這場戰爭最陰暗的影響之一，就是讓我意識到左翼新聞媒體在每一個方面都和右翼一樣弄虛作假、虛偽透頂。」

　　或許，《敗走千里》也能如同《像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樣，打破華文世界讀者從歷史教科書上得來的抗日戰爭如何輝煌、偉大、崇高且充滿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海市蜃樓。

　　中國只有私人的軍隊，而沒有現代國防軍
　
　　剛剛走上戰場的時候，歐威爾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我們看起來究竟是怎樣的一群烏合之眾，自由散漫，凝聚力還不如一群綿羊。我們這批男子漢差不多有一半是孩子——我指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孩子，他們中最大的不過十六歲。」他驚歎説：「共和國的保衛者居然就是這樣一群衣著破爛，扛著幾乎報廢的來福槍的孩子們組成的烏合之眾，他們甚至還不知道如何開槍。」由此可見，共和國的失敗，一開始就注定了。將孩子送上戰場的共和國領袖，比起弗朗哥等軍頭來，又能好到哪裡去呢？

　　與一九三零年代的西班牙共和國一樣，中華民國也是一個卡在古老帝國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進退不得」的怪胎。中華民國未能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其軍隊也不可能是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敗走千里》一書的主人公陳子明敏銳地觀察到，每當遭遇日本軍的空襲，中國士兵就猛向飛機射擊，但就子彈的射程而言，根本不可能打中飛機。一開始，陳子明不明白「為什麼明知無效也要打？」後來，老兵告訴他，這是為了趁機消耗配給的彈藥，彈藥消耗完，才有藉口撤退到後方休養補給。有趣的是，最近幾年來，中國拍攝的若干抗戰「神劇」中，不僅出現共軍官兵用步槍、手槍擊落日本飛機的情節，還出現了武功卓越的共軍士兵扔出手榴彈就打下日本飛機的「奇蹟」，中國的導演們真該好好讀一讀《敗走千里》，至少就不會胡編亂造了。不過，國共兩黨的歷史包括抗戰史，造假和灌水的成分遠遠多於真相。

　　中國軍隊缺乏國家認同感，也不知道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兵」與「匪」這兩種身份，可以隨時轉換。在本書的結尾處，陳子明所在的部隊潰敗了，他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一個「便衣兵」團夥。這些人過的完全是「匪賊」的生活，曾經襲擊友軍的炊事班，將五名炊事兵全部射殺之後掠奪了所有的物資。他們嘻皮笑臉地殺人，嚇得陳子明逃入一邊的樹林中。

　　陳子明雖然處於軍隊基層，卻也發現軍隊內部的派系鬥爭和傾軋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歐美派的軍官龐勲，是中央政府派送的留學生；知日派的軍官王祥謙，原來是地方軍閥的部下，即便大敵當前，他們也不願傾力合作，甚至恨不得在對抗日軍之前置對方於死地。

　　陳子明是留學日本多年的知日派，知道日本包括日軍的現代化程度皆為中國和中國軍隊所望塵莫及。可是他不敢説真話，因為一旦説真話就會被當成漢奸和日本走狗，性命堪憂。當時，很多具有留日背景的人士已遭到清洗——儘管中國的最高領袖蔣介石也是留日歸來。中國的事情，從來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你留學日本，就是漢奸；他留學日本，就是愛國。

　　陳子明更發現，身邊的幾位南京軍官學校畢業的中尉、少尉，從未出國，見識不多，在校所學，凡事都要牽扯到「中國第一」的概念——中國乃世界第一疆域遼闊、世界第一人口眾多、世界第一物產豐饒、中國軍隊世界第一雄壯威武。最重要者，中國乃世界第一歷史悠久、世界第一等博大精深的文化。他們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中，狂傲地説：「滴墨入海何足憂。日本啥玩意，闖進來，終究要被中國消化掉……」這些軍官既不知道自己的狀況，又不曉得對方的情形，屢戰屢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隨軍妓女不是日本的專利，乃是中國的發明

　　初到部隊，陳子明弄不明白的事情還多著呢。本來絕頂危險的外出偵察任務，老兵們為何掛著神秘微笑爭先恐後地搶著去？幾個時辰之後，這一夥人帶著各式各樣的戰利品回來，有人的口袋塞滿了金銀。「陳子明看到老兵手上的耳環，就像前一刻才從女人耳垂硬扯下來，血跡未乾，又看著他們那副愚昧、暴戾、殘忍，舔著嘴唇猶如幻想什麼的貪婪樣，不禁胸口一悶感到哀傷，不曉得他們剛才到底幹了怎樣傷天害理的事。」老兵們津津有味地分享途中闖入民宅、強姦婦女的「快活」，讓陳子明不忍聽聞。中國的愛國者們義憤填膺地聲討日軍強姦中國婦女，這當然沒有錯；但是，他們從來不提及中國軍隊強姦本國婦女的惡行——被外國軍隊強姦是羞辱，被本國軍隊強姦則是勞軍，這是舉世無雙的中國式邏輯。

