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陳麗華、莊英章
翻開本卷，讀者或許和編者有一樣的疑問：如何在一本小書當中，涵蓋30 年來臺灣客家歷史研究的豐碩成果呢？編者曾在浩如烟海的文獻中反覆搜檢，精挑細選出幾十篇文章，再經過反覆取捨留下其中8
篇，過程中當然免不了挂一漏萬、令人有遺珠之憾。我們也明白，這些文章想要滿足讀者對於客家歷史最新進展的好奇，或許還遠遠不夠；但是若它們能夠成爲線索和引子，讓大家可以按圖索驥，進入一個新奇而廣闊的思維世界，對本書的使命便有一個交代了。
本書總共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客家族群形成」，收錄了施添福、李文良與林正慧撰寫的3 篇以清代研究爲主的文章，試圖對臺灣客家歷史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的進展，做一個初步的勾勒；第二部分「社會運作機制」，則收錄了5
篇文章，以土地開發、商業經營、家族及宗教等不同角度，探討臺灣北、中、南和東部不同客家地域社會如何形成與運轉，並在這一過程中積澱成被視爲「文化」和「傳統」的因素。大體而言，前者是「客家」作爲族群概念的建構性，而後者是客家地域社會的建構性，二者相配合，共同構成了臺灣客家如何在歷史脈絡中形成的歷史。
一、誰是客家人？
第一部分收錄文章的三位作者，實際上均已經或即將出版專著，其觀點的豐富和厚重性遠不止於此。不過，這三篇文章還是頗具有代表性，在問題意識、理論和研究方法上都已經進一步深入，超越了以往的研究：客家不應再被視爲是一個固化的、具有文化同質性的群體，而是在清初以來的歷史和社會文化環境下塑造的，反應的是當時社會狀況。三篇文章的研究視角亦各有千秋，正好可以互補參讀。
施添福的文章原本是一篇會議講稿，讀者從字裡行間仍可以感受到生動的口語色彩。雖然極爲簡短，卻在20
世紀末提出了一個至今學術界仍要面對的大哉問：什麽是客家？這一問題的緣起，與其地理歷史研究經驗有關。他發現北部竹塹地區一些客家大家族的祖籍，是中國大陸廣東省的陸豐、海豐、饒平、三陽（揭陽、潮陽、海陽）等地接近沿海的地區；在歷史上，這些地區無論是大陸粵東還是臺灣南部六堆地區的觀點，都不屬於客家的範圍。因此他說，「我並不懷疑他們現在的客家身分，我只是懷疑他們的祖先是不是客家。」一語道破了客家的建構性，因爲這一歸類背後有豐富的歷史過程，代表了臺灣客家族群建構的特殊性。
由此出發，他也懷疑臺灣史上的名詞「福佬客」，其代表的人群究竟來自於廣東境内的福佬文化區，還是客家文化區？若是前者，則其原本就是福佬人，和客家並沒有什麽關係。連帶的問題是三山國王是否是客家鄉土神，因爲在廣東它曾是福佬和客家共同崇祀的神明。文章的結尾以一系列問題告終，並沒有直接回答建構的時間點和機制，不過後來他在《全球客家研究》上發表了系列長文，可以說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系統的回答。這些文章加起來便是一本專著的分量，礙於篇幅本書無法全收，但是他追溯了客家從「本貫主義」（即戶籍登記中原本的籍貫）到「方言主義」這一至今仍在持續的轉變及其制度面的、社會運作面的、傳播面的轉變機制。（註1）對於後來的客家研究者而言，他的問題將始終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起點。
李文良的文章在其客家系列研究中，也是篇幅較短的一篇。他同樣質疑歷史上的客家書寫問題，不過在研究方法上卻讓人耳目一新：不再將清初文獻上的客家書寫視爲是歷史事實，而是思索掌握書寫權力的書寫者，如何透過塑造他者來反映其内心的想法與觀感。在他看來，清初客家書寫集中在康熙50
年代的三本地方志書上，其中的客家形象亦有同質性：即祖籍為廣東省潮州府，維生方式為佃耕或傭工，文化形態為聚居、好事輕生、健訟樂鬥的一群人。這樣一種客家形象與其說是歷史事實，毋寧說是按照作爲文化中心、常常亦是地主階層的漳泉士紳的反面打造的，它一方面將他者徹底負面化，另一方面也將豐富、複雜和流動的人群樣貌單純化。換句話說，它要凸顯的並不是清初歷史上的客家書寫是有關客家民系如何遷徙臺灣的歷史，而是掌握書寫權力的漳泉士紳，在面對流民大量湧入、社會結構岌岌可危的社會狀態，將焦慮心態投射在一個負面的他者（客）身上的結果。
