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許維德
我們相信，最深遠同時也最具潛能的基進政治，就直接來自於我們自己的認同⋯⋯（We believe that the most profound and potentially most radical politics come directly out of our own identity⋯⋯）──〈康比河聯盟宣言（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註1）
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不忘祖宗聲。──客家諺語（註2）
一、前言：「認同政治」在臺灣島內外
本書的主題為「客家認同政治」。在書寫本篇導論的當下，筆者正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擔任訪問學者。由於學校附近的房價過高，便租住在離學校四個捷運站、一個名稱為Richmond
的小鎮，社區內有不少族裔身分為非洲裔和拉丁裔的少數族群人口。嚴格來講，這個小鎮無論是離臺灣、還是離客家都頗遙遠，似乎沒有太多可以和認同政治有所連結的素材。不過，就在這幾天，忙著翻看和認同政治有關之學術文獻的筆者卻突然發覺，車上的廣播也好，網路上的新聞也好，認同政治似乎都還是一個各方人馬激烈爭辯的熱門新聞議題，雖然是處在這樣的一個小鎮當中。
事情當然是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ohn Trump）有關。川普政府下的司法部在今年（2018）4 月開始，以備忘錄方式宣布將執行「零容忍」（zero tolerance）的移民政策，透過強制分開孩童與父母的行政作業方式，來遏止美國南方邊界非法移民的入境問題。由於Richmond 當地有一個和「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簽有合約的郡屬監獄，收容等待法庭審理程序的無證件移民，因此，一些人權團體就於6 月26日在該監獄前舉行了一整天的抗議活動，大聲疾呼灣區民眾要站出來反對川普的移民政策。也是在同一天，Richmond 所屬的康特拉科斯塔郡（Contra Costa County）通過決議，宣布該郡為「移民和難民的『歡迎之郡』」（”Welcoming County”
for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和川普打擂台的意味濃厚（Davis 2018；de Guzman and Costley 2018）。移民，無論是對哪一個國家而言，都是「認同政治」要思考的重要議題之一。
事實上，自從川普在一年多以前當選美國總統以來，「認同政治」就一直是個高度熱門的議題。無論是他的當選，還是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的落選，都有論者試著用認同政治的視角來加以詮釋。（註3）而川普這一年多以來的總統任期，接二連三的一些頭條新聞—比如說他在2017 年1 月一上任後就針對7 個穆斯林國家所簽署的旅遊禁令，限制其公民進入美國；或者說他對同年8
月發生於維吉尼亞州夏洛蒂鎮（Charlottesville）之白人至上主義者集會事件所發表的評論；再比如說他在同年10 月以總統身分參加反同性戀保守派團體「家庭研究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之聚會並發表演說的行為（Stanage 2017；Gambino 2017）—都再再讓認同政治的話題登上浪峰。
在臺灣島內，認同政治的聲浪似乎也沒有停息過。早川普8 個月、於2016 年5
月上任的蔡英文總統，這兩年多來躍上媒體版面的重要政策—姑且不論雜音最多的《勞基法》修正案和年金改革這兩個議題（這其實也都涉及廣義的「認同政治」），包括所謂轉型正義、同志婚姻、代表國家向原住民族道歉、承認平埔族、乃至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等—無一不與「認同政治」有密切的關係。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於2017
年出版了一本和臺灣認同政治相關的書籍，名稱為《邊緣主體：性別與身分認同政治》（見楊芳枝2017a）。在該書的導論中，編者楊芳枝（2017b：1）這樣寫道：
在上台後，蔡[ 英文]
代表臺灣向原住民道歉，承認平埔族，將新住民語納入本土語言教育，並著手同婚合法化。然而，反諷的是，蔡政府以專法來承認平埔族，結果卻是保障了既有的原住民所拿到的資源不受到這新承認的族群的「搶奪」，讓平埔族恢復語言文化的努力空洞化。另外，將新住民語言納入本土語言教育卻是讓臺灣已經面臨絕種的本土弱勢語言彼此競爭稀有的上課資源，讓本土語言的處境更加困頓。但是，中國話作為殖民者的語言卻仍維持著國語的優勢位階，完全不受到挑戰。在同婚議題上更是激發了一股以身分認同政治為主的反撲力量。
