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打從就讀政大公行系博士班開始，我對於官僚體系的相關研究議題，就一直有特別的偏好。在博士班期間，有幸能同時以研究者和地方政府基層員工的角色，在行動中觀察和理解我的研究對象─公務人員、行政組織和行政制度。從個人有限的經驗來看，絕大多數公務人員每日的工作生活，就是在處理來自政務人員、民眾以及個人（組織）專業責任的各種要求中度過。每一位公務人員或每一個行政組織都自有一套能在重重的回應壓力中，找出平衡與生存之道的生存法則。然而，個體理性的行動未必能帶來集體理性的結果，以同樣的邏輯來理解公務人員和行政組織的行為也應可推導出類似的結論，亦即個別公務人員或行政組織理性的回應行動，未必能帶來國家和社會整體理性的結果。因此，如何讓個別公務人員或行政組織的回應行動，能為國家社會帶來最大公共利益結果的均衡，就成為影響本書研究視角和論述的主要思想理路。
我向來不掩飾自己信奉組織是社會建構的實體（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觀點，組織乃至在組織中生活的個人，其所謂理性及其理性行為都是社會建構後的產物。在這個觀點下，理性並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研究者必須回到行動者所處的系絡中理解與詮釋，才能理解行動者的選擇及其行為。受到這個社會建構論假說的影響，我很大膽地採用混合研究途徑，嘗試連結邏輯實證和詮釋等兩種研究途徑的優點以及避免個別研究途徑的限制，同時以歸納法和演繹法探討我國行政系絡下官僚回應性邏輯，特別是聚焦在討論公務人員如何回應政務人員、公民與專業責任等多元要求產生的不一致與平衡的相關問題。因此，我透過文獻分析、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等多元方法的運用，蒐集與分析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在處理臺北市敦化南北路自行車道、政府資訊公開、新聞聯絡工作以及人民陳情案件等業務過程中所碰觸的回應難題和公務人員的回應方式。本書雖以官僚（bureaucrats）作為公務人員（civil
servants）或行政人員（administrators）的替代用詞，但用詞本身並無任何貶抑之意，選擇該詞的用意僅在突顯民主政體中在政府體制內常任的公共服務工作者需回應民主社會多元需求的獨特性。然而，無可諱言地，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混合研究途徑究竟是如何混合的本身就是一個主觀的選擇，從這個視角所呈現出的研究成果，所反應的也不過是作者個人的觀察與詮釋而已。因此，通則性與一般性不是本書理論建構的目的，透過對臺灣官僚體系的經驗研究找出能獲得共鳴的理解才是。我也深信只有在某個共同理解的基礎上，本土行政學的發展才有深化和茁壯的可能，期望本書的內容沒有讓自己和讀者失望。
一本書能夠順利付梓，要感謝人實在太多。首先要感謝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的陳敦源老師，感謝他在我離開公職轉進學界服務的第一年，就邀請我參加電子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計畫，讓我有機會和同是政大的朱斌妤老師、黃東益老師、蕭乃沂老師、陳恭老師、世新大學的廖興中老師以及中心的諸位老師們共同合作與學習，讓我深刻理解到從事學術研究應有的提問思路和解答方法。敦源老師經常對青年學者給予無私的提攜與鞭策，從他為本書撰寫的推薦序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對行政研究的熱情與對青年學者的勉勵。有這樣的良師益友一起從事研究工作，是個人學術生涯最為幸運之處。其次，我要謝謝空大張繼昊前校長、陳松柏校長、唐先梅副校長和許立一教務長在寫作過程中的關心與支持，以及臺灣師範大學曾冠球教授閱讀初稿和無私分享心得的情誼。冠球老師是我博班學長、公務生涯的前同事，更是我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習標竿。他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邀請，為本書撰寫精闢的導讀，協助讀者理出本書想要傳遞的重要理論脈絡，大大提高本書的可讀性，實令我感激莫名。再其次，我要感謝國發會、科技部以及國立空中大學對於研究經費的支持及許多同仁們不吝給予的行政協助，若沒有各位的支持與協助恐怕也無從蒐集本書撰寫所需的許多寶貴研究資料。同時我也要謝謝我的研究助理曹騏祥先生，翰蘆圖書發行人洪詩棠先生在本書出版的協助。最後，我要感恩我的父親廖修桐先生和先母吳雪珍女士對我無私的愛與包容，更感謝我的內人牛萱萍小姐以及兩位可愛的寶貝─邦宇和彗妏，感謝他們陪我度過寫作的低潮，並和我一同分享生活中的喜悅。特別是萱萍在照顧家庭之際，偶爾還需充當我的臨時研究助理，協助亟需耐心的文字校對和整理經常惱人的參考書目，甚至是聽我分享不成熟的研究心得，若沒有她的體恤、傾聽和鼓勵，本書不可能完成。在寫作的過程中，我雖已努力做到完善，但無奈個人智慮有限，相信本書仍有許多的不足與疏漏之處，衷心期盼各位學術先進與讀者們能不吝給予指正。
廖洲棚謹識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2018年8月于桃園八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