這樣一個新穎的研究視角，使我們的關注點從書寫對象，轉向了隱身在幕後的書寫者本身。通篇讀起來邏輯縝密，亦引人入勝。在2011 年出版的專著中，他深入探究了康熙至乾隆年間，臺灣南部六堆客家地域社會的形成過程。
全書不斷在質疑與反思歷史上的「客家」書寫，與今日客家族群之間的差距，並透過地權、學額、地方志書寫和拜祭等角度去細緻地衡量，為反思歷史上的客家書寫開創了典範。（註2）
林正慧的文章，更以「何謂客家」這一問題作爲開篇。在文中，她系統梳理了中國大陸和臺灣客家研究的歷程，並對將文獻上的「客」等同於客家民系的做法提出了質疑。在她看來，「閩即福，粵即客」的看法與其說是歷史事實，不如以說是一種迷思。由於文章頗長，有必要另闢一節稍作解說。
二、客家作為歷史過程
林正慧的文章分成三個部分，她首先追溯了客家研究的學術史，並透過史料分析，討論了客家方言群的形成過程；然後轉入文本分析，進一步探究了粵東及臺灣歷史文獻中有關「客」的書寫與客家族群的關係，並比較分析了其間的異同之處。
客家方言群是如何形成的？學界已經有了南宋說、明清說等不同看法。林正慧在族群邊界理論的基礎上，認爲族群和互動與接觸是方言群自覺意識產生的基礎。她追溯了歷史文獻中關於「客」的記載，發現它是對外來移民的通稱，並不和特定語言群體直接相關。就廣東地區的記載而言，則大部分是廣東本地人對來自於福建或「江、閩、湖、惠」諸縣移民的他稱，雖然多指講客語者，但背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客家族群概念，而是對於毗鄰不同文化區的直觀認知。不過，由於文化隔閡和資源競爭，至遲到清中葉，「客家」已經成爲客語方言群體的自稱。近代客家知識分子羅香林爲了反擊本地人的污名化，而將客家歷史大幅提前，並塑造了血統純正論，對後世的認知亦有極大影響。
而臺灣的歷史文獻中，也出現了大量「客子」、「客人」、「客民」等名稱。她指出除了清初頗具負面的記載外，
大部分敘述較爲平實。這一名稱似乎暗示了一個文化形態同質的人群，但實際上内部可能包含了語言、文化異質的廣東福佬和客家兩大文化群體。因此將文獻中的粵等同於客，亦存在很大問題。隨後，她也對粵東及臺灣文獻中對於「客」記載的相似與相異之處進行了比較，認爲相似之處在於皆指流徙、佃耕之民，相異之處則在於贛南、粵東等地歷史上均有大規模的土客衝突，本地住民始終對於「客」有極大敵意，而客家方言也成爲不同來源的客語群體劃分邊界的依據。而在臺灣，
雖然「客」的群體中的確大部分來自於粵東客家，但是二者仍無法直接劃等號，清廷亦以籍貫劃分人群，以致客家方言群無法完全訴諸方言界限去凝聚認同。
可以看出，她最爲關注的並不是具有文化共性的客家如何形成，而是具有自覺意識的客家方言群體如何形成。同時，她的眼光並不囿於臺灣。在與華南社會的比較中，臺灣社會的特性亦被凸顯出來。同樣，她亦出版了專著，將清初至戰後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作了迄今爲止最爲細緻而詳盡的梳理，讀者有興趣亦可以找來閲讀。（註3）
若說以上三位研究者為我們揭示了「客家」概念如何在臺灣社會形成的歷史，那麽從文獻和概念轉入臺灣地方社會的實際運作過程，臺灣客家群體又具有哪些特殊的「文化」和「傳統」，其形成的歷史和文化淵源爲何，以至於在客家方言群體自覺或族群觀念衍生的時代，可以輕易地轉化為文化上同質性的象徵呢？
第二部分收錄的五篇文章，便試圖彰顯臺灣客家族群形成過程中，地方社會在制度與文化上更深層的結構過程。讀者可以發現從地域上，涵蓋了臺灣北部桃竹苗、中部彰雲嘉、南部六堆及東部後山地區的客家研究。這不僅僅是一個不同地域的拼合，更重要的其中涉及到的幾大文化機制，均有其更深遠的淵源，如隘的設立可以追溯到明代在邊疆地區的制度；宗族制度則是明清以來，地方社會為適應明中葉後的禮儀、商業與賦役變遷而發展出來的獨特機制，在廣東地區尤為盛行；「客仔師」則可追溯到整個粵東、閩西客家地區活躍的民間道教閭山派傳統。對這些文化符號的分析，有助於明白臺灣與其它地域社會既共存、又獨特特性的形成。
三、土地制度
北部桃竹苗地區是臺灣最大的客家聚居區，居中的新竹在歷史上既是行政與文化中心，也是近幾十年來臺灣史研究關注的重鎮。本書作者中的施添福、吳學明，以及陳志豪、李文良（此外還有本書未收錄的林欣宜等），均曾從不同的研究視角，探討過該地隘墾制度的建立，對於不同社區或族群關係的影響，可謂是臺灣史上討論熱度最高、研究最爲透徹的區域。（註4）而本書收錄的兩篇文章，正是在這一學術關懷下積澱的成果。
