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人卷（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

　　◎魯迅——紹興師爺的家族血統和祖父科舉舞弊案造成的陰影，讓他養成了一種「將所有的錯轉嫁給外界」的偏狹個性。他的創作力在晚年其實早已枯竭，但在勢力的吹捧下，居然變成一代文宗；靠著蘇聯的慷慨與遠見，他在身前身後都不乏大名，也不乏金錢收入。

　　◎陳寅恪——博通古今、精通各種難解語言的他，卻是「一種文化為另一種文化所化之際」，深感痛苦的文化遺民。他透過「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看穿了中國向蘇聯「一面倒」的本質，但他的心卻早已在民初王國維投湖之際便已死去，只能眼睜睜看著洪水淹沒一切。

　　◎余英時——他是擅為歷史診脈的神醫，卻不是擅長物理切片的良醫。失根的他，無法成為陳寅恪般的文化遺民，只能立基於虛幻的文化泛民族主義上，發表一些名重於實的言論，但在現實政治當中卻殊少貢獻。

　　◎李敖——他承襲了父親的五四運動傳統，也承襲了游士世家的德性。游士沒有定性、也沒有精進不止的熱忱與責任感。他們坐在樹枝上，卻想用西方的解構方式把自己的樹枝砍斷。他們所想的只是以名滾名，以利生利。粗製濫造的文字，展現了李敖自戀的本質，但隨著言論市場的開放，他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小，最後只能被淹沒在萬馬齊鳴的巨浪中，靠著一些拼貼文章發揮餘熱。

　　◎張愛玲──直隸舊家與閩粵海洋的血統結合，讓張愛玲一開始就具備了兩種相互衝突卻又互為因果的文化脈絡。但她的祖國不是北洋中國，也不是湖湘閩粵，而是歷經百年條約守護，卻飽受「新中國」破壞的上海自由市。在這裡，她以無心插柳的方式信手寫作，卻讓橫溢的才氣震驚四座。共產黨的文藝團隊看上她的才華，卻只把她當成三流鴛鴦蝴蝶作家，結果遭到她以《赤地之戀》和《秧歌》痛擊，得不償失。

　　繼「晚清北洋卷」和「國共卷」以來，劉仲敬再次將自身犀利的點評，展現在人物的月旦之上。在這本「文人卷」中，劉仲敬主要延續了他在前兩卷中的歷史生態學分析，民國文人在「地方主義／泛中華主義」角力的脈絡下，來探討知識分子和文人的發展狀態。

　　以李敖為例，一般我們談論李敖的時候，總會從他在《文星》時代的思路開始談起，但劉仲敬不同，他從李敖的父親李鼎彝在新文化運動中所受的影響開始，再到李敖的恩主蕭孟能等人的背景，一步步抽絲剝繭，將李家的游士風格用手術刀做了徹底的剖析。

　　又如魯迅，劉仲敬敏銳地看到周家的科場弊案對魯迅造成的陰影，以及他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聯，指出「魯迅之所以暴得大名，其實跟他的投資（或者說投機）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劉仲敬看來，這些民國知識分子都是泛中華主義本身的產物，而泛中華主義衍生出的弱點，並非個人所能改變。正如建築藍圖的承重牆如果有問題，包工頭再廉潔也救不了房客的性命。所以即使如余英時般再有才能，也無法改變虛無的宿命；才能不佳者如余光中，更是只能仰賴政治勢力搏取其地位。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便深陷在所謂「中華」的迷思當中，而輕視「諸夏」的地方主義與小共同體精神。正是這種迷思，斬斷了鄉土根源的知識分子，只能落入虛無與失敗的窠臼之中。

　　透過銳利如手術刀般的史筆，劉仲敬為在這場荒謬卻又無奈的歷史大戲中演出的諸位腳色，一一安排了他們所該有的歷史定位。
 

作者簡介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目前旅居美國。著有《經與史》、《遠東的線索》、《中國窪地》、《民國紀事本末》、《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節錄自十二、以名滾名的游士典型——李敖）

蔣介石政權通過二二八事件、土地改革、接收敵產和經濟國有化，基本剷除了臺灣社會自發形成的土豪或凝結核，為自己帶來的流亡者空出了生態位，否則他們在哪兒都安置不了。滿洲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雖然也會零星使用鐵血的鎮壓手段，但部分出於君主國的保守本性，主要因為缺乏列寧主義的社會工程學機器，在系統性方面達不到同樣的水準，正如國民黨出於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軟弱性，在徹底性方面達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同樣水準。如果沒有這方面的社會工程，一九九○年代以後的臺灣民族主義大概就會在一九六○年代出現了。一九二○年代以後繁盛的日語文學和台語白話文學，在一九五○年代以後出現了斷層。蔣介石政權帶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殘餘文人，在視窗期佔據了這個真空。國民黨政府如果想要抹去日語和台語的影響，就必須借重他們推廣新文化運動發明的白話文，然而新文化運動的無根性和除根性天然導向共產主義，又不能不引起流亡者的深刻恐懼。事實上，這種兩難處境正是國民黨本身的特徵。如果沒有蘇聯，國民黨就不可能取得政權，然而只要有了蘇聯，國民黨就不可能保住政權。這種兩難處境產生了一九六○年代的《文星》雜誌，《文星》造就了作為公共人物的李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