顯然，在追求正義的漫漫長路上，即使高舉出「認同政治」的大旗，我們還是有諸多要反思的重要議題。
如果我們將焦點再調整一下，聚焦到本書的主角—臺灣客家—上面，我們也立刻可以察覺到，和客家相關的種種議題，也幾乎都和認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由於客語在形塑客家認同時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有很多議題就直接和語言有關。比如說，為了「加速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並提升公教人員的客語能力」，考試院所主導之國家考試的客家事務行政類科，從2016 年起開始加考客語口試這一項目（客家委員會
2015）。再比如說，立法院也於2017 年年底通過《客家基本法》的修訂案，明訂「客語為國家語言之一，與各族群語言平等」，同時也規定「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者，應以客語為主要通行語」（全國法規資料庫 2018）。自此之後，至少就國家法律層次而言，臺灣獨尊華語（註4）為所謂「國語」的語言霸權時代，終告結束。
本書正希望能夠回答一些和認同政治或客家認同政治相關的基本發問，比如說：
──什麼是認同政治？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證成此一概念的正當性？這一概念在論述和實踐上又有著什麼樣的難題與困境？
──臺灣的認同政治是如何出現的？又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
──在「前認同政治」時期的臺灣，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理解當時的人群分類方式？這些不同歷史脈絡下的人群分類方式，和當今之「認同政治」有什麼樣的差別？又有著什麼樣的共通性？
──如果我們考慮到臺灣客家之認同政治的崛起，為什麼1988 年的「還我母語運動」扮演著一定程度的關鍵性角色呢？
──那麼，其他不是以「挽救客家語言文化」為主軸、但主要參與者卻都是客家人的社會運動，又可以被放在「客家認同政治」的脈絡下來理解嗎？
──臺灣客家的認同政治在從社會運動走向公共政策之後，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後果？
──除了上述比較屬於「爭議政治」性質的認同政治，在相對軟性的「文化政治」場域，我們又可以怎麼讀出客家認同政治的蹤影和痕跡呢？
上述這些發問正是本書所選之不同論文所試圖要回答的問題。這篇導論在結構上可以分成兩大部分，前半部的主軸在於「認同政治」這一概念，後半部則進入客家認同政治這一議題中（以介紹本書所選之8
篇論文為重點）。如果不將本節計入，前半部可以再分成三小節，第二節試著對認同政治和社會運動等本書基本概念進行釐清；第三節則探究承認政治和文化多元主義這兩種支持認同政治的思考進路；第四節則會對認同政治概念提出本質主義、集體權、女性主義視角、和對結構性困境的忽略等面向的批評。
後半部將從抽象理論轉到「客家」這一經驗世界。第五節以概念篇、歷史篇、當代客家社會文化運動篇以及當代客家認同政治篇這樣的順序來介紹本書所選的8
篇論文；第六節則談未被本書收入的其他客家認同政治研究重要議題，包括「政治哲學視角下的客家認同政治」、「歷史視野下的臺灣族群關係」、「還我母語運動及其遺產」、「客家認同與其他類型之認同的糾葛」以及「當代客家認同政治的其他場域」；最後一節以一些筆者的感謝聊充結語。
二、基本概念的釐清
（一）認同政治：邊緣群體的政治鬥爭
「認同政治」到底是什麼呢？（註5）《華盛頓考察報》（Washington Examiner）的專欄作家Emily
Jashinsky（2018）指出，這是一個「一直被討論、但又甚少被定義清楚」的概念。她並質疑，難道只要把焦點放在少數族群或邊緣社群，而不是更巨觀之經濟、健康保險或其他政策問題，就是在談「認同政治」嗎？還是說，只要某些群體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全世界都在找她的麻煩，就是「認同政治」？筆者在翻找了10 個以上關於認同政治之定義（e.g., Mohanty 2011； Whittier
2017：Walters 2018；Merriam-Webster Inc. 2018）以後，十分同意她的說法，多數文獻對認同政治的定義方式，雖然多所重疊，但似乎都嫌鬆散，很難稱得上是嚴謹的學術定義。
不過，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的人類學者Vasiliki P. Neofotistos，在其替《牛津書目》（Oxford Bibliographies）所寫的〈認同政治〉條目中，倒是對這一語彙提供了一個相對明晰的定義。她這樣寫道：