在邊疆地區設立「隘」作爲軍事防衛性機構的做法，並不是臺灣獨有的發明。早在明代，中國大陸諸多邊疆地區便有設立，在客家地區亦同樣有設隘，並由地方人士自己選舉關長管轄。（註5）而根據陳宗仁的研究，清代臺灣隘制的發展，同樣亦可以放在邊防政策演變的脈絡下觀察。早在康熙年間以降，官方便試圖在漢人和番人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限，因此採取了豎立界碑、堆土牛、頒行禁令等等辦法。同時由於執法的兵額有限，乾隆上半葉遂改變巡守的做法，演化出定點設立關隘，由熟番及漢人鄉勇守禦的策略，成爲臺灣歷史上18
至19 世紀重要的邊疆制度。（註6）回到地域社會的脈絡，北臺灣的閩粵籍移民從一開始便以防番設隘的名義，從事各種土地拓墾活動，地方豪族也開始承攬隘務，設立隘寮招攬隘丁。隨着隘墾制在新竹地區的推進，閩籍和粵籍群體展開了怎樣的互動關係，便是這兩篇文章要告訴讀者的故事。
吳學明的文章，關注的是隘墾機制與姜家家族發展的關係。姜家領導的金廣福大隘，是北臺灣規模最大的武裝拓墾集團。在文中，他運用豐富的第一手史料，細緻勾勒了姜家雍正至乾隆初來臺之後，不斷冒險犯難屢次遷徙，向山區拓墾第一線推進的故事。來臺之初，姜氏便在靠近港口的紅毛港地區從事佃耕，乾隆後期，家族大部分成員轉戰更靠近内山的九芎林地區；道光咸豐年間少量家族成員更向南越過頭前溪，深入到大隘、北埔地區。在這一過程中，姜家在隘墾事業中的突出角色，是家族上升的關鍵。他也深入分析了抱隘、借隘等機制的運作，以及姜家在其中的參與：抱隘類似於一田兩主制，由另外一位經營者承包上手的隘務；借隘則是借他人之隘進行經營。他們也透過投入公共事業，以及參與地方宗教祭祀活動，建立在區域拓墾中的核心地位，家族祖先甚至被部分地方廟宇供奉。然而，他也指出這一拓墾型家族的發展存在限制，缺乏對於科舉的投入、男性成員早逝以及晚清之後官方對於民間隘墾事業態度的改變，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全文未完）
註1 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一）：中國歷史上本貫主義戶籍制度下的「客家」〉，
《全球客家研究》，2013 年11 月，第1 期，頁1-56；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二）：粵東「Hakka• 客家」稱謂的出現、蛻變與傳播〉，《全球客家研究》，第2 期，頁1-114；施添福，〈從「客家」到客家（三）：臺灣的客人稱謂和客人認同（上篇）〉，《全球客家研究》，2014 年10 月，第3 期，頁1-110。
註2 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 ～ 179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註3林正慧，《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4 施添福，《淸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硏究》（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局，2001）；吳學明，《金廣福墾隘研究》（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立文化中心，2000）；陳志豪，〈清帝國的邊疆治理及其土地制度：以新竹頭前溪中上游地區為例（1790-1895）〉，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2；Lin Hsin-yi, “The Formation
of Taiwan Society--The Case of the Zhuqian Area”. D. Phi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2.
5 楊彥杰，《閩西客家宗族社會硏究》，客家傳統社會叢書第2 冊（出版地不詳：國際客家學會、海外華人研究社、法國遠東學院，1996），頁217-221。
6 陳宗仁，〈十八世紀清朝臺灣邊防政策的演變：以隘制的形成為例〉，《臺灣史研究》，第22 卷，第2 期（2015 年6 月），頁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