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一部個人史

序

出賣作為一種美德

梁文道

　　一九八○那一年，提摩西．賈頓艾許（Timothy Garton Ash）還是一個在東柏林當交換生的英國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當時的女友安德莉亞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來，把衣服脫光，走到面對街道的窗戶旁邊拉開窗簾，接著又開了足以點亮整個房間的大燈，然後才回到床上。這個舉動似乎沒有什麼太深的含義，頂多是年輕人那種沒來由的浪漫罷了。可是近二十年後，已在牛津大學教授歷史，同時替英國各式報刊撰寫評論及報導的賈頓艾許，卻對這件小小的往事產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懷疑安德莉亞其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安插在他身邊的線人；她那天晚上脫衣服開窗簾，為的是要方便外頭的同夥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這種疑慮，是因為他看到了當年東德國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簡稱MfS，更常為人所知的是其俗稱「史塔西」，Stasi）的一份檔案。這份檔案的封面蓋著「OPK」三個字母，意思是「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戰性個人管制」，根據東德的《政治作戰工作辭典》，它的意思是「辨識可能違反刑法，可能抱持敵意負面態度，或可能被敵人基於敵對目的而利用的人」（德國人似乎對任何事物都能給出精確定義，就連情報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會有這麼古怪的辭典）。此類管制的目的，最簡單的講法，就是要回答「誰是誰」的問題。而關於賈頓艾許的「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就是當局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類似賈頓艾許手上這樣的檔案還有很多，將資料夾豎排起來，可以長達十八公里。這也難怪，史塔西大概是人類史上網絡發展得最龐大也最嚴密的國安機構，其正式雇員就有97000人，非在職的線民更有173000人。若以東德人口估算，平均每五十個成年人當中，就有一個和史塔西相關，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間接為它服務。在這樣的一張大網底下，當年東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謂無可逃於天地間。「史塔西」如此規模，不只蘇聯的「克格勃」（KGB）遠比不上，就連納粹時代的「蓋世太保」也要自嘆不如。東德的這一系統實在堪稱完善，至少理論上它應該很清楚每一個國民「誰是誰」，知道他們在幹什麼想什麼。饒是如此，最後它也還是逃避不了傾覆的命運，這是不是一個教訓呢？這個教訓的第一個意義是，再鉅細無遺的維穩體系原來也無法挽救一個腐敗的體制（掌握一切的「史塔西」當然知道東德的腐敗，它的頭目梅爾克（Erich Mielke）便曾親口對下屬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一個腐敗的國家」）。它的第二個意義是，原來東德幹得還不夠出色，它們的工作應該再聰明一些細緻一些才對。至於哪一個教訓更加重要，這就得看要領會這份教訓的人是誰了。說來奇怪，雖然「史塔西」清楚東德的腐敗，但它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造成腐敗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敗可能還是比普通的權錢交易更加深層的腐敗。那種腐敗就是人際關係與社會道德的腐敗。
　　
　　東德垮台之際，柏林有一大群市民衝向國安部大樓，想要占領這座掌握一切國民資訊因而也叫一切國民恐懼的建築。建築裡頭則是一群手忙腳亂的特工，他們正趕著銷毀最機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絕大部分檔案都被留了下來，現歸「高克機構」（Gauck Authority）管理。這個機構負責保存「史塔西」留下來的檔案並將之分類，允許所有前東德國民調閱有關自己的檔案。

　　後果顯然易見，一百多萬人提出申請，想要看看「史塔西」有沒有關於自己的檔案，其中又有近五十萬人確實看到了這種材料。在這些材料當中，他們就像看老日記似的重新發現了自己，並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謂「人家」，指的是他們的同事、同學、鄰居、朋友、親人，乃至於最親密的伴侶。於是有學者失去教職，因為他曾在過去向當局舉報同行，害得後者失業；有人被迫遷居，因為他曾偷窺狂似的監視鄰家的一舉一動；有些人離婚，因為他的另一半正是當年害他坐牢的「史塔西」線人；更有些人自殺，因為他們的子女發現自己竟然被父母出賣，自此斷絕關係。

　　在這種情形底下，賈頓艾許懷疑起自己的前女友，實在是情有可原。那時他正在牛津攻讀史學博士，論文題目是第三帝國時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為了搜集資料前赴東柏林留學。等他到了之後，便發現歷史即在眼前，遂把關注範圍移向當代。後來他以研究和評論德國及中歐事務聞名，得知「史塔西」密檔公開，自然想要回來查看自己是否屬於「作戰性個人管制」的範疇，同時加深了解他所喜愛的德國，以及看看當局對於「他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取得檔案之後，他以熟練記者的技巧逐一回訪監視過他的線人（也就是他當年的朋友）和負責聯絡那些線人的「史塔西」官員；又以歷史學家的素養細心檢索相關文獻，解釋其中的出入與歧義。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就是《檔案》這本書的主線。它是本奇怪的自傳，在自己的日記和記憶，以及他人的祕密報告筆錄之間穿梭來回。它又是本微觀史述，恰如賈頓艾許自言，為那個前所未見的系統和在它管轄下的社會「開了一道窗口」，令讀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國家」這四個字的實際分量。