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通常也被稱之為認同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或認同根基政治（identity-based politics），是個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中被廣泛使用的詞彙。[ 此一詞彙] 是用來描述在不平等或不正義的大脈絡下，以認同類別的運用（the deployment of the category of
identity）當成工具來表達其政治宣稱、倡議其意識形態、或者去激發引導社會和政治行動，[ 最終] 目標為主張其群體獨特性和歸屬感，[ 並] 獲得權力和承認。 （Neofotistos 2013）
上述定義雖然相對完整，但卻略嫌拗口，或許可以再簡化為「不正義脈絡下邊緣群體尋求承認的政治鬥爭」這一陳述。此一陳述同時涵蓋「認同」、「行動」、「脈絡」以及「目標」等四個要素，這也是筆者認為的認同政治基本要素。以下分別討論：
1. 認同：認同政治的基礎當然是「認同」，或者說「抱持某特定認同的集合體」。Neofotistos（2013）則是用「認同類別的運用」這樣的語句來形容這一要素。這裡所說的「特定認同」，「可以基於很多不同元素而形成，這些元素包括但不限於種族、階級、宗教、性別、民族、意識形態、國家、性取向、文化等等」（閻小駿
2016：241）。「認同」這一要素可以被理解為認同政治的行動主體。
2. 行動：既然認同政治是某種形式的「政治」，上述行動主體就必須要有所行動，包括「表達其政治宣稱、倡議其意識形態、或者去激發引導社會和政治行動」（Neofotistos 2013）。《史丹佛哲學百科全書》（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認同政治〉條目的作者Cressida
Heyes（2016）則認為，認同政治是指「共享不正義經驗之特定社會群體成員所展現的各種各樣政治行動和理論化[ 舉措]（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activity and theorizing founded in the shared experiences of injustice of members of certain social
groups）」。顯然，這一定義的主詞，是由「各種各樣政治行動和理論化[ 舉措]」所擔任，意味著「政治行動」這一要素的重要性。
3. 脈絡：行動主體也好，政治行動也好，這些都必須處於「不平等或不正義的大脈絡」（Neofotistos 2013）下，才可以被理解為認同政治。Hayward 和Watson
就直接指出，認同政治正是「始於以認同為基礎的壓迫經驗—人們由於具備特定認同群體成員身分而遭受到的、在資源和機會上的不平等經驗」（2010：9；重點是原作者的）。這個「不平等的壓迫經驗」，正是認同政治之所以產生的重要脈絡。
4. 目標：即使是處在「不平等脈絡」下，此一展現政治行動的集合體如果沒有一個相對清楚的「目標」—「主張其群體獨特性和歸屬感，[ 並] 獲得權力和承認」（Neofotistos 2013），也無法被稱之為「認同政治」。Heyes（2016）也指出，「[ 認同政治]
並不是僅僅以價值體系、綱領性宣言或者是政黨歸屬為組織基礎，認同的政治形成，通常都是以某大脈絡下被邊緣化之特定群體確保政治自由的目標（aim to secure the political freedom of a specific constituency marginalized within its larger context）為準」。
（二）認同政治與社會運動：新社會運動的崛起
依循上述對認同政治的定義方式—「不正義脈絡下邊緣群體尋求承認的政治鬥爭」，或者說「『認同承載者』 + 『政治行動』 + 『不正義脈絡』 +
『尋求承認的目標』」，某種和「社會運動」相關的圖像（比如說街頭抗議），很自然地會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是的，筆者必須承認，這本書最早的規劃，的確是一本和「客家社會運動」有關的論文選輯。（註6）後來由於種種原因，筆者向本叢書主編張維安教授提出建議，要求將本書主題加以擴充，變成目前的「客家、認同政治與社會運動」。這個主題上的變化，反映的並不僅僅是在論文選擇時的技術性問題，7
而是有其思想理路。
在某種意義上，「認同政治」和「社會運動」的確有相當程度的密切關係，特別是1970 年以降的所謂「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以下簡稱NSM）。什麼是NSM 呢？簡單地說，NSM 在經驗上的指涉對象，是歐洲自1960