　　隨著在軍中的閱歷加深，陳子明逐漸明白，戰爭的本質是「從事掠奪的買賣」，軍隊的本質就是「幹這行買賣的匪賊集團裡，最有望得到成效的一支人馬」。因為軍餉被上級貪汙，兵士拿不到足額酬勞，「掠奪很自然成為他們的合理酬勞。這是當兵的人應得的獎賞」。他們所有人，只相當於「後方某將領擁有的私兵」罷了。因此，對他們來說，「戰爭是做買賣，一場戰役過後展開的掠奪是獲取報酬的唯一機會」。強姦本國女子，也算是作戰的「福利」之一。難怪中國的老百姓並不把國共兩黨以及大小軍閥當作「自己人」看待，比害怕日軍更害怕本國軍隊。

　　後來，為了防止官兵侵犯「良家婦女」，與上級司令部的年輕軍官合作的妙齡女郎來到前線勞軍了。她對著兵士們說道：「各位，振作些。小女這就來慰勞各位的勞苦，小女還有夥伴們，在後方五公里的村落待命，為各位奉獻一切。」她就是「婦女慰勞隊」的領隊李芙蓉——國軍使用的「慰勞」一詞比日軍使用的「慰安」一詞更隱蔽和曖昧。很快，李芙蓉與龐勲、王祥謙以及陳子明玩起了「四角戀愛」——這種戰爭時刻的男歡女愛，只是暫時忘記死亡威脅的救命稻草，算不上「傾城之戀」，甚至比「霍亂時期的愛情」還要脆弱和虛無。

　　這一幕場景，讓人想起臺灣電影《軍中樂園》，以及我曾經在金門「特約茶室展示館」看到的那些血淚斑斑的史料。國軍並不是敗退臺灣之後才建立起一套所謂的「隨軍妓女」制度，早在抗戰期間甚至北伐期間就有了雛形，此一用女人來「刺激軍心」的模式可以說源遠流長。戰爭中的「慰安婦」或「慰勞婦」，不管女性是被擄掠、被強迫的，還是遭到欺騙的「自願選擇」，都是對人權的粗暴侵犯和踐踏，政府和軍隊都應受到批判和譴責。這是戰爭中附帶的罪惡，即便在戰爭中作為受害者或被侵略者的一方，也不能對此加以掩蓋和遺忘。

　　毀滅的種子早已埋下

　　書中主人公陳子明是被強制徴募到軍隊的。他從日本回到老家，不知誰告密，軍隊得到消息，募兵官上門抓人，他跟小妹躲進了地窖。士兵進來遍尋不獲，就嚴厲地脅迫捆綁在店裡的父母。「再堅持不把兒子交出來，就放群眾進來掠奪家產，全家槍斃！」這時，外面騷動的人群中，有人告訴兵士地窖所在，陳子明就這樣被逮出來。

　　幸運的是，陳子明家離戰場不遠，經過簡單的訓練就被送上戰場，不必像其他壯丁那樣經過漫長的「死亡行軍」才能抵達戰場。美國學者易勞逸（Lloyd E. Eastman）在《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一書中寫道，許多青年在他們碰到徵兵官員的幾個星期內可怕地死去。蔣介石自己承認，在一隊步行從福建去貴州的一千人中倖存者不足一百人。在從廣東到雲南的五百英里艱苦跋涉中，七百名新兵只有十七人活著走過來。在一九四三年徵集的一百六十七萬人當中，有將近一半在他們趕往所去部隊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戰爭中，那些到達所分配的部隊之前就死去的新兵總數大約有一百四十萬人。在除了中國之外的任何國家，這個數字都是讓人震驚的，致使產生這個數字的任何政府都會垮臺。

　　很多時候，戰爭都充滿了非理性的荒謬。歐威爾參加西班牙內戰時，驚訝地發現他們分配的武器根本不能用，他描述了一個相當普遍的例子：「這是一支德國毛瑟槍，製造日期是一八九六年，已經四十多年了！外表鏽跡斑斑，扳機很澀，從槍口往裡看，槍膛也已銹蝕，完全沒有繼續使用的希望。」