　　不難想像這本書以及其他一切近似體驗當中的情緒：發現事實之後的震驚，被出賣之後的痛苦，被背叛之後的不信任，被揭發之後的沮喪、自責與否認。所以很多德國人都說「夠了」，應該停止「高克機構」的檔案公開工作，它已經毀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關係，過去的且讓它過去，歷史的傷口就留待遺忘來修復好了。不過，這並不是今日德國人做事的風格，何況這是個在短短幾十年內經歷過兩次極權統治的國家。包括賈頓艾許在內的許多學者都認為，東德之所以能夠建立起如此驚人的祕密警察系統，是因為它有一個在納粹時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礎，所以德國不認真清算自己的歷史是不行的。中國人總是喜歡比較德國和日本，誇獎前者坦白對待納粹的罪行，卻又總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們近二十年來在處理東德歷史上的細緻（儘管很多德國人還是認為做得不夠徹底）。

　　與其抱怨「高克機構」的做法過火，不如想想這一切問題的源頭。難道沒有它，前東德的百姓，就會繼續擁有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嗎？不，他們很可能只會繼續猜疑下去。就像書裡頭一個老頭的告白：「至少我能立遺囑了。過去我覺得我女婿一直都在密告我，然後我對自己說：媽的我會把房子留給你才怪。但是現在我就能放心了。」除了這個老人，當年到底還有多少人懷疑過自己身邊的人呢？這種事情並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會不存在的。「史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對付自己國民的祕密警察，既祕密又顯眼，它以祕密的行動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種下恐懼的種子。恐懼，乃是這種體制的基石。它的雙重性質要求國民也要以雙重態度來對待它，在表面上愛它愛得要死，在心裡則怕它怕得要死。結果是一群表裡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個體；這就是它的深層腐敗，東德政權大廈的散砂地基。

　　對「史塔西」而言，恐懼不只是用來對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還是吸收線人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賈頓艾許就找到了一個純粹出於恐懼才來監視他的線民。這人竟然是個英國人，一個老共產黨員，在東德娶了太太，住了下來。「史塔西」大概覺得他的身分很好利用，於是開門見山地威脅他，謊稱「他們從西柏林的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這麼一來，他就得藉著合作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則的話，他會被驅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遠分離。

　　又有些時候，恐懼出現的形式並非如此具體。比方說這本書裡頭其中一個色彩最豐富的線人「米赫拉」，面對賈頓艾許二十年後的質問，她坦承自己的恐懼：「私下大家都對他們怕得要死，所以有人藉著閒聊、提供各種無害的細節，以試圖洗刷自己的嫌疑，表現出自己有多麼合作。」這句話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點出了一種更廣泛的恐懼，似乎每一個人都會暗暗擔心體制對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當局眼中到底是不是個危險的人。於是一旦他們真的找上門來要你合作，你反而變得放心了，並且想用積極的表現去換取生活當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類本能需要，正是「史塔西」以及它所捍衛的體制成功的原因。還是這個「米赫拉」，身為畫廊經理，她時時需要出國看展交易，這本是很自然的職業需要；然而，在人民沒有出入境自由的東德，它就成了特權與誘餌。和「史塔西」合作，「米赫拉」可以換取這種在很多外國人看來十分尋常的權利，去美國看展覽，到西歐去開會。和當局合作，得到的並不一定是什麼錦衣華服，不一定是什麼權勢地位；在這種體制之下，合作所換來的往往就只是這樣或那樣的「方便」而已。

　　一旦開始合作，那就是一條灰度無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難知道界限何在，很難把握話該說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太過違背自己的原則與良知。有些線人會試著把「史塔西」要求的報告變成自己「從內部發揮影響」的手段，長篇大論地分析局勢，與負責跟自己接頭的特工探討國家政策的問題。可是到了最後，對方真正關注的其實全是他自以為不重要的「無害」細節，比方說某某人最近在什麼地點說過什麼話，某某人又在什麼時間見過什麼人；他們不必你為國家出謀獻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實資訊，一些能夠讓他們在既定框架下分類整理、詮釋分析的材料。多數線人都以為自己「覺悟」很高，給出來的東西不會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史塔西」將會如何使用和判讀你那些不傷大雅的資訊？「米赫拉」在和接頭人談話的時候便常常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聊天，「以表現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誠的公民、『事無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說的都是一些閒話。或許她從來沒有想到，所有她說的一切，都被如此詳細地記錄成文字」。對方也許只不過是輕鬆地問一句：「你繼女最近怎麼樣了？」她則輕鬆地招出繼女有個西德男友；如此閒散的家常話，可能會帶來她想也想不到的後果。