年代末期以來一連串以和平、環境、青年、反核以及各種以身分（status）相關議題（比如說婦女、族群、性取向等）為核心關懷的社會運動。對NSM的研究者而言，上述運動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它們和歐洲過去以「階級」為核心的運動—特別是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在性質或訴求上的差異（Melucci 1985, 1989）。
（全文未完）
註1出處是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1983：212）。「康比河聯盟」（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是一個倡議黑人女性主義與女同性戀權益的組織，由一群非裔女性學者於1970 年代中期在波士頓所成立。這一組織的名稱，係來自100 多年前倡議廢奴的黑人女性Harriet Tubman
於南卡羅來納州康比河畔所領導的一場解放黑奴行動。〈康比河聯盟宣言〉（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則是此一聯盟於1970 年代末期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獻，通常被認為是運動參與者和理論家們正式使用「認同政治」這一概念的濫觴（Hayward and Watson 2010: 9; Wikipedia 2018）。
註2 出處是教育部客家語（nd）。
註3 比如說，在剛出版的新書《認同危機：2016 總統大選與美國意義的爭奪戰》（Identity Crisis: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Meaning of America）（Sides, Tesler, and Vavreck
2018）中，三位背景為政治學的美國學者就指出，在白人共和黨員中，白人認同（white identity）的強度和對川普的支持程度有明顯的相關性。如果把時間再拉得長遠一點，川普效應顯然和過去8 年歐巴馬執政下的「種族化政治」（racialized politics）傾向—美國白人的種族態度和政黨偏好開始有越來越強的連結—有關（Edsall
2017）。另一方面，也已經有太多論者指出，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的失敗，正是由於民主黨過於向「認同政治」靠攏，欠缺宏觀的總體綱領。在其於2017 年所出版的書籍《過去的和未來的自由派：在認同政治之後》（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思想史教授Mark
Lilla（2017：12）就故意用戲謔的口吻寫道：「在民主黨網站主頁，……如果走到頁底，你會發現題為『人民（people）』的一組連結。每個連結把你帶到一個特地裁剪好、以配合一個特定認同群體的網頁：婦女、西班牙裔、『族裔美國人』（ethnic-Americans）、LGBT[ 男女同性戀] 社群、美國原住民，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嶼居民等。一共有17 個連結，以及17
種不同的訴求。你可能會想，你誤入了黎巴嫩政府的網站，而不是一個對美國未來有願景之政黨的網站」。
註4 這裡的「華語」是指在臺灣所講的「北京語」，也有學者稱之為「臺灣華語」（鄭良偉 1992）、或者是「臺灣國語」（曹逢甫 2000）。由於國家機器的介入和操弄，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就以「國語」這樣的標籤來指稱這個語言。就理論而言，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角度出發，筆者無法同意將「國語」（國家語言，national
language）這個語彙保留給某特定語言而排除其他本土語言的這種使用方式。因此，本文將以「華語」這個標籤來指稱北京話。但是，在引用其他人之文字時，則保留原來用法而不加以更改。
註5 要回答這個問題，一個無可迴避的基本問題就是「認同」這一語彙的意義。關於這個概念的基本定義方式，筆者曾經在之前出版的專書《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臺灣客家、原住民與臺美人的研究》中爬梳過，見許維德（2013：20-4）。
註6 「社會運動」是筆者博士資格考所選擇的領域，也是筆者在交大固定會開的幾門課之一。因此，長久以來，筆者一直自許為一個「社會運動」的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