　　中國的情況並不更好，甚至更壞。國民政府聘請的軍事顧問弗蘭克‧多恩將軍（Frank Dorn）評論説：「訓練可以說是無法令人滿意，甚至根本不存在……裝備和武器是老式的並相當破舊，缺少彈藥。」陳子明並非軍官學校出身，從來沒有從軍的意願，戰技、戰術之類的知識有限。但在短暫的投入戰爭之後，就連他這個外行人也覺察到，軍事高層犯了嚴重錯誤：「既然要對敵作戰，為什麼東洋軍有各式各樣威力駭人的輕砲、重砲，我軍就沒有半點足以匹敵的配備——就是這麼簡單的疑問。」作家張戎在其關於毛澤東的傳記中，指控蔣介石信任的將軍張治中是中共特務，故意挑起淞滬戰役，讓蔣介石的精銳部隊灰飛煙滅——即便這個指控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但正如陳子明這個在前線作戰的士兵所質疑的那樣，國民政府及軍事當局對淞滬戰役和此後的南京保衛戰完全缺乏應有的準備，幾乎就是輕率地將官兵填入到絞肉機當中。蔣介石出於私利考量，任命其宿敵唐生智守衛南京，結果兵敗如山倒。　　

　　實事求是地説，日本並沒有被中國打敗，在中國本土戰場上，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中國都在持續潰敗，日本都在不斷獲勝。亞洲大陸上，日本最慘痛的失敗是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及孫立人、廖耀湘在緬甸的遠征軍擊敗的。日本更大的敗仗是太平洋海戰的失敗，而最終讓日本放棄抵抗的是美軍投下的兩顆原子彈。蔣介石和國民黨不能貪天工為己有，如果國軍真能打敗日本，之後就不會被共產黨輕而易舉地擊敗，敗退到臺灣苟延殘喘了。

　　陳登元的這本書名為《敗走千里》，似乎是一個不祥的預言，預言了淞滬戰役的潰敗，預言了南京保衛戰的潰敗，預言了豫湘桂的潰敗，預言了國共內戰的潰敗，預言了今天國民黨在臺灣民主化過程和選戰中的潰敗。國民黨的歷史就是潰敗的歷史。昔日，以中國之大，國民黨可以「敗走千里」；如今，以臺灣之小，國民黨無處「轉進」。

隱藏在「戰爭」後的眾生相

文／羅皓星

　　在中日戰爭的認識中，我們其實並沒有太多的理解。而僅有的理解，只有經過敎科書的片言隻字，才讓我們有著模糊的認識。而《敗走千里》此書是可以讓我們對於中日戰爭有著更多了解。而《敗走千里》的特別之處，在於他的作者以及他如何出版的過程。此書作者為陳登元，其在史上默默無名，其父為四川的親日實業家。年少時在日本長期遊學，他自日本回來以後，曾經參與國民黨軍隊，並參與前線戰事。後來因不習慣軍中生活，中途離開戰場前往上海，並把他在軍中的經歷寫成手稿，寄往日本，讓其以往的老師別府一郎譯為日文。在別府一郎的序言中，就是如此說明他對陳登元手稿的觀察：

　　我從中國軍的角度來看，也很難看出有什麼會揭露中國軍內部情報的文獻價值，但與此同時感受到了一股不滿，是因為這名作者從少年時期就一直住在日本，他的生活、思考模式已經使他成為半個日本人了。他並不是一個滿腦子抗日救國的正統中國人，所以他的戰爭觀點完全沒有正統中國人的氣息，完全客觀公平，甚至到了執拗的地步。

　　從這段文字之中，實可以看到陳登元在這篇小說中所採取的態度。由於他長時期住在日本，思維模式已經與日本人無異。在部隊時而當其回國後，即被充作中國軍隊的一員，對抗侵略中國的「東洋軍」。

　　陳子明也不是很清楚他說的事情是真是假。但是他曾經在東京留學長達十年，大概了解日本人的作風。他記憶中的日本人，特別是日俄戰爭相關書籍裡所描寫的日本人，根本不會屠殺俄羅斯的俘虜，反而十分善待他們。而且還傳出俘虜與日本女孩墜入愛河，並且在戰後結婚的羅曼史。東洋軍對敵軍就是如此寬宏大量。

　　由於在行軍的過程中産生對戰爭的厭惡心理，因而有當逃兵的念頭。

　　對於當時的日本社會而言，這本書提供了中國軍隊的視野。而且他的態度對於日本正面，並沒有去說明戰爭何以發生，而是從一個士兵的角度去重新看待這場「十五年戰爭」。而由於他對於中日戰爭的記述，並不能符合當時美國佔領當局的政治需要，亦因此被駐日盟軍司令部（GHQ）列為禁書。

　　這本小說簡單來說就是一本以國民黨軍隊在中日戰爭初期的狀況為主題的小說。由於作者並沒有具有後設的國族主義思維，而是以批判戰爭的角度來進行書寫。因此，此書具有甚高的閱讀價值。除了提供中日戰爭戰場的一些認識以外，亦可以讓讀者對於中日戰爭前中國社會的狀況有著更多認識。在這本小說中，有提到軍隊內部龐勳與王祥謙之間的爭鬥。除了代表了中央軍與地方軍之間的鬥爭，亦代表了留日派與留美派的矛盾。