　　雖然大家活在同一個世界，面對同一組事實，但每一個人理解這個世界和構成它的事實的角度是不同的。「史塔西」這類機構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辨識敵人，找出引致風險的因素，於是他們解讀事實的心態就會變得很不簡單了。賈頓艾許去「米赫拉」管理的畫廊欣賞包浩斯展覽，對這個展覽十分著迷，由是不免奇怪這麼好的展覽為什麼不出畫冊。很自然的問題是不是？可是你看「米赫拉」她們怎麼理解：「這問題的提出暗示，G（賈頓艾許的代號）希望能夠從IMV（線人米赫拉的簡稱）口中聽到，因為文化政策的關係，這種事是不可能的之類的話。」

　　賈頓艾許是英國人，這個身分在「史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壞人」，他就會越看越有「壞人」的樣子，其一言一行全都只會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須專案處理專人負責。於是一場朋友間的暢談打成報告交上去，「史塔西」人員會用慧眼看出它的「軍事作業價值」。賈頓艾許在東德四處走動，找人聊天，有時會透過已識的朋友來結識人，有時以英國媒體記者的名義提出正式採訪，又有些時候則回到留學生的身分；在「史塔西」看來，這種本來很正常的多樣身分（誰沒有好幾個身分？誰不會用不同的身分來對應不同的處境與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賈頓艾許「具有高度嫌疑」。在他們的檔案紀錄裡頭，他們還會把賈頓艾許替之撰稿的英國雜誌主編稱為他的「長官」。看到這個「有非常明顯的上下等級含意」的詞，賈頓艾許不禁感慨：「他們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長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們竟將這種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風平浪靜的海面上讀出雷暴的預示，無事變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個人背後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個行動背後都別有深意。這就是「史塔西」這種機構看待世界的原則。

賈頓艾許在這本書裡表現得相當坦誠。正因如此，讀完之後，我居然感到當年「史塔西」對他的懷疑原來還是有些道理的。因為他就像當年那些典型的西方記者，同情他們在東歐認識的異見份子，在能力範圍內會儘量協助他們。他又是那種典型的公學出身的牛津人，嚮往過有著輝煌傳統而又優雅神的英式間諜生涯，一度報名加入「MI6」（「軍情六處」，英國對外情報單位），甚至因此在英國安全部門留下了「自己人」的檔案。這人分明就想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垮台，而且就連英國相關部門都誤會他是能和他們合作的「朋友」，「史塔西」監控他又有什麼錯呢？

是的，他們沒錯。問題只在於「史塔西」不只監控有嫌疑的外來人員，他們還監控自己人─每一個東德國民。就像曾經引起關注，拍得十分好萊塢的那部電影《竊聽風暴》（直譯為《他人的生活》）所顯示的，這本書裡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被監視，也都可能正在監視他人；於是他們難免就得出賣以及被出賣。被出賣的人，有時候可能只是個侍應，因為服務態度不善，充當線人的客人就把他寫進報告，利用這小小權勢惡意報復。更常見的情況則是出賣身邊的朋友，工作上的夥伴，隔壁家的少年，甚至自己的女婿。一個人該當如何理解這林林總總的出賣？難道出賣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愛情、背叛親情……）也能夠是對的嗎？賈頓艾許注意到凡是受訪的涉外情報人員，皆能理直氣壯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為去外國當間諜，還在傳統的道德框架之內，是無可置疑的衛國行動。可是反過頭來看管自己人的線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對質問，他們往往要不就是否認，要不就是轉移責任。

自古以來，幾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賣看作目的價值體系。尤其中國，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視棄天下猶棄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然，樂而忘天下」，可見儒家絕對不能接受對任何天然情感聯繫的背叛。所謂「大義滅親」，可能是後來皇權時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於少數個案而已。只有到了二十世紀，我們才能見到這麼大規模的告密、揭發、舉報和出賣，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們非但不可恥，反而還很光榮，因為整套價值必須重估，在嶄新的最高原則底下，它們破天荒地成了美德。於是每一個告密者都能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義然的理由，讓自己安心；每一個出賣過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後多年把往事推給那個時代的道德錯亂。