　　王祥謙是留日出身，畢業後即回到家鄉生活。他亦是當地留日同學會的重要成員。在小說中，他對於為何要參與這場戰爭說出以下的一段話：

　　我先行一步回國了。你們也趕緊學會日本的知識技術，然後早日歸國。遺憾的是，我們必須承認自己在各方面，無論是軍事、科技、還有其他文化層面，都比日本落後一步。但是當我們到達同一水準的時候，日本就絕對不是我們中國的對手。再加上我們廣大的領土、資源充足、人口數量，一定能夠勝過日本，所以我們得暫時忍耐。如今在中國，打敗日本的聲浪正蔓延全國。這對我們而言是一種必然的請求以及號召。但我們不能只是無事生非，而且也不能忘記他們給予我們力量。那就是我們年輕人的任務─

　　對中、日兩國軍隊而言，參與留日同學會的這些人員都是可供運用的重要人力資源。對中國軍隊來說，他們了解日本，且具備近代化的技術概念，實為組織軍事力量的一大助力。對於日本軍隊而言，由於他們熟識日本文化，得以了解日本人的行事思維。在合作上，比起地方士紳更為便利。有學者就指出：日軍在戰爭時期的宣撫工作，提供了可供運用的人脈。而不管是王祥謙還是主角陳子明，都是留日同學會的一員。他們在戰爭中所下的決定與遭遇，亦反映出人物內心的複雜性。

　　在小說中就有以下的情節，可以讓讀者們更為了解這些留日人士在戰爭時的處境：

　　「好久不見了，過得如何啊。」王祥謙爽快地迎接他。但他立刻壓低音量叮囑：「你沒跟別人說在日本留過學這件事吧。」

　　陳子明當然絕口不提這件事。

　　「那就好。就算是夢話也不能說出口啊。我今天聽到一件很糟的事。」

　　「很糟的事……？」陳子明不禁把頭靠近對方，並且悄聲詢問。

　　「有五十幾個曾在日本工作或是留學的人，都被冠上漢奸之名槍殺了。雖然對外宣稱他們是間諜，但其實下達槍殺命令的人根本沒有審問，也沒有確切證據證明他們就是間諜。單純只是因為他們待過日本……所以我們得互相照應啊。」

　　另一點即為慰勞隊的問題。在小說中作者通過慰勞隊其中一個小姐的口中說出：

　　大家的肩上背負著中國的安危。中國現在受到東洋鬼（對日本人的輕蔑稱呼）的嚴重侵略，我們必須削平亂事。在這個國家的危急存亡之際，我們要拋棄一切、賭上尊嚴參戰……雖然我們只是一介女子，但現在也不是待在家中安閒度日的時刻了，我們必須一起承擔這份辛勞。作為一國國民，在拔槍戰鬥之前，也有我們身為女人貢獻的手段。我們現在要前往後方大約五公尺的村莊，奉獻我們的一切，慰勞我們五十幾位的同志。希望他們能早日把可恨的東洋鬼逐出中國，取得輝煌戰功，帶領我們邁向殷切期盼的太平盛世。

　　慰勞隊在小說中就扮演重要的劇情推動作用。不管對於陳子明還是王祥謙的命運，都産生重要影響。王祥謙和龐勳的鬥爭劇烈，在某程度而言也是為了慰勞隊的李芙蓉而爭風吃醋。而陳子明亦陷入與李芙蓉的瞹昧關係。在李芙蓉的角度看來對於慰勞隊在戰爭中所起著的作用又有如此的觀察：

　　李芙蓉大概每隔三日，一到了晚上就會來到前線。但她不知從何時開始，都會帶著二、三位女性友人一起現身。那些女人有時會和中隊的士官們一塊跳舞，有些人藉由舞蹈認識，促使私底下的關係更進一步。

　　她們現在代替看護，在臨時醫院裡照看傷兵。去拜訪她們的始終是痛苦難受的患者。她們的手也總是會沾到患者的鼻涕或排泄物。

　　她們從一開始就不了解看護任務的崇高意義，也沒有針對此任務的訓練。只不過是受到國民政府華麗宣傳文案的吸引，美其名是為了慰勞前線士，殊不知被安插在臨時醫院當看護。

　　她們接連因為過勞、患者的穢物或是看見人們臨終前的痛楚而引發腦貧血倒下。症狀輕微者，會稍作休息，到醫院外頭呼吸新鮮空氣。

　　但是，外面有狼。那些狼就是龐勳一夥的政治部成員。他們不像前線將士生命受到威脅，也沒有明確的任務。他們這樣健壯的身體只用來尋找一個可以發洩的管道，所以不可能放過眼前這些慰勞隊的女子軍。她們從一開始就是他們的犧牲品。

　　而從慰勞隊在小說中的描述，或許可以讓我們對於當前東亞因太平洋戰爭而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有著